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9年,晋朝,法顯法師以六十五歲高齡發跡長安,涉流沙、逾蔥嶺,徒步數萬里,遍遊北印,廣參聖跡,學習梵文,抄錄經典,歷時多年,復泛海至獅子國今斯里蘭卡,經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亞而後返國。時年已八十歲,仍從事佛經翻譯。

公元515年 中國南北朝時代,梁武帝蕭衍極力提倡佛法,其聲望因而遠播於東南亞許多崇奉佛教的國家,狼牙脩亦是其中之一,依照《梁書》卷五十四的《狼牙脩國傳》中記載,在公元515年(天監14年),當時狼牙脩國的國王"婆加達多",派使者阿撤多出使南京,拜見梁武帝。並交給梁武帝國書。狼牙脩的使者阿撤多交給梁武帝國書全文記載在《粱書》。

627年正月,貞觀元年,玄奘一人西行五萬里,歷經艱辛到達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取真經,前後十七年,遍學了當時大小乘各種學說,一共帶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經論657部,並長期從事翻譯佛經的工作。玄奘及其弟子翻譯出典75部(1335卷),譯典著作有《大般若經》《心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記述他西遊親身經歷的110個國家及傳聞的28個國家的山川、地邑、物產、習俗等。《西遊記》即以玄奘取經事跡為原型。

公元671,唐朝咸亨二年,唐朝名僧義淨大師曾經由海路到印度取經。由廣州,取道海路,經室利弗逝(蘇門答臘巴鄰旁,Palembang)至印度,一一巡禮鷲峰、雞足山、鹿野苑、祇園精舍等佛教聖跡後,往那爛陀寺勤學十年,後又至蘇門答臘遊學七年。歷遊三十余國,返國時,攜梵本經論約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陽,武后親至上東門外迎接,敕住佛授記寺。公元695年回國,期間極可能曾在同樣信奉佛教的狼牙脩(Langkasuka 吉打/泰南)停留。

1854
11月至1856年元月,華萊士在砂拉越大森林裡走過的探險之旅。


1855 在山都望政府渡假村做客的華萊士,花了三個晚上寫了一篇論文,提出聞名後世的“砂拉越定律”(Sarawak Law)。


2013 紀念華萊士逝世一百週年的特別年份。



照片说明:砂拉越華族與加央族百年前的的樟腦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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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August 4, 2021 at 11:12pm


《海國圖誌》—— 中國有關世界文明最早的百科全書


在清朝林則徐、魏源之前,中國人並不是不知道世界,事實上,早在先秦時代,中國人就知道大九州、小九州,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此後千百年,中國人也通過各種方式與域外文明打交道。只是到了清代,特別是到了康乾盛世,物質上的繁華讓中國人飄飄然,周邊的藩屬也給予足夠的尊重、羨慕,奉中國為“上國”,於是中國人也自以為世界中心,自詡為“天朝”。
(馬勇《欲製外夷者,必先悉夷情》,(2017-08-07 愛思想平臺)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August 4, 2021 at 12:01am


魏源·墻內開花墻外香

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赴鎮江,與被清廷遣戍伊犁的林則徐相會,從後者那兒得到《四洲誌》和大量珍貴的圖表資料,並且遵從林則徐的囑托,開始編撰一部長達百卷、務出己意的《海國圖誌》

此書是中國近代首部較為完備的世界地理書籍,其宏大的篇幅還涉及到世界歷史、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曆法、風俗、宗教等眾多門類,堪稱一部集大成的百科全書。


魏源在《海國圖誌》的序言中闡明了,他編纂此書的意圖和目的:“是書何以作?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他可不想玩什麼炫人眼目的虛招,他編纂此書是要促使國人睜眼看世界,“悉其情節,知其控馭”。

《海國圖誌》確實令數千年拘束於此土此域,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中國人飽飽地開了一回眼界,這種類似於醍醐灌頂的直輸式的啟蒙對於久患自閉癥的國人無疑具有振聾發聵蕩心滌肺的作用。英、法、美、德、俄、意、西、葡、荷、比、日的國情如何?

