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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2 hours ago

[纯属探讨]魔丸的政治隐喻：从哪吒到反霸权叙事

在当代政治语境中，文化符号往往会在特定历史时刻被重新解读。原本属于神话或娱乐的角色，可能在剧烈的国际冲突背景下被赋予新的象征意义。来自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一句经典台词——「小爷是魔，那又如何？」——正是这样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文化符号。当这句话离开电影叙事、进入当前激烈的地缘政治语境时，它不再仅仅是个体对命运的反抗，而逐渐被一些评论者解读为一种反霸权的存在宣言。

这种政治转译的核心，在于「魔」这一身份的象征性。电影中的哪吒被天界预言为「魔丸」，从出生之初就被贴上灾祸与毁灭的标签。对于陈塘关百姓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尚未成长的孩子，而是一个注定会带来灾难的异端。换言之，身份在行为之前就已经被决定。在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中，某些国家也常常面临类似的符号化处境：它们在全球秩序中的形象往往被预先定义为「问题来源」，其行为被放入既定的道德框架中解读。当一个国家长期被描述为威胁或破坏秩序者时，它在国际舆论中的处境，某种程度上便与神话中的「魔丸」产生了隐喻性的重叠。

因此，「小爷是魔，那又如何」这句话的政治意义，并不在于承认自身的邪恶，而在于对标签本身的反抗。它是一种拒绝接受既定身份的宣言，也是一种对话语权的挑战。当外部世界持续以「恶」来定义某个主体时，这个主体可以选择两种回应方式：一种是努力证明自己并非如此，另一种则是直接反问——即便你称我为魔，我仍然有存在与反抗的权利。这种心理结构，正是许多反霸权叙事的核心。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全球秩序往往由强权主导，而挑战既有秩序的国家则被称为「修正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主流叙事中经常被描绘为不稳定因素。然而，从另一个视角看，它们也可能将自身视为被压制的行动者，认为既有秩序本身具有不公平性。在这种叙事中，冲突不再只是权力竞逐，而被转化为一场道德与尊严的斗争。哪吒的故事正好提供了一个可以投射这种心理的文化模板：一个被视为灾星的少年，最终选择与命运对抗，并以行动重新定义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象征性阅读之所以能够流行，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叛逆英雄形象有关。无论是《封神演义》中的哪吒，还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都带有挑战权威、颠覆既定秩序的特质。这些角色既具有破坏性，也具有解放性的象征力量。在现代语境中，它们很容易被重新诠释为反抗压迫或对抗霸权的文化符号。当政治冲突升温时，人们往往会从熟悉的神话形象中寻找表达情绪与立场的语言，而哪吒恰好提供了一个鲜明而戏剧化的隐喻。

然而，如果仅仅将哪吒理解为反霸权的象征，也可能忽略原故事的另一层含义。在电影叙事中，哪吒的目标并不是摧毁整个秩序，而是证明自己并非命运所规定的「魔」。他并没有推翻天界，也没有建立新的权力体系，而是透过行动改变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意味着哪吒故事的核心并不是革命，而是身份的重新诠释。从这个角度看，「小爷是魔，那又如何」其实并不是一种对抗世界的宣言，而是一种对自我定义权的争取。

因此，当这句话被放入当代地缘政治的语境时，我们既可以理解其象征魅力，也应该意识到其隐喻的局限。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神话叙事所能涵盖的范围。哪吒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个体成长与自我认同的寓言，而国家之间的冲突则涉及历史、经济、战略与文化等多重因素。将两者直接等同，固然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但也可能简化问题。

即便如此，文化符号在政治想像中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神话角色之所以能够在现代语境中反覆被引用，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模式：被压迫、被误解、最终反抗并重塑身份。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个人故事，也容易被套用到国家与民族的自我叙事之中。当某些国家将自身描述为被误解的行动者时，哪吒式的语言自然会成为一种富有感染力的象征。

总的来说，「小爷是魔，那又如何」之所以能在当代政治讨论中引发共鸣，并不是因为它直接描述了国际政治，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心理结构：当一个主体被长期以负面标签定义时，它可能选择以反抗来重塑自身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哪吒不仅是一个神话角色，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镜像。透过这面镜子，人们得以重新思考权力、命运与自我定义之间的关系。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Tuesday

