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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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園(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
國內外尚無對文化創意產業園概念的統一界定。在對文化創意產業園概念詮釋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具體實情,嘗試將文化創意產業園的概念界定為:文化創意產業園是一系列與文化關聯的、產業規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區域,是以具有鮮明文化形象並對外界產生一定吸引力的集生產、交易、休閒、居住為一體的多功能園區。
產業園區建設與傳統房地產開發具有部分替代性。而當前國家對傳統房地產項目不斷的進行調控,這也客觀上為產業園區建設創造了更大的經營空間,減少了產業地產的投資風險,提高了園區運營的穩定性和可控性,吸引了更多傳統住宅房地產開發商的目光。金融危機之後,大約有12%的傳統房地產開發商轉投產業園建設項目,從2005年第一次房地產調控開始,則有約30%的傳統房地產商轉向產業園建設開發,二線城市比例稍低。
除了聯東U谷以外,亦有不少企業進軍產業園建設。例如遠洋地產也在大連高調挺進產業園開發,珠江地產、富力地產等國內知名地產商之前都紛紛試水產業地產,不僅如此,連格力電器、美的集團、海爾集團等國內家電巨子也不約而同地打著產業擴軍的旗號大舉圈地,建造自己的產業園區,甚至是像浙江的民間資本也開始將資金投向產業園。
從地方經濟發展趨勢看,產業園區確實逐漸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帶動著區域整體實力提升。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由於產業地產開發及運營剛處於起步階段,開發企業和運營商的經驗不足,加之在開發過程中會面臨地方政府的干預,容易出現過度追求稅收、缺乏對園區系統科學的專業規劃、吸引追求低成本和低稅收的產業進駐等問題,容易引發區域集聚效應差、土地利用效率偏低、企業同質化競爭嚴重、忽視構建產業環境、配套不平衡、產業帶動作用不明顯等諸多問題。
基於產業園開發運營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本報告提出了相關改善方案,主要從中國產業園區建設行業的發展現狀、開發及經營模式、傳統房地產商在產業園建設領域及園區投資運營企業間的競爭形勢等進行分析;由於產業園區作為一個具有獨特吸引力的區域體,具有復雜的雙重屬性。它一方面是相關企業的區域聚集體,表現出一定的宏觀性;另一方面由於其運營方式多為政府投資或規劃,開發企業管理運營,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微觀性。
(一)國外關於文化創意產業園概念的界定
隨著文化創意產業園(簡稱文創產業園)在西方城市的發展,相關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對文化創意產業園概念進行的探討有德瑞克·韋恩提出的文化園區概念,Hilary Anne Frost-Kumpf提出的文化區概念。在德瑞克·韋恩看來,文化園區指的是特定的地理區位,其特色是將一城市的文化與娛樂施以最集中的方式集中在該地理區位內,文化園區是文化生產與消費的結合,是多項使用功能 (工作、休閒、居住)的結合。 Hilary Anne Frost-Kumpf認為文化園區指的是一個在都市中具備完善組織、明確標示、供綜合使用的地區,它提供夜間活動且延長地區的使用時間,讓地區更具有吸引力;提供藝術活動與藝術組織所需的條件,給居民與游客相關的藝術活動;提供當地藝術家更多就業或居住的機會,讓藝術與社區發展更緊密結合。
另外Nolapot Pumhiran和Wansborough&Mageean均將文化創意產業園定義為一個空間有限和具有明顯地理區域,文化產業和設施高度集中的地方。這些集群由文化企業和一些自己經營或自由創作的創意個體組成。園區內特殊活動可包括兒童玩樂的場所、圖書館、開放和非正式的娛樂場地。在這些園區中鼓勵文化運用和一定程度的生產和消費的集中。
(二) 國內關於文化創意產業園概念的界定
在中國,與文化創意產業園相關的概念有藝術園區、創意產業園區、文化產業園區等。由於中國文化創意產業園出現較晚,對文化創意產業園的研究也顯滯後,主要有一些對文化產業集群的界定:祁述裕認為文化產業集群是指在地理位置上相對集中,由具有相關性的文化企業、金融機構等組成的群體;向勇、康小明認為文化產業集群就是在文化產業領域中(通常以傳媒產業為核心),大量聯系密切的文化產業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包括研究機構)在空間上集聚,並將文化產業集群劃分為核心文化產業集群、外圍文化產業集群和相關支撐機構等 ;歐陽友權認為文化產業集群是指相互關聯的多個文化企業或機構共處一個文化區域,形成產業組合、互補與合作,以產生孵化效應和整體輻射力的文化企業群落。
園區內形成了一個包括生產——發行——消費產供銷一體的文化產業鏈。
在這方面,John. Montgomery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他通過對文獻的歸納,並以Temple酒吧, Sheffield文化園區,Hindley Stree,Manchester北部園區等為例,分析、總結出成功文化園區的特征主要體現活動、形式、意義三方面:
活動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基本的前提是文化生產與消費活動的呈現,文化產業的核心內容是創意,而創意靈感的獲得往往來自於與其他同行相互接觸的刺激,在眾多的活動中特別是多樣化文化聚會地點的出現,通常能充分提供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以獲取靈感。因此,集聚地點的設置通常被考慮到文化創意產業園的發展策略中。
建築形式