讀了這本書,中國人至少可以增長一點知己知彼的理性認識。其中,魏源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稱贊可謂不吝其詞,更見出作者取法乎上的政治眼光。他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先進思想即在此書中首次脫穎而出,一鳴驚人。數十年後,梁啟超仍然極口稱贊《海國圖誌》為“不龜手之藥”,肯定它“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則其在歷史上關係,不得謂細也。……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


《海國圖誌》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洋務派、早期維新派和戊戌維新派,是他們奉為圭臬的教科書。這部皇皇大著很快就流播扶桑,日本明治時期的政治改革家吉田松蔭、橫井小楠等人從中所得的借鑒甚至比中國政治家還要多。說是墻內開花墻外香,也並不為錯。


在《翻刊海國圖誌序》中,日本鹽谷世弘甚至為懷才不遇的魏源抱屈含恨,為有眼無珠不識國之重寶的清道光皇帝、咸豐皇帝感到悲哀:“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其君不用,反而資之他邦,吾固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魏源勤於撰述,著作等身,一生共編書著書二十餘種,其中《海國圖誌》和《聖武記》影響至為深遠,它們是那個時代中華愛國者強烈要求變革的先聲,由於外患日亟,清政府過於腐敗無能,好一陣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折騰之後,終於以沈淪慘敗而收場。魏源的藥方夠好,無奈清王朝已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王開林:魏源:強國夢【3】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ly 28, 2021 at 5:11pm


疫情當前:命運共同體

楊光:
《聖經》裏的諾亞方舟和中文的成語“同舟共濟”,都表達了一個類似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即在威脅到整個人類衛生安全的災難和瘟疫面前,人人平等。我們都面臨著同樣的命運,而且有著同樣的焦慮和期望,也就都在同一艘船上。

莫蘭:我們確實應該把全球性的共同體,視為所有人類健康的共同體,因為我們共同存在、生活在這個星球上,分享著相同的命運。現象學家胡塞爾也曾引用諾亞方舟這個意象,來說明地球像諾亞方舟一樣,是贈予我們的禮物。生態學家和建築師巴克明斯特·福勒,曾把地球比作宇宙飛船。這些意象都顯示了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命運。不管我們有什麼矛盾,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才能存活和繁榮發展下去。原題:“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後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考,楊光 德莫特·莫蘭【Dermot Moran】轉自:2020年11月03日 雲南網 / 來源:光明日報)


延續閱讀:

Dymaxion Map

莫蘭:新冠危機 :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ly 2, 2021 at 6:21pm


鍾永有《婆羅洲島與中國》


3000年前東南亞婆羅洲島與中國產生聯系

從廣義的婆羅洲文化乃至於相對狹義而言的婆羅洲中華文明文化,或許早自中國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計起迄今3063年,就逐漸開啟建立婆羅洲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南中國海(南海)商貿活動、宗教傳播、人員往來互動的紐帶關係。


當然,大眾最為熟悉的是其後而來的中國自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計起迄今649年,明朝特使鄭和7次下西洋(下南洋),以及隨後18世紀至20世紀300年間中國南部省份沿海民眾,一批接一批冒險遠渡南中國海“下南洋”到東南亞包括到婆羅洲島(Borneo)披荊斬棘在新天地謀生,融入當地社會定居,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之間產生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還有許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故事。

根據專家學者的史籍史料研究,前往婆羅洲島砂拉越的華人群體幾乎請一色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三個省:廣東省、福建省以及廣西省。