博爾赫斯：默契、交融與頂點的友情

回蕩街頭的樂聲，偶然聯系起來的、使我們傷感的回憶，逐漸加深、達到頂點的友情。我見到兩個用吉他彈奏一支加托舞曲的人，十分默契，仿佛是他們心靈交融的歡快的聲音。（引自:異端的彌撒，見《埃瓦里斯托· 卡列戈詩歌全集》出版前言，31頁，作者: [阿根廷] 博爾赫斯；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品方: 上海譯文新文本；原作名: Evaristo Carriego；譯者: 王永年 / 屠孟超；1.7.2017）

像驅邪似的朝捕犬車狂吠，它喚起我一個鮮明的回憶：捕捉野狗的車子來到時的混亂場面，先是痛苦的吠叫，然後是一群騷動的窮孩子，用吆喝和石塊驅趕另一群騷動的狗，以免它們被套走。（同上）

英國人對匕首的蔑視變得十分普遍，我不由得想起當地的看法：本地白人認為男人之間有死亡危險的斗毆才是真玩意兒。動拳頭只是動刀子的前奏，只是挑釁。（同上）

人們評論作家的真正受歡迎程度時，只根據作家作品中他們所喜愛的部分。（引自 31頁異端的彌撒）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anuary 25, 2026 at 10:44pm

[青年議程·嫣然]價值鏈是價值鏈，不是食物鏈

一個健全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選出政府，是期待政府能制定、執行並監控有效的生產性經濟，以便民間工商業界能安心地根據既定方向創業，發揮出他們最好的想像力提高效能、加強生產、開拓市場、增加利潤，繳交合理的稅金，以讓政府投放回給這個國家的種種發展，包括促進各個官方治理單位的效能。

這樣的設置實際上是現代文明的社會契約，宗旨在於推進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與文化進步。讓各界各司其位、同心共志確保這條價值鏈順暢操作，創造可以造福民間的新價值。

可是，我們看見會生金蛋的企業界，現在居然遭遇到殺鵝取卵的命運。讓大家感嘆自己從建國興邦的價值鏈上墜落，淪為惡法偏差的受害者，在弱肉強食的食物鏈上變成弱方，被逼退場。過去兩三年所發生的企業死亡或出走，除了內部經營因素外，很大程度都是因為對經營環境的信心動搖，對企業前景喪失了期望。

我們不時聽見行業公會訴怨，有者甚至上街抗議，可見這只是冰山一角。經濟是一個國家的命脈，從政者不能對這些現象視若無睹；在位者更不能一心只想著如何贏得下一場選舉，而忘記了體恤民困的天職。

諸位年輕的伙伴，你們在自己的事業或職場上，所接觸或經歷的民困個案，肯定比我們更熟悉相關細節，感受也更強烈。期待大家很快能共同進一步探討這個挑戰，同謀共策，迎難而上。[青年議程]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December 31, 2025 at 9:32pm

[愛墾研創]監獄、修道院、迴廊、洞穴——法治如何在政治暴力的遊戲中完成自身異化

當前總理M質疑首相A所獲特赦的合法性——儘管該文件正是由M本人簽署——而另一位前總理N的赦免卻在司法程序中被否定，民間感受到了「雙標」。不安不是因為對法律條文無知，而是來自一種更深層的感受：法治不再提供確定性與一致性。

這種感受，令人想起 1970 年代土耳其的法庭，以及電影《午夜快車》（1978）所呈現的那種制度性荒謬。不同的是，當年的暴力是赤裸的，今日，則高度專業化、程序化，包裹在「合憲」「依法」的語言之中。

《午夜快車》中有一段極短卻意味深長的場景：角色 埃里希低聲反覆唸出四個詞——監獄、修道院、迴廊、洞穴（Prison, Monastery, Cloister, Cave）。主角比利沉默片刻，最終只回應一個詞：「監獄。」這並非詩意的對話，而是一個高度凝縮的政治—文化隱喻序列，揭示了法治如何在政治權力的運作中被逐級轉化為暴力技術。