最適合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活動空間的城市環境應傾向於有一個半徑為 400米,建築平均5-8層,在10米范圍有非常少的街道(包括人行道)。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應該有非常多功能的公共領地。它提供人們聚會交流的空間,也為園區內的交易提供場所,這樣一個區域將具有滲透性。成功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傾向於有幾個具有活躍、滲透性強、臨街地帶的街道,或至少有一些活動的結點,便於人們在其間很容易走動。
意義
文化創意產業園要像物質一樣能存在於人們頭腦之中,也就是說人們參觀之後能形成和保留園區的印象,而這些印象的形成取決於文化園區的活動、風格、形象。成功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應是革新和創意的地方,在設計和欣賞方面經常是超時代的,並且這些超時代理念被帶入園區的建築設計、內部裝飾、甚至重要街道和空間的照明等方面。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應刺激新的理念,成為新產品和新機會能得以開拓、努力嘗試的地方。因此,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意義方面的特征體現具有歷史和發展意義、園區身份和形象及知識性、環境意識等方面。
類型: 國外的劃分
從不同的角度,文化創意產業園有不同的劃分方法。Hans. Mommaas在分析荷蘭5個文化創意產業園時提出,文化創意產業園類型的區分有7個核心尺度可以參考:園區內活動的橫向組合及其協作和一體化水平;園區內文化功能的垂直組合—設計、生產、交換和消費活動具體的混合,以及與此相關的園區內融合水平;涉及到園區管理的不同參與者的園區組織框架;金融制度和相關的公私部門的參與種類;空間和文化節目開放或封閉的程度;園區具體的發展途徑;園區的位置.。Walter Santngata根據功能將文化創意產業園分為四種類型:產業型、機構型、博物館型、都市型 。
1、產業型。這類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園主要是以積極的外形、地方文化、藝術和工藝傳統為基礎而建立的。此類園區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工作室效應」和「創意產品的差異 」。
2、機構型。這種類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園主要是以產權轉讓和象征價值為基礎而建立。其基本特征是有正規機構,並將產權和商標分配給受限制的生產地區。
3、博物館型。這種類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園主要是以網絡外形和最佳尺寸搜尋為基礎而建立。園區通常是圍繞博物館網絡而建,位於具有悠久歷史的城市市區。其本身的密度能造成系統性效應,吸引旅游觀光者。
4、都市型。這種類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園主要是以信息技術、表演藝術、休閒產業和電子商務為基礎而建立。通過使用藝術和文化服務,賦予社區新生命以吸引市民,抵抗工業經濟的衰落,並為城市塑造新的形象。
中國的劃分
由於文化創意產業園在中國的發展還處於胚胎期,因而對其的分類很少。結合中國實際情況,主要從區位依附、園區性質等方面對文化創意產業園的類型進行劃分。
1、按區位依附劃分為4種類型:
(1)以舊廠房和倉庫為區位依附。城市中被廢棄的舊廠房和倉庫,因其寬敞明亮的空間及廉價的租金,或面臨閒置空間再改造的境遇,往往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園的又一滋生之地。國外許多成功的文化園區就是以舊廠房和倉庫為區位依附的。中國較早出現的大山子藝術區依托於北京朝陽區酒仙橋路798工廠的老廠房。上海近些年成長起來的創意產業園區絕大部分也是由舊廠房和倉庫改造而成。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創意產業園區,位於上海20世紀30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廠群;建國中路10號的「八號橋」創意產業園區,位於上海汽車制動器公司的老廠房。這些創意產業集聚區,利用現有建築創造了創意產業發展的平台,又保護了歷史文化財產,是文化產業與工業歷史建築保護、文化旅游相結合,建築價值、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相結合的良好典范。
(2)以大學為區位依托。大學作為技術的發生器,可以不斷開發新的科技;同時它又是各類人才的聚集地,不但培養人才也吸引著各領域最優秀的人才;大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區,是一個提供多元文化的場所,大學往往成為創意的中心 。因此,依托大學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也就成為一種重要的途徑。如上海的楊浦區赤峰路建築設計一條街依托的就是中國著名高等學府同濟大學,上海長寧區天山路時尚產業園依托的是東華大學和上海市服裝研究所,正在建設中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園及TCL(廣州)文化產業基地都是以大學為區位依托的。
(3)以開發區為區位依附。這類文化創意產業園主要是以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為區位依附。因為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內高新技術產業發達,高校、科研機構、高科技企業聚集,科技與文化相結合的智力型人才眾多,最適宜發展文化與科技結合的文化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區都有著大量的信息產業,這些產業跟文化產業能夠實現很好的融合。屬於此類型的有位於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內的中關村創意產業先導基地;位於大連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國家動畫產業基地;位於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內的張江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基地等等。