縱觀當時這3個華南省出現社會動亂、人口增長壓力,再加上地理位置比較靠近東南亞,因此東南亞各個地區也就形成中國大陸人員外流,尋找安居樂業新天地的目的地。


專家研究指出,早於公元5世紀初,中國大陸於晉朝(公元265年至420年)時期的東晉(公元317年至420年)僧人法顯,在佛教聖地印度學習佛學取經後,在乘船航返中國大陸的途中,曾經在一個名叫“耶婆提”的地方停留過。雖然無法確定“耶婆提”的確實地點,不過,一些歷史學家相信法顯曾在“婆羅洲”停留一陣子。


宋朝與勃泥建立聯系


而根據中國《宋史》(公元960年至1279年)所記載,公元977年至1802年,有個名叫“勃泥”的王國,曾向中國朝貢。而根據宋代趙汝適所撰《諸蕃誌》“渤泥國”(Po-Li or Po-Ni,公元1225年)所記載,每當一艘外國船舶航經“渤泥”時,船長總是會把中國佳肴饋贈“蘇丹”。若該記載是正確的話,這意味著在中國於宋朝時期,中國和“勃泥”之間就建立了聯系。

根據史料所述,中國的《梁書》(公元502年至公元566年) 最早提到“婆利”、《隋書》(公元589年至公元618年)、《舊唐書》(公元618年至公元906年)也提到“婆利”此名。這三個中國朝代的正史都記述“婆利”於公元517年、522年、616年、630年、669年,曾經派遣特使向中國朝貢。


在出土的許多文物,有助於確定中國早年與東南亞區域之間的來往關係。例如在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曾發現的中國大陸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陪葬陶器。這些出土陶器可能是由外國商賈或旅客們,從中國大陸帶到這些東南亞諸地。

此外,也有歷史學家指婆羅洲達雅族人(Dayak)的裝飾和圖案,與中國大陸周朝末年時期的圖案很相似。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ly 1, 2021 at 8:54pm


中國人在公元前三世紀 與婆羅洲島接觸

因此,一些專家推測中國人早在公元前3世初,或者在更早時期,就開始“下南洋”與婆羅洲島島民往來接觸。

來到了14世紀,歷史記錄顯示較為明朗化。當時,明朝(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早期皇帝采取海洋開放政策,再度與南洋各國加強聯系。公元1405年,明朝三寶太監鄭和(穆斯林)首次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鄭和曾經前後7從次從中國大陸乘船南下,其中兩度據說經過了“渤泥”。

按中國歷史載籍,公元十五世紀期間,馬來群島的統治者曾多次前往中國覲見明朝皇帝。《明史》記載渤泥國王麻拉惹加納(Maharaja Karna)曾於公元1408年謁見中國皇帝。

從中國官方的編年史內容,發現在這期間中國和南洋(東南亞)之間似乎有不少非官方的貿易往來和各種交流接觸。


且看婆羅洲島上的第一個14世紀的露天遺址完成發掘工作。1966712日,在砂拉越河三角洲山都望( Santubong) 的鐵礦區所進行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在望基山(Bongkisan)這個地方發現一堆木炭。而根據陶器年代測定法,可推斷婆羅洲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應該是開始於唐朝(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後期,並相信婆羅洲島上的望基山曾於13世紀因與中國人往來而一度繁榮興盛。

《諸藩誌》和十五世紀的《東西洋考》對12世紀和13世紀的海上貿易有相當詳細的描述。羅幹(J. R. Logan)1848年的《印度群島和東海》寫道:“有證據顯示,在九世紀時就有這種貿易在爪哇進行。如果當時已有這種貿易存在,他們(中國人)可能在極遠古年代,甚至在婆羅洲馬來王國成立之前,便訪問過婆羅洲。”

歷史學者田汝康也認為中國人與婆羅洲長期通商,以及偶而同婆羅洲進行政治接觸的證據,說明婆羅洲在早年時期可能就有一些華人拓殖地存在。


汶萊蘇丹娶華人為妻


關於華人群體與婆羅洲之間的接觸還有其它說法。按《文萊歷代國王系譜》記載,在15世紀時的文萊國第2位蘇丹(公元1435年至公元1450年在位)迎娶“王三呂”(或黃森屏)的女兒或妹妹為妻,而據說王三呂是跟隨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福建人。