一、監獄：法治的起點，而非終點

在理想的法治理解中，監獄是程序的結果；在政治化司法中，監獄卻往往是權力預設的目的。法律程序的功能，不再是裁決真偽，而是為「誰應被關押」提供正當性敘事。

1970年代土耳其的法庭正是如此：審訊完整、程序俱全，卻毫不掩飾其示範性懲戒的目的。判刑不只是針對被告，而是向整個社會傳遞一個訊號——國家仍然掌控秩序。

今日的政治司法或許不再如此粗暴，但邏輯仍在：當結果先於解釋，法治便成為權力的語言工具，而非限制權力的制度。

二、修道院：司法的神聖化與不可質疑性

當監獄需要被合理化，司法便被推向「修道院化」。在這個階段，法律再也無關公共理性，而被包裝為一套內部自洽、不可褻瀆的神學體系。

在修道院式法治中：

法官被視為中立
聖職者判詞成為經文
質疑一致性，就是質疑法治本身

於是，同樣是特赦：

有的可以被反覆質疑其憲制基礎
有的卻被視為「程序已終結」

差異不再需要解釋，只需被接受。法治要求的，不是理解，而是信仰。

三、迴廊：程序正義的無限延宕

比赤裸懲罰更有效的，是永遠不給結論的程序。迴廊正是這種權力技術的完美隱喻。

在迴廊中，你不斷前行：

案件被發回
資格被挑戰
程序被重新啟動

一切都「依法進行」，卻沒有出口。正義不被否定，只是不斷被延期。這類司法不再追求裁決，而是製造一種長期的不確定性，讓政治對手始終處於被審視、被消耗、被懸置的狀態。

這正是當代政治審訊最有效的暴力形式：不是判你有罪，而是讓你永遠可能有罪。 

四、洞穴：真理的顛倒與集體觀看

最終，這一切需要被社會「看見」，卻只能以被允許的方式看見。洞穴呼應柏拉圖：人們所見的是影子，卻被告知那就是真實。

在政治法治的洞穴中：

公眾接收的是選擇性敘事
媒體重複的是技術性細節
權力關係被隱去，只留下程序幻象

因此，民間會感受到不公，卻難以在技術層面反駁；直覺知道出了問題，卻被告知「一切合法」。

洞穴不是無知，而是被制度性地限制觀看範圍。 

五、為何只剩下「監獄」

回到《午夜快車》的那一幕。埃里希試圖以精神隱喻消解現實暴力，把監獄轉化為修行空間；比利卻拒絕了這種轉化，只說：「監獄。」

比利缺乏想像力嗎？不是，他在清醒的抵抗。因為在政治暴力體制中，一旦你接受了那些高級隱喻——

把監禁理解為秩序
把延宕理解為程序
把雙標理解為專業

你就已經失去了命名現實的能力。

監獄、修道院、迴廊、洞穴並非四種空間，而是法治在政治暴力遊戲中被層層包裹、逐步異化的四個階段。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法治的崩潰，而是它在「合憲」「依法」「專業」的語言中，完成了對自身精神的背叛。

當法治不再提供一致性與終局性，它就不再是公民抵抗權力的工具，而成為權力管理公民的技術。

這時代或許最困難、也最必要的，正是像比利那樣，拒絕過度詮釋，只保留對現實最基本、也最不舒服的命名：這不是修道院，不是迴廊，不是真理的洞穴——這實實在在是一座監獄。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December 30, 2025 at 5:04pm

精彩對白：《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

埃里希

別太在意他說的。
在土耳其，什麼都有可能。
他說的是如果他們以「走私」來辦你，
那就會很慘。
但如果他們改成「持有」，
事情就好辦多了。
你甚至可能可以交保。

Erich:

Don'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Anything is possible in Turkey.
He's talkin' about if they hit you for smuggling.
It can be bad. But, if they make it possession.
It's easier. You might even get bail.

埃里希

要是你能交保出來，你就是自由的。
你可以去弄一本假護照，
或是偷渡穿越邊境到希臘。

Erich

And if you make bail, you're free.
You can get yourself a fake passport
or sneak across the border to Greece.

占米

對啦，當然。
繼續做夢吧，看看那會把你帶到哪裡去。

Jimmy:

Yeah, sure. Keep dreamin'. See where that gets you.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December 29, 2025 at 12:19am

Google AI Mode如是說：陳明發博士的「心靈素質學」

陳明發博士（Dr. Tan Beng Huat）1990年代在開發「心靈素質學」時創作的系列內容非常備受好評，當時主要是發表在主流媒體《南洋商报》，2009年以後再發表于愛墾網，其核心思想強調心靈、文化與創意的結合。

以下是陳博士他在心靈素質相關領域中一部分被廣泛閱讀的撰寫內容：

《心靈素質》系列文章：這是陳博士最具代表性的原創內容，専注探討個人內在動力、對工作的投入感，以及如何超越傳統「領導力」或「品質管理」課程的局限，從根本提升人的內在素質。