(4)以傳統特色文化社區、藝術家村為區位依附。屬於這種類型的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依托一些傳統的文化區域,在這些區域文化底蘊深厚,文化氛圍濃郁,利於開發特色文化產業產業園區。如四川德陽三星堆文化產業園、北京高碑店傳統民俗文化創意產業園等等。第二種是依托位於城鄉結合部的一些藝術家村,有些是屬於創作型的園區,如北京的幾個畫家村;有的則已形成產業化運作,如位於深圳特區郊邊龍崗區布吉鎮的大芬油畫村等。
2、按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性質劃分為5種類型:
(1)產業型。一是獨立型的。園區內,產業集群發展相對比較成熟,有很強的原創能力,產業鏈相對完整,形成了規模效應。如深圳大芬村,以繪畫藝術為主,也已經形成一定的產業鏈條,及規模效應,但原創能力不強,而且這是中國此類文化創意產業園普遍存在的問題。二是依托型的。依托高校發展,也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鏈條。如上海虹漕南路創意產業園,同濟大學周邊的現代設計產業園區等等。
(2)混合型。這種類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往往依托科技園區,並結合園區內的優勢產業同步發展文化產業,但園區內並未形成文化產業鏈條。如張江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基地、香港數碼港等。
(3)藝術型。這種類型的園區也是創作型園區,原創能力強,但藝術產業化程度還較弱。國內最有名的藝術園區有北京大山子藝術園區、青島達尼畫家村等。
(4)休閒娛樂型。這類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主要滿足當地居民及外來游客的文化消費需求。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的新天地、北京長安街文化演藝集聚區等。
(5)地方特色型。如北京高碑店傳統民俗文化創意產業園、潘家園古玩藝術品交易區等。此外,按照影響范圍來分又有國際型、國內型和地區型;還可按園區最初的形成分為自發形成和政府運作形成的文化創意產業園。由於文化創意產業園在中國還是一新生事物,發展變化快,園區類型之間的界限並不是很明晰,在這進行的類型劃分僅是根據當前的一些情況進行的劃分,今後隨著城市文化創意產業園發展逐漸成熟,園區類型的劃分將會進一步完善。
規劃
文化創意產業是下一波房地產的概念,也就是用文化創意產業來帶動房地產的開發。文創產業所帶動房地產的特色就是復合性及大規模。
特點
複合性,指的是它的綜合性,可能包括了設計,商業,傳產,交通,物流,農業,旅游,教育,工業,餐飲及住宅。也就是把以前的住宅,工業,農業,旅游,教育,傳產的開發,綜合在一起,形成一個超級綜合開發體。
大規模,就是因為它的綜合性,他是一個超級綜合開發體,所以規模特別是土地面積都會很大。動輒幾千畝甚至上萬畝,幾乎就是新市鎮,新市區的開發。
要點
1.綜合性的關聯
綜合的目的是要能彼此呼應,互相拉動。所以各個單項產業與其它產業要能夠聯動,比如一個工業生產區,就必須跟物流密接,而物流又需跟交通密接。而生產區也需跟住宅密接,以提供人員的生活起居,生活區必然要跟交通,商業密接。同時生活區也會跟設計,餐飲密接。如何讓整個產業區內的各個分項區獨立而聯動,必須詳細的規劃。每個產業區的條件與主題概念不盡相同,所以關聯方式也會不同。 [1]
2.交通流線的安排
交通永遠是一個開發成功與否的前提,而且交通流線不但是各個分區的分隔線,也是連接線。當然按照交通流線的設計,還要細分主次干道,穿越聯通道的分別。
3.土地面積的分割
所謂分割,一是代表面積大小,二是代表土地使用的強度。面積是二度空間的大小,強度是三度空間的使用。這裡面也牽涉了都市風貌包括天際線的設計。三度空間也是建築容積的計算,對於各個分區的使用強度制約,也是開發的最終收益的計算基礎。
4.主題的設定
雖然都是文化創意產業,但是仍然應該要有主題也就是特色。主題特色的設定可能是順應現有的主客觀條件,比如原來當地已經有某種主流產業,或者原來已有一個歷史文化傳統,這些是主觀條件,比如附近已有旅游景點,交通要道等,這是客觀條件。沒有主客觀條件的,也可以創造一個主題,比如有的以台灣為主題,有的是以台灣創意,台灣特色為主題。也可以用綠色建材產業為主題,太陽能產業為主題。或者以設立設計中心,特殊教育學校為主題。
5.啟動區的規劃
由於是一個超級綜合區的開發,如何啟動變成非常重要的一環,啟動區要能夠有帶動的能量,牽涉到號召力與資金鏈的拉動。這裡其實就關聯到主題,啟動區應該就是整個產業區主題的啟動。啟動區要能夠投入以後,迅速產生回報,不論是直接的比如銷售房地產,或者間接的,比如吸引更多更大的企業的進入產業園,迅速將土地開發進入生產區。
6.開發的順序
這裡其實已經包括了啟動區,只是啟動區是唯一的,但是之後的開發就不是唯一的選擇。之後順序,應該要考慮到前面說過的關聯性聯動性,還有就是資金鏈的連接性。順序的考慮一方面要能夠按部就班又能快速,但是也要考慮前期價值與後期價值的平衡。前期的土地要能夠位置優但是又不能太貴,才能吸引人快速投入。但是後期的土地如果都是位置較差的,可能會後繼無力,或者無法享受到開發成熟的結果。順序也牽涉到土地的定價策略。(百度)
Sasar Lipis sebagai UNESCO Global Geopark menjelang 2026-MB Pahang
KUALA LIPIS - Kerajaan Pahang menyasarkan Lipis yang dimasyhurkan sebagai Geopark Kebangsaan hari ini mendapat pengiktirafan Pertubuhan Pendidikan, Kebudayaan dan Saintifik 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UNESCO) Global Geopark (UGGp) menjelang 2026.