還有,率領西班牙船隊環行地球一周的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於1521年航經文萊(汶萊)停留時,曾提及中國的絲綢,度量衡及刻有漢字的錢幣。


按聖約翰在其《東印度群島歷史和現狀》記載,在歐洲人與婆羅洲之間往來的16世紀初,已有華人在文萊定居,並指這些華人從事他們“特別擅長”的行業。

到了17世紀開起,海上貿易活動蓬勃擴展開來,於是,中國大陸華人群體與婆羅洲之間的接觸出現了密切聯系,而從這個世紀開始,掀起了中國大陸華人群體一批接一批大量移居南洋地區的新浪潮,而婆羅洲則是接受大量新華人移民群體的地區之一。

這對於南洋地區的馬來群島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習俗等方方面面發展,都產生一定的影響,乃至於與當地的統治者和原住民群體密切合作交融,同時,華人也與當地達雅群體進行異族通婚,逐漸形成一個多元種族和文化融合情況。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ne 30, 2021 at 9:51pm


鍾永有《華人落脚婆羅洲》

從中國大陸下南洋的華人群,體分批次到婆羅洲諸地區。他們首先來抵達文萊、馬辰(Banjermasin)、坤甸(Pontianak)等地區,人數也越來越多,從事各種商貿、開礦、開墾、種植、養殖等活動。

1608年開始,荷蘭人婆羅洲設立第一商站,並雇用擁有社會影響力的華人,陸續開拓諸如在三發(Sambas)、砂督(Satok)、坤甸、馬辰(Banjermasin)、文萊(Brunei)各個王國的“酋長”(蘇丹)訂立商業貿易協議。這也顯示華人群體比較起歐洲人更早融入婆羅洲這片土地,並落地生根,發揮影響力。

  

到了18世紀期間,華人群體在西婆羅洲進行大規模的貨物例如胡椒、橡膠產品等出口貿易,同時華人為當地居民提供諸如絲綢、印尼棉布、白洋布、陶瓷器等價廉物美商品,可謂應有盡有。

砂拉越明顯和中國早在公元1300年以前便有了直接接觸。不過,由於某種不明原因,華人在砂拉越留下的直接接觸痕跡,到了15世紀中葉便消失無蹤。不過,華人群體卻在文萊的聯系延續了一百年之久,文萊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密切。

因此,華人在婆羅洲沿岸的貿易活動,看來是於16世紀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競爭下才宣告中斷的。縱觀在往後的兩百年中,中國和砂拉越之間便很少來往了。


文萊原本是一個繁榮的貿易港口口岸,文萊王國蘇丹也因與中國之間的商業聯系而富強起來,王國領土版圖不斷在婆羅洲島上擴大,在蘇丹博基亞王朝(Sultan Bolkiah,統治期從公元1485年至1528年)時期達到最巔峰,領土版圖涵蓋婆羅洲島絕大部分土地、菲律賓中南部諸多大小島嶼。

有史學家認為,文萊早期的蘇丹國是依賴中國支持,而得以成立並強盛起來,而早期的蘇丹或許是一個中國大陸華人。

信奉伊斯蘭教的文萊蘇丹王國(Sultanate of BruneiNegara Brunei)的第一位馬來族(Malay)蘇丹(王/國王)是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中國大陸稱他為默哈莫沙(Mohamo Sha),他自公元1368年起成立並統治文萊蘇丹王國,直至1402年逝世。