心靈對話與日記札記：陳博士長期撰寫心靈隨筆與日記，例如《新世紀第一個 25 年札記選》，強調日記不只是記錄活動，更是為了聆聽內在心靈之間的對話。

文化創意與心靈成長：陳博士將心靈素質與創意產業、文化遺產及地方誌結合。例如他關於婆羅洲（沙巴）的歷史與故事撰寫（如《歷史、故事與苦思》），不僅是地理紀錄，更帶有對生命與歷史的深度思考。

愛墾慕課（Iconada MOOC）：他在平台上推廣「愛墾學」，將人文素養與創意經濟結合，探討如何透過提升文化心靈層次來推動永續發展與個人成長。

陳博士的作品多以「心靈與創意的交匯」為主題，讀者可以透過 愛墾網陳明發博士部落格 閱讀更多關於他對心靈修養與文化觀察的深度解析。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December 7, 2025 at 6:19pm

科學哲學的創意基礎～依循塔斯基（Tarski）的觀點，波普爾（Popper）主張我們應將所有陳述所構成的全域集合分為真（T）與假（F）（Popper 1972）。他認為科學的目標，是發現其內容能涵蓋盡可能多的 T、並盡可能少的 F 的理論（解釋），其中理論的「內容」是指所有由該理論在邏輯上所能推出的陳述之集合。這些陳述也同樣可再區分為真與假的部分（即理論的真含量與假含量）。一個好的理論應該能指出新的探索方向，也就是提出我們先前未曾想到要做的觀察。

這種情況類似於：某個領域中所有基本項目的全域集合被劃分為好的與不好的，分別稱為 V 與 V0。如果我們把一個程式的內容視為它的輸出集合 O，而 O 能再分為好的與不好的作品，那麼我們便能說，一個創造性程式的目標之一，就是盡可能產生多的 V（以及盡可能少的 V0）。一個好的系統應該能指出搜尋空間中的新區域值得探索，也就是能發現我們原本未想到要產生的新作品。如果我們接受這個類比，那麼波普爾用來評估理論的準則，也能用來照亮評估創造性程式的準則。

波普爾為一個令人滿意的理論提出了兩個條件（除了該理論在邏輯上能推出它欲解釋的現象之外）。首先，它不能是臨時（ad hoc）的。意即，理論（解釋項 explicans）本身不能同時用作被解釋現象（解釋項 explicandum）的證據，反之亦然。舉例而言，如果 explicandum 是「這隻老鼠死了」，那麼「這隻老鼠吃了毒藥」並不足以作為解釋，若支持它吃了毒藥的唯一證據僅是「它現在死了」。必須要有獨立的證據，例如「老鼠的胃中含有老鼠藥」。因此，不是 ad hoc 的解釋就是可被獨立檢驗的解釋。其次，一個理論必須具有豐富的內容。例如，一個能解釋除了其原本被設計來解釋的特定現象之外的其他現象的理論，其內容更為豐富，因此比不那麼普遍的理論更具價值（即「普遍性原則」）。

將這些準則應用於創造性程式時，若我們把程式 P 視為理論，而把我們希望生成的作品集合 A 視為要被解釋的現象，那麼我們關注的就是 P 的獨立可檢驗性以及其內容的豐富程度。一個被仔細調整過、只為產生特定作品的程式，不能僅因其產生了那些特定作品就被稱為好的程式。它必須具有其他能證明其價值的獨立理由，例如也能生成其他有價值的作品。在程式設計的類比中，這顯然與「內容的豐富性」準則有關：一個程式生成越多 A 以外的有價值作品、且越少毫無價值的作品，這個程式就越好。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爾的準則是普遍適用於所有科學理論的，無論是單一陳述的解釋，還是包羅萬象的理論。因此，它們同樣適用於任何能生成 A 中作品的程式（包括較大型程式中的子系統）。這項類比的結論是：我們應努力讓程式儘可能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任何重新發明既有作品的創造性程式，也應該能生成相當數量新的、有價值的作品。

From: Section～Motivation from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Effect of Input Knowledge on Creativity by Simon Colton, Alison Pease, Graeme Ritchie fr. Informatics Research Report EDI-INF-RR-0055. DIVISION of INFORMATICS, Centre for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ng and Collaborative Systems November 2001， Appears in Proceedings of ICCBR-2001.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December 7, 2025 at 2:08pm

“For any program which purports to be creative, an important question is the extent to which its design (including the algorithms and data it uses) is contrived to produce particular outputs. That is, has the program been ‘fine-tuned’ to generate specific results? Evidence of fine-tuning can affect our perception of how creative a program has been.”