Menteri Besarnya, Datuk Seri Wan Rosdy Wan Ismail berkata, pengiktirafan sebagai Geopark Kebangsaan yang ke-11 negara itu berkuat kuasa pada 9 November lepas, iaitu setahun selepas kerajaan Pahang memulakan usaha untuk mendapatkan pengiktirafan tersebut.
Pengiktirafan itu menjadikan Lipis Geopark yang berkeluasan 5,408 kilometer persegi iaitu meliputi keseluruhan daerah Lipis, sebagai Geopark Kebangsaan termuda dan terbesar di Malaysia buat masa ini.
"Pelaksanaan Lipis Geopark adalah selari dengan draf perancangan Blueprint Pahang Destinasi Warisan Dunia 2024-2028, untuk menjadikan Pahang destinasi bertaraf dunia bagi pengiktirafan tapak berjenama UNESCO di bawah kategori Tapak Warisan Dunia (WHS), program Manusia dan Biosfera (MAB) dan UGGp," katanya.
Wan Rosdy berkata demikian semasa berucap pada Majlis Pemasyhuran Lipis sebagai Geopark Kebangsaan di Taman Negara Sungai Relau di sini hari ini, yang turut dihadiri Timbalan Menteri Sumber Asli dan Kelestarian Alam, Datuk Seri Huang Tiong Sii.
Yang di-Pertuan Agong, Al-Sultan Abdullah Ri'ayatuddin Al-Mustafa Billah Shah berkenan mencemar duli menyempurnakan pemasyhuran itu.
Selain itu, Wan Rosdy berkata, antara kawasan yang diangkat sebagai tapak Geopark Kebangsaan itu ialah Galeri Aspirasi Lipis Geopark, Geotapak Bernilai Kebangsaan dan Geotapak Bernilai Geopelancongan, dengan setiap satunya mempunyai sejarah yang boleh diceritakan kepada pelancong.
"Saya diberitahu terdapat bukti perlanggaran dua benua kecil iaitu Malaya Barat dan Malaya Timur di daerah ini lebih kurang 200 juta tahun lepas yang membentuk Semenanjung Malaysia seperti hari ini.
Al-Sultan Abdullah berkenan mendengar penerangan daripada Pengarah Bahagian Reakreasi Alam Semulajadi, Perhilitan Semenanjung Malaysia, Haidar Khan Makbol Hassan (kanan) ketika mencemar duli berjalan melalui Treetop Walk, Taman Negara Pahang, Sungai Relau selepas menyempurnakan Majlis Pemasyhuran Lipis sebagai Geopark Kebangsaan di Taman Negara Sungai Relau di sini hari ini. Foto Bernama
(18 Januari 2024; sinarh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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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服飾文創