研究指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原名為阿旺阿臘伯達達(Awang Alak Betatar),他成為“阿旺阿臘伯達達”(Raja Awang Alak Betatar)直至1360年代初改變信仰成為伊斯蘭教教徒,然後迎娶淡馬錫(Temasik)國王的女兒(Iskandar Shah國王或 Sang Nila Utama國王其中之一人的女兒)。淡馬錫是新加坡舊稱,當時文萊把淡馬錫稱作“柔佛”(Johor)

從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的原名“阿旺阿臘伯達達”(Awang Alak Betatar)這個名字來看,穆罕默德沙阿這位蘇丹很可能原為一位佛教徒或興都教徒。他於1371年派遣特使前往中國。按《明史》(書 325)Ming Shih (Book 325)記載,1370年的文萊王是“Ma-ho-mo-sa”,並指其繼承人也擁有佛教徒名字。


這也意味著,在文萊馬來蘇丹王國誕生之前,就已經有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先民在婆羅洲島的前文萊蘇丹國王朝(Pre-Sultanate)這塊土地及附近地區定居或活動了。

後來,由於文萊蘇丹王國發生內訌,王朝家族人事出現了變動,與西班牙入侵者戰鬥傷元氣,再加上隨後英國殖民地政府刻意扶植其新加坡殖民地成為一個全新的商業轉運站,文萊蘇丹國的商港地位和蘇丹王朝開始(19世紀明顯開始),縱使文萊蘇丹當時不歡迎新加坡崛起,可是卻無能為力扭轉文萊王國沒落的窘境,其龐大國土也遭英國人瓜分,納為今日的東馬來西亞的砂拉越和沙巴。 

早期華族商賈對砂拉越的重要性,不在於他們是現今砂拉越華人的先驅,而是他們對當地土著社會所起的巨大影響力。其中之一是華人群體同土著群體大量通婚,這不但讓土著群體擁有華人血統,而且還承傳了華人擅長的許多技藝和文化,即土著傳承了中華文明內涵。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ne 29, 2021 at 11:35pm


鍾永有《羅芳伯建“蘭芳共和國”》

在婆羅洲南部,華人的貿易活動在砂勞越這所謂對華人不利的“黑暗時代 ” (公元1580年至1840年)里,仍然持續著。

到了19世紀中,有數千名華人散居在三發和坤甸一帶,而他們也就是從西加里曼丹移居到砂拉越的第一批華人,即西加里曼丹開拓者羅芳伯客家籍貫後輩群體。羅芳伯在婆羅洲島坤甸建立從1777年至1884年強盛一時,實行大總製的“蘭芳共和國”或別稱“蘭芳公司管轄區”,這也是由中國大陸客家籍貫華人在海外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根據文獻記載,當英國探險家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oke)東來砂拉越時,當下已有一名中國大陸的廣府籍貫人已在砂拉越居住,他就是劉直。劉直1830年前後偕同數名友人,從中國乘搭帆船首先抵達砂拉越的成邦江(Simanggang),然後轉到古晉的砂督。他以種菜和飼養牲畜為生,後來成為白人拉惹布魯克的管家,而後來追隨他的同鄉於1857年積極協助拉惹對付叛亂行動。


砂各籍貫華人各有領袖


且說客家群體在砂拉越安家落戶之後,隨布洛克管家劉直之後而來的新移民,有詔安人、潮州人和其他各籍貫群體的華人。每一種籍貫的華人都有一名領袖當代表人,客家群體為劉善邦、福建籍貫領袖王有海、詔安籍貫領袖田考、潮州籍貫領袖劉建發,被看成華人社會的首領,對於華人事務,白人拉惹征求領袖們的意見或商談。

縱觀二十世紀掀開了砂拉越新一波發展新時代。在這個世紀初,新一批華族移民的新浪潮出現,不斷地湧入砂拉越的拉讓江(Rajang River)流域,推動砂拉越的經濟和教育不斷向前發展。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ne 28, 2021 at 10:46pm