「對於任何宣稱具備創造力的程式而言，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其設計（包括所使用的演算法與資料）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刻意安排以產生特定輸出。換言之，該程式是否被『微調』來生成特定結果？微調的證據會影響我們對其創造力的觀感。」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knowledge input to a program affects its creativity, we first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 kinds of program to which our measures of creativity apply … Following this, we give an overview of Ritchie’s previous work on measuring creativity, and discuss how we will build on these.”

「為了探討知識輸入如何影響一個程式的創造力，我們首先討論那些適用於創造力衡量的程式類型……接著，我們概述 Ritchie 先前關於創造力衡量的研究，並說明我們將如何在此基礎上延伸。」

From: The Effect of Input Knowledge on Creativity by Simon Colton, Alison Pease, Graeme Ritchie fr. Informatics Research Report EDI-INF-RR-0055. DIVISION of INFORMATICS, Centre for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ng and Collaborative Systems November 2001， Appears in Proceedings of ICCBR-2001.

[愛墾研創·嫣然]

在創意研究與文化生產的脈絡中，創作者的「知識輸入」被證明是影響其創意輸出的關鍵因素。創造力並非孤立運作的精神活動，而是深深扎根於創作者此前所吸收、接觸與內化的各類範例、知識與文化素材。正如相關研究所指出，任何自稱具有創造力的系統——無論是人類還是人工智慧——都依賴某種「啟發集合」（inspiring set），亦即創作者創作行為之前的知識基礎或訓練來源。這些輸入不僅構成創作的素材庫，也界定創作者可能生成的觀念範圍。

文獻中強調，若一個創作系統的啟發集合被過度「微調」，也就是其知識輸入被狹隘地限制於特定範例，那麼該系統的輸出往往會過度接近既有模式，進而削弱其創造性的可信度。正如研究者所言：「程式是否被『微調』來生成特定結果，將影響我們對其創造力的觀感。」（“Evidence of fine-tuning can affect our perception of how creative a program has been.”）過度受控的知識輸入，使創作過程更像是既定模板的再生，而非真正的生成行為。

相對地，當創作者能夠在較寬廣、較少被預設框架限制的知識環境中汲取素材，創意輸出便更有可能呈現出不可預期性（unpredictability）與原創性（originality）。研究者明確指出，創造力的衡量必須從輸入出發：「為了探討知識輸入如何影響一個程式的創造力，我們首先討論……」（“In order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knowledge input to a program affects its creativity…”）。這樣的觀點同樣適用於人類創作：創意的生成來自於創作者如何吸收、選擇並重新組織其所接觸的文化資料，而非憑空產生。

綜合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創意並非在真空中產生，而是由創作者與其知識環境的互動所塑形。創作者接收與內化的知識輸入——包括其範圍、品質以及自由度——將直接影響其創意輸出的特性，使其在原創性與不可預測性之間呈現不同程度的表現。這種觀點不僅有助於理解人類創作，也為當代機器創造力的分析提供了基礎框架。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27, 2025 at 11:27am

/ 愛墾學術
《拉契特：黯衣天使》中的權力、科學與情動—從福柯到情動轉折的跨理論分析

引言

Netflix 心理驚悚影集《拉契特：黯衣天使》（Ratched, 2020）藉由描繪 1940 年代精神病院內的「科學治療」，呈現出一種結合冷酷醫療技術與權力控制的敘事。觀眾在觀看過程中，不斷被拉入憐憫與厭惡、期待與驚駭的情感震盪。

本文主張，《拉契特》所營造的恐怖效果並不僅僅來自視覺化的酷刑，而是透過「情動轉折」的藝術策略，使觀眾切身經歷權力的隱蔽運作。藉由結合福柯對醫學與規訓權力的批判，以及近年人文社會科學的「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本文將指出該劇如何揭示「科學治療」的暴力基質，並使觀眾透過情感波動進入對制度性暴力的反思。

理論框架

福柯與醫學化權力：福柯在《臨床醫學的誕生》（1963）與《規訓與懲罰》（1975）中，闡述了醫學與監獄等制度如何在現代社會扮演權力的中介。醫學話語不僅是一套診斷與治療的工具，更是規訓身體、控制偏差與建構「正常」的裝置。《拉契特》所展現的精神醫學，正是此種規訓權力的典型：治療之名即是懲罰之實，醫院成為一個權力的劇場。

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自 1990 年代起，情動研究（affect studies）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新轉向。與符號學或意識形態批評不同，情動轉折強調情感、身體感受、氛圍對社會與政治的基礎性作用。Sara Ahmed、Brian Massumi 等學者指出，情動不是個人內在的心理狀態，而是一種跨身體、跨社會的流動力量。《拉契特》中的影像與敘事設計，即藉由情動的突然轉折（emotional reversals），使觀眾與角色共同經驗制度暴力的侵入性。