如果你不曉得東馬有哪些原住民、擁有哪些服裝特色和傳統文化,不如就透過這些惟妙惟肖的婆羅洲娃娃,來認識和欣賞東馬美麗的多元文化吧!
伊班(Iban):(左)伊班族女性上身披著的披肩(Marik Empang),由彩珠和布球制成,絢麗多彩,腰間纏著銀腰帶和銀裝飾,舞動時銀飾互相敲碰,發出悅耳清脆的叮當聲響。(右)慶祝豐收節時,伊班族男性一般會戴上由犀鳥羽毛制成的羽冠,上半身披著厚披肩(Gagong),下半身以花紋美麗的編織布料遮蓋, 手持盾牌(Terabai),造型十分英武。
伊班(Iban):由於地緣關係,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伊班人,有著不同造型的傳統服飾。圖為居住在Skrang的伊班族女性服飾和巴當艾(Batang Ai)一帶的伊班族男性服飾。
居住在拉讓江(Batang Rajang)一帶的伊班族。
衛斯理自小在砂拉越長屋社區的大環境下長大,大學畢業不久就開始在馬航擔任空服人員。盡管在這11年間,他到過許多國家,接觸花花世界,卻絲毫沒影響他對自身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維護傳承的熱情。
衛斯理靠網絡自學縫紉技術,身上富有民族特色的衣服就是他親手縫制的。
每年的6月1日,他和家人一定會慶祝伊班人的重大節日——豐收節(Hari Gawai)。他形容,在這年中盛大節慶,每個人都會穿上不同款式和色彩的傳統服裝,非常壯觀熱鬧。
然而,自2020年疫情暴發,航空業受到巨大沖擊,衛斯理不僅工作和收入受影響,也無法回鄉慶祝節慶。被迫呆在異鄉的他,冒起了制作原住民傳統服飾給娃娃的念頭,將對家鄉的思念,投注在縫制原住民傳統服裝的愛好上。
「那時是5月份,想到豐收節快到了,我就開始制作第一個穿著伊班族傳統服裝的婆羅洲娃娃,當作是在疫情緣故沒法回家的情況下,用另一種方式來慶祝節日。」
當時他把自己的作品上傳到網上,孰料引起不少關注,陸續有好些朋友聯系他,要求定制穿上他們族群傳統服裝的婆羅洲娃娃,就這樣順水推舟般地,衛斯理將其愛好發展成了副業,陸續制作出更多不同的傳統服飾婆羅洲娃娃。
卡達山(Kadazan):卡達山族傳統的黑色民族服裝,點綴著許多珠飾,銀銅色腰帶,金黃色花邊,盤起的發絲顯得清麗優雅。
參考真實傳統服飾,勤上網考察資料
「對我來說,制作婆羅洲娃娃最有趣的地方是,在制作之余,我可以學習到其他族群的文化背景、傳統服飾的特色和背後意義等。」
服飾文化對一個族群來說有著深遠的意義,也是生活的智慧結晶。在開始縫制娃娃服飾之前,衛斯理都會參考和研究大量的資料,盡可能按照傳統服飾的真實樣貌去縫制,不隨意加入自己的設計。
Dayak Salako族:大部分居住在古晉的倫樂(Lundu)地區,擁有獨特的語言和文化。
為了呈現婆羅洲娃娃的傳統服飾,他會先在網上利用谷歌和YouTube來搜集資料,查看該族群的傳統服飾以及裝飾配件背後的意義,然後把照片影印出來,依圖制作婆羅洲娃娃的服飾。
馬蘭諾(Melanau):馬蘭諾族的傳統服裝一般以黑色和紅色作為搭配,並以金飾作點綴。
制作工序繁雜,材料配件細小多樣
衛斯理通常在普通商店購買娃娃。每次制作服飾前,他都會給娃娃「洗澡」,把娃娃臉上的妝容和眼睛全清除掉,待穿上漂亮的服飾,設好發型以後,再給娃娃畫眉、點睛、上妝,給予每個婆羅洲娃娃一雙獨特而美麗的靈魂之窗。他笑說:「有時做不一樣的東西,會讓人充滿驚喜。」
制作婆羅洲娃娃服飾的工序相當繁雜,而材料更是多樣。受訪時,他邊說邊把材料工具拿出來給我們看,單是串珠銀飾,就分為幾十個小格子。
在他看來,尋找服飾配件材料的過程是最困難的,由於每樣物件都十分細小的關系,他必須逐樣檢查和觸摸,才能挑選出大小合適的零件。有些材料買回來後還不能直接使用,必須經過一輪巧思和DIY,弄成特定造型,才能縫制在服飾上。有的則必須用相似的材料來頂替。
制作婆羅洲娃娃服飾的材料細小多樣,單是串珠銀飾,就分為幾十個小格子。
他舉例說道:「伊班族在以前都會穿上使用錢幣來裝飾的服飾,因為錢幣是用銀制成的,穿戴越多的銀飾,就代表越有財富和地位。」由於錢幣體積較大,和娃娃身形不符,便以小巧的鈴鐺來替代。
分享原住民珍貴的傳統服飾文化
他分享,制作婆羅洲娃娃一般需要3至5天的時間,若包括研究服飾、尋找合適材料等過程,往往要耗上兩三星期。大部分的婆羅洲娃娃價格介於350令吉至500令吉之間,依據手工的難易度而調整價格。
內陸居民或烏魯人(Orang Ulu)是居住在砂拉越美裡內陸地區民族的統稱,涵蓋加央族(Kayan)、肯亞(Kenyah)、本南(Penan)等。
由於沒有任何本地原住民服飾娃娃可作參考,衛斯理起初在制作娃娃服飾時,都是靠自己研究、反復嘗試和摸索,長時間下來,才真正積累自己的一套制作方法和技巧。
砂拉越馬來族群婦女在出席婚禮或盛大節慶時,都會披著美麗的馬來刺繡頭巾或圍巾(Keringkam),凸顯高貴優雅的一面。
至今,衛斯理制作了超過200個傳統服飾婆羅洲娃娃,涵蓋本地15個族群、超過20種不同的傳統服飾,不僅限於婆羅洲,也包括馬來西亞半島地區的族群服飾。
每每完成制作,他都會把婆羅洲娃娃的照片上載到臉書和Instagram,同時不忘分享傳統民族服飾的知識,希望讓更多國內外的網友能一同欣賞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好好認識這片國土。
雖然經營客制婆羅洲娃娃的副業已有一段時日,但他表示,目前仍沒打算制作外國民族服飾的娃娃,希望能專注於制作本地族群的傳統服飾,發掘更多本地鮮為人知的族群和文化。
他笑說:「捕捉本地的人事物,是很有趣的事。」
在他看來,婆羅洲娃娃不只是玩具,它更像是一個媒介或一種方式,來幫助他傳達他想表達的重要信息,同時守護這些有可能消失的傳統服飾和文化。
「我想向大馬人帶出的重要信息是,本地擁有許多不同的族群和文化,才會組成現今的馬來西亞,創造出和諧的環境。」唯有互相認識,理解和尊重其他族群的宗教文化,才能創造出更團結、更美麗的馬來西亞。
(5.10.2022 星洲日報副刊 - 東西;記者蒙慧賢;攝影蔡偉傳;原題:身穿原住民服飾的婆羅洲娃娃)
白慧琪·北根:兩代首相耕耘的腹地
北根是位於彭亨河口的小鎮。
老樹盤根。那神似一窩蛇蟒的樹根,在看不見的地底輻射擴張,抓牢泥土。那粗壯的樹榦,可能也想不起自己纖細時的模樣,就那樣不斷肥大,高舉臂膀,長出茂密枝葉。於是,底下的人得到樹蔭,他們灌溉着不願老樹枯去,共生共存。
馬來西亞第15屆全國大選掀起帷幕,翻開政治人物面譜,不少老面孔都是盤踞一方的老樹,在政治老巢盤根三四十年。例如,敦馬在古巴巴素(Kubang Pasu,1974-2004,2018年復出政壇轉戰浮羅交怡)、東姑拉沙里在話望生(Gua Musang,1986至今)、慕尤丁在巴莪(Pagoh,1978至今,除1986至1995年出任柔佛州務大臣)。
別忘了彭亨北根(Pekan),納吉接過父親敦拉薩衣缽,直到本屆大選入獄無法參選才中斷。還有檳城的峇東埔(Permatang Pauh),1982年起由安華、旺阿茲莎和努魯依莎一家3人先後當選,是安華家族的政治老巢。
老樹為何盤根?難道,樹大好遮蔭?
“以前的選舉是貼poster(海報)的,印有人像,貼在樹上。”請北根列聖宮主席鄭德隆憶當年,他說已故敦拉薩也會像現在的候選人在選舉前後來拜票、謝票。79歲的鄭德隆是土生土長的北根人,活躍於鄉團、華教和馬華公會。他依稀記得敦拉薩拜票時,呼籲華人一定要支持聯盟(國陣的前身)。
鄭德隆的辦公室有面牆,貼有很多照片和剪報,不難看見前任國會議員納吉的身影,有主持動土儀式、巡視火災災場、新春撈生……“北根最迫切的就是華小,當時還是木板建築物。我們申請,經過3次大選才批准。”鄭德隆也是北根中華小學董事長,每次納吉回選區,他都會代表提呈備忘錄,終於在2008年獲批興建3層樓校舍。
鄭德隆辦公室的牆上有許多照片和剪報,都可看見納吉的身影。
一面牆,大概看明白納吉與北根華社的關係。或說,選民與國會議員的供需關係。
北根位於彭亨河出海口,從關丹取道聯邦3號公路,南下車程約1小時。行經跨河的蘇丹阿布巴卡大橋前,會先經過北根汽車工業城,還能瞧見載滿馬賽地的運輸羅里出入。穿過工業區、甘榜往海邊前進,就是馬來西亞彭亨大學的主校園。跨河來到小鎮中心,怎麼都比不上關丹熱鬧繁忙,竟也進駐了6家銀行。
北根是拉薩家族的政治老巢,在敦拉薩、納吉父子兩代人手上經營超過半世紀。11月1日國陣公布第十五屆全國大選候選人,備受矚目的第三代莫哈末尼查並沒有重演父親代父守土一幕,只是出征轄下柏拉姆再也(Peramu Jaya)州選區。
鄭德隆的舊店鋪遭遇火患,納吉夫婦巡視慰問。
敦拉薩出生北根,故居高腳木屋已改建成博物館(目前整修,暫不開放)。他自1959年當選國會議員,連任4屆,並於1970年出任第二任首相。1976年,他因血癌病逝英國倫敦。國席隨即補選,當時年僅23歲的長子納吉代父上陣,不戰而勝。此後46年,納吉共擔任10屆北根國會議員,除了1982年那一屆棄國攻州出任彭亨州務大臣。
原本平步青雲,1999年大選,納吉卻僅以241張多數票慘勝。據當地記者回憶,納吉當時鮮少到選區走動,出席活動也讓當地民眾久候多時。低空飛過,算是選民給予他最嚴重的一次教訓。
小鎮不大,卻有6家銀行,其中兩家在巫統大廈樓下。
2004年大選,選區重劃,北根划有柏巴(Bebar)、珍妮(Chini)、柏拉姆再也(Peramu Jaya)和浮羅馬尼(Pulau Manis)4個州選區,面積非常龐大。除了小鎮北根,區內還有墾殖區、原住民村落和軍營,都是國陣的票倉。此後,納吉在內閣繼續高升,擔任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和副首相,並於2009年接任我國第六任首相,也是北根出產的第二位首相。
後來的事,你我都知道了……
北根發展由納吉而起,選民:沒得嫌!