文本分析

「治療」的外衣與暴力的本質：在電痙攣療法、冰浴、腦白質切除術等場景中，醫師們以「科學」與「治療」的話語自我正當化。福柯的視角提醒我們，這些操作本質上是規訓機制，用以將「不服從」或「不正常」的個體馴化。觀眾對「治療」二字的預設期待（修復、救贖），在劇情中卻迅速被顛覆為酷刑，形成強烈的情動轉折。這種落差並非單純的敘事衝突，而是一種權力機制如何「在感受層次」運作的證明。

同情與驚駭的連續翻轉：角色往往先被置於極度脆弱的情境（病人渴求救助），觀眾因此生出同情；然而下一刻，他們便被推入非人化的處置。此種從「共情」到「震驚」的情動轉折，使觀眾被迫承受權力所製造的失序與痛苦。正如情動理論所言，這種情緒波動並非只屬於角色個體，而是跨越螢幕、滲透觀眾身體的「情感共構」。

華麗美學與病態暴力的錯位：導演萊恩・墨菲運用鮮豔的色彩、時代感服裝與對稱構圖，將暴力場景置於近乎誘惑性的美學框架中。這種美與惡、愉悅與厭惡的錯位，再度製造情動翻轉。觀眾在審美愉悅與道德不安之間擺盪，體驗到制度暴力的誘惑性與複雜性，呼應福柯對權力「生產性」的理解——權力並非單純壓抑，而是透過製造快感與秩序來維繫。

結論

《拉契特：黯衣天使》並非僅以「恐怖」為目的的娛樂影集。其關鍵意義在於：透過「情動轉折」的藝術策略，觀眾得以切身體驗福柯所揭示的醫學化權力。所謂的「科學治療」在劇中被揭露為暴力的面具，而情感的急遽震盪則使觀眾直接感知到這種制度化暴力的張力。

本文指出，《拉契特》正好位於福柯批判與情動轉折理論的交會處：它既展示了科學話語如何服務於權力，也透過情感動員將觀眾帶入權力作用的感官現場。這種影像美學提醒我們，對制度的批判不僅是知識上的理解，更是身體與情感層次的共同經驗。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ly 25, 2025 at 2:43pm

達馬西奧《當感受湧現時》～～意識使我們知曉到悲傷或快樂、苦難或幸福,感受到尷尬或驕傲,哀悼失去的愛或生命。意識的起源與本質,自古以來深深吸引著人們的好奇心與求知欲。揭開其神秘面紗,一方面對釐清我們人性的根本所在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又對人類全體的認知限度構成了巨大挑戰。在千百年來探尋意識的漫長征程中,有無數理論和作品誕生,但僅有少數是開創性的、突破性的,成為裡程碑式的存在,值得作為新研究的基礎,《當感受湧現時》便是其中之一。

《當感受湧現時》是達馬西奧有關意識在心理層面以及在人腦中如何構建的思考,更進一步說,是討論情緒與感受在構建自我感中所發揮的作用。

國際知名的神經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基於其多年的實證研究，對意識產生的生理機制和意識之於生存的意義提出了顛覆以往主流觀點的、發人深思的新解釋，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回答了以下問題：「我們如何知曉到我們已經知曉？」「我們的意識和個人心智是如何產生『我』這一感覺的？」，並指出「情緒」「對情緒的感受」「對感受的感受」三者的不同與重要功能。

在這本書中，你不僅可以通過達馬西奧的原創理論，認識到感受如何創造了個體的意識，以及它們如何構成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石，還可以通過因種種腦損傷而影響到意識的特殊案例，直接感受到意識其實並非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及其在個體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甚至是那些無意識的時刻中，所發揮的微妙又神奇的作用。

本書作者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 1944)美國南加州大學神經科學、心理學和哲學教授，歐洲科學與藝術學院院士。對情緒、感受和意識的神經過程研究做出了開創性貢獻，被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評為「最高被引學者」之一。

其著作《笛卡爾的錯誤》對神經科學、心理學、哲學、經濟學等學科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因揭示情感在決策中的關鍵作用引起人們的熱烈反響。

(摘自《當感受湧現時——感受如何創造了你的意識》[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作者: [葡] 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出版社: 中國紡織出版社；出品方: 湛廬文化;2022年 8月 1日；譯者: 周仁來/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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