活躍當地華社的鄭德隆,經歷過拉薩家族兩代人前後擔任該區國會議員和一國之相。他說,1970年代整個國家都在發展,還輪不到小地方。到了2000年代納吉成為內閣部長、首相后,北根的發展才蓬勃起來。
他細數,納吉在任時撥款10萬令吉建廟,還曾來巡視建築工程。北根鎮上的眼鏡店、腳車店生意量大增。因為北根範圍廣大,鄉區學童要驗眼,選區服務團隊便安排他們到鎮上眼鏡店。鄉區地廣小孩上學需要腳車代步,那就向鎮上腳車店下訂,直接一羅里送去。逢年過節,舉辦樂齡茶敘,出席者可獲得敬老紅包200令吉。
納吉與馬華區會成員一起新春撈生。
暴風雨來襲,不一會兒鋅板、洋灰等等建材立即送到,即刻修建。鄭德隆的舊店鋪曾遭火患,納吉和夫人羅斯瑪到場巡視。他記得納吉慰問他,“鄭先生,火災是怎麼發生的?”
北根國會議員服務處就位在跨河大橋橋頭,民眾可以到那兒陳情。哪些事呢?他說起朋友孩子的例子,拿到政府獎學金,卻被分發到日本的輻射城福島。他們到議員服務處陳情,“minta sokong(尋求支持)”,結果成功更改分發到另一間學校。
可是納吉貪污失信罪成入獄了呀?“搞政治的10個,10個貪污的。不貪污的不搞政治。”鄭德隆這番話也是許多老一輩人的觀點,“至少做了幾樣東西,對我們華人很有意思。”他指的是納吉在擔任教育部長時,廢除了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條文。該條文規定教育部長有權在認為適當的時候把國民型小學(即華小和淡小)改為國民小學。“沒得好嫌,雖然他是貪污,可是沒得好嫌啦……”
納吉常turun padang親民,青年受領袖魅力感召
從小鎮商圈往河邊走去,經過巴剎、小販中心,不少家庭一家老小在河堤用餐。河堤立有告示牌,寫明河堤廣場於2017年建成,全長4.8公里,防治河水泛濫,又可充休閑用途。在對面開檔的小販哈茲拉(Hazira,34歲)說,河堤建好後就沒發生水災了。
河堤建成后,北根免於河水泛濫。
“應該是我19歲的時候吧,那年發生大水災。”哈茲拉回憶,親眼見到納吉是在疏散中心,“他親自來看我們,沒想到隔了三四天,他又來了。”在他印象里,納吉時常turun padang(下場),火患、水災后他都會前來慰問災黎。
談及納吉下判那天,他說母親非常難過。“我啊?沒什麼,就這樣啰……”
哈茲拉印象中納吉勤勞“下場”,曾見他一周內兩度到訪疏散中心慰問災黎。
巫青志工阿迪拉(Abdillah,34歲)當然不這麼認為,下判那天他非常難過。他可是因為納吉的“卡里斯瑪”(Charisma,領袖魅力),受到感召才加入團隊的。
他是道地北根人,說是從小看到納吉團隊提供各種服務,所以長大后參與其中。“我們的倉庫有很多奶粉、輪椅、病床,很多物資。民眾有需要我們馬上就能提供。”一說到選區服務,他起勁分享,除了國會議員服務處,還有以納吉母親為名的敦拉哈基金會(Yayasan Tun Rahah)。“有需要的人可以來登記申請,我們核對資料后還會做家訪。”
阿迪拉受到納吉的領導魅力感召,加入服務團隊。
他語帶驕傲,“假設有人要到吉隆坡看眼睛專科,他來預約,我們會送他到吉隆坡的醫院,在那裡等他看完診,再送他回來北根。”那麼全套的服務,實在忍不住問他是否有受薪。“當然沒有啦,我們是志願者啊!”一旁的同伴噗哧一笑,似是不滿自己的熱心被輕蔑了。
敦拉薩是墾殖區發展推手
“納吉貪污罪成”,把這個問題拋給受訪選民,多半不置可否,似是不願或不知該怎麼說。然而,納吉入獄對北根選情似是沒有多大影響。巫統北根區部資源本就充沛,距離提名日還有一周,每兩三公里就能看到國陣的競選行動室。就連70公里外的珍妮墾殖區(Felda Chini)也一樣,人煙稀少的路上突然冒出一間行動室。
墾殖區向來被視為國陣票倉。其實,墾殖區發展計劃便是敦拉薩一手推動的,從甘孟(Gambang)前往珍妮墾殖區的聯邦12號公路,就叫敦拉薩大道(Lebuhraya Tun Razak)。
70公裡外的珍妮墾殖區,也屬於北根轄下。
珍妮是廣袤北根國會選區內其中一座墾殖區,位於珍妮湖附近,位在油棕園裡。52歲的墾殖民德克(Deq)說,以前都是木板屋,近15年來(也就是納吉升任部長、首相后)才慢慢發展。“過去幾年齋戒月,他都有來我們這裡開齋。”
商店員工阿米魯(Amirul,37歲)也說,納吉勤勞下場(turun padang),即便有時只是短暫逗留15分鐘至1小時。問及選區服務,他和同事們都說,墾殖區有議員代表,有事都能相求。問他們目前最迫切關心的是什麼?“水供啰,偶爾會斷水。最重要的是房屋,我們是第二代墾殖民,大部分都成家了,原本的房子快住不下了。”
阿米魯反映,墾殖區二代、三代家庭日漸龐大,房屋是當地主要問題。
【後記】
此次只是由東至西觀察拉薩家族的政治老巢,並沒有南下柏巴前進原住民區。但以路上看見的國陣行動室密集程度可以預知,老巢不會輕易翻覆。
受訪者舉的例子在他們眼中都是非常“貼心”的貢獻與服務。更何況,納吉是不時露面的民意代表,還替小鎮帶來了工業、大學等大型發展建設。這些“看得見”的人事物就像他的代名詞張貼在選區各處。1MDB醜聞自2015年暴發,至今還是難能讓選民拉升到國家利益受損的格局來思考納吉的功過。
珍妮附近一座禿頭的小山。
也想談談珍妮遊記,目光離不開不遠處禿頭露出紅土的小山。繞近,附近就有一座油棕廠,惡臭難耐,載滿油棕果的羅里正排隊進廠。就近繞去珍妮湖,只見園區已荒廢,四下無人,荒涼得很,叫人不敢下車。珍妮湖水污染議題,可否在候選人的競選宣言內呢?
( 報道.攝影:白慧琪,14.11.2023星洲日報周刊專題;原題:[政治老巢/01] 納吉老巢北根 兩代首相耕耘的腹地)
The Laluan Penarikan
The Laluan Penarikan (Malay 'portage route') were a series of portage routes across the Malay Peninsula.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routes connected the Muar River with the Pahang River. The Penarikan shortened the journey of water vessels sailing between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2]
History
In the ancient times, the rivers Muar and Pahang were nearly connected at a place called Jempol specifically in town of Bahau, in present-day Negeri Sembilan, where the Muar meets the Jempol River. The Serting River, not far from the confluence of the former two, flows into the Bera River, a tributary of the Pahang. The Penarikan allowed trading boats between ports and harbours or plac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like traders from Malacca or Muar could continue their journey along the Muar until they reach Kuala Pahang in Pekan, or Kuala Lipis to continue into Terengganu, Kelantan or Pe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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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Penarikan, the locals help will be required to pull the boats overland. The distance is about 300 meters and because of the action of pulling of boats overland, the route is named Penarikan, which is the Malay word for pulling.
The confluence between the Muar (left) and Jempol Rivers at Kampung Jambu Lapan, Bahau, Jempol District, Negeri Sembilan, is the midpoint of the Penarikan.
The Penarikan could have been discovered circa 14th century, way before the days of the Malacca Sultanate.[3] The Arab merchants were actively trading as well as spreading Islam. When Malacca was discovered, they came to Malacca for trad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asai came to Malacca too to acquire their daily sundries.
Coincidentally, these are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whom they spread the religion to. The Arabs complained to the Pasai about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trading in Siam because of the arduous journey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then on the Straits of Terbrau before they can continue the voyage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owards their destination in Siam. This voyage which take weeks is extremely lengthy and difficult. After listening to the grouses of the Arab merchants, the Pasai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short cut where they could avoid the arduous voyage.
However, they have to pull their boats off shore for a kilometer or so. Learning of this, the Arabs endeavoured to try out this route. One day, the Pasai show this route to the Arabs. First, they sailed from Malacca along the Muar River to reach Jempol River, from where they have to pull the boats on shore for a short distance to get into the Serting River. They then continue their journey along the Bera River to arrive at Kuala Bera from which they proceeded to the South China Sea via Pahang River — and finally to their destination in Siam. (Con't Below)
The Arabs discovered that even though they have to go on land for a part of the journey, it was very much shorter. So from that day onwards, they decided to use this route and the Penarikan became famous ever since.
The Penarikan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between Siam and Malacca. Using this route, the Siamese have launched many attacks against Malacca. A troop was sent to make an ambush. Half of the troop stayed near the Penarikan as backup and the other half attacked Malacca. However, the backup group has another mission, they have to dig a big canal measuring 30 feet by 20 feet in depth, so that they could connect the two rivers, Jempol and Serting River.
A leader of the Siamese army was later buried near the Penarikan. The tombstone was believed to have been transported all the way from Siam. The Siamese leader's grave could still be found near the route, which dates back to 1265.
The Penarikan has also witnessed many significant events in history. The famous Malaccan warrior Hang Tuah, while on the run with Tun Teja, used Penarikan to flee to Pahang. The last Sultan of Malacca, Sultan Mahmud Shah, after the conquest of Malacca by the Portuguese Empire had also used Penarikan to escape to Pahang.[4]
In 1613, a Portuguese officer wrote that he took a boat ride from Muar to Pekan, and the journey took him six days. A map produced in 1598 showed that the Muar River and the Pahang River is connected at a place which is now called Serting in Negeri Sembilan.
The Muar River - Pahang River Penarikan route is a safer rout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or to the Straits of Malacca, because there were no disturbances and threats of piracy that reign the seas.
Apart from that there were also signs of trading activities, whereby goods changed hands at this point. These means the boats from Pahang with the produce they carry stopped here, transact and pick up goods that are east bound and return to Pahang. Similarly, boats from Muar, bringing goods from Malacca and Singapore were brought to the Penarikan, where barter trade occurred. (Source: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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