鍾永有《黃乃裳港主開辟詩巫》

這些華族新移民來自中國福州,他們是在具有遠見的領袖黃乃裳率領下,來到為處於拉讓江兩岸也就是詩巫盆地區域,開天闊地,建立詩巫新墾場。 

1900年,黃乃裳從中國福州首先抵達新加坡,並且會見了當地許多華人商賈,其中一位就是他的未來女婿林文慶博士。林文慶告訴他的未來岳父說,白人拉惹正在尋找華人勞工到砂拉越開發墾殖場。

於是,黃乃裳馬上啟程前往古晉,然後由古晉的華人甲必丹王長水介紹他給白人拉惹認識。接著黃乃裳與拉惹查爾斯 • 布洛克,締結了一份包括三十一項條款的協約,把福州人送到砂勞越第3省的詩巫周圍地區去墾殖。

接著拉惹在詩巫地區進行地方勘察,最後他決定以新珠山作為第一個墾殖區的開發地點。


大多數福州籍墾殖民為基督教徒,當他們抵步時,每人分得一個小茶壺、一把鋤頭、一張草席。茶壺是給人泡茶解渴的東西,鋤頭是幹活不可或缺的工具,辛勤自耕自食,生活十分艱苦。

一項於1906年所進行的人口調查,發現在將近1000名南來的福州人當中,只剩下500名,其餘500名或是自行離開,或是死於新舊疾病以及慘遭溺斃或是在莽林失蹤。

詩巫也因為有了黃乃裳高瞻遠矚領導和許多福州先賢犧牲,發展到今天欣欣向榮,而砂拉越的其它地區也在各個籍貫華人群體的群策群力,合作無間,加上與各個達雅人、馬來人等諸友族同胞攜手並肩努力,團結一致,與政府協作,共同開拓砂拉越。


華人在婆羅洲島與各族融合


婆羅洲島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的多元化社會,社會和諧是婆羅洲島各區域社會向前邁進的基石,不僅各個籍貫華人群體應該溝通,打破籍貫主義的無形枷鎖,促進籍貫融合和交流,與此同時,各個種族之間也應去除先入為主的成見,兄友弟恭,加強交流,互相理解。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區域的婆羅洲島早於3000年前,就已經建立起命運共同體的紐帶聯系。華人群體承載的5000年優秀傳統中華文化不僅在婆羅洲島上發揚光大,並也成為婆羅洲島上在地土著文化與來自中國大陸的中華文明文化融合成一體,成為婆羅洲島上一種特有的多元特質。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ne 27, 2021 at 10:39am


何适·福山亭踏靑


其一


驅車直到福山亭,萬冢千墳映草靑。

鬼火年年陰雨夜,可憐幽夢幾時醒?



其二


逢悲露泣幾經秋?宿草芊綿土一抷。

多少無辜埋戰火,憐君猶得傍山丘。



其三


隨處靑山骨可埋,焚黃怪底哭聲哀!

幽魂好自黯泉壤,莫逐深閨夢裏回!

1949年4月8日《南洋商報》“和平·南洋詩壇”

(編按)福山亭,新加坡墳山名,今已不存。

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匯編》



(樟宜八個石大伯公)福山亭簡介


福山亭建廟的歷史悠久,廟內供奉“福德正神”,俗稱“大伯公”,自建廟以來至今已有百多年的歷史了。

福山亭早期為私人土地,華人土葬的墳墓所在地,在樟宜八條石,安了一座福德正神亭,由於神靈顯赫,善信眾多,遂於1906年成立福山亭委員會,組織福山亭大伯公廟,成立至今已有百多年的歷史,大伯公廟在善信的熱心支持下,聲名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委員會成員為:主席陳維明,委員許安美,鄭甘露,林擁等人。在樟宜八條石占有7依格墳地,讓有關人員負責管理。幾年後又在樟宜三百依格置地10依格,經先輩們妥善的管理,逐漸上軌道。

早在80年代末,位在樟宜八條石的大伯公廟,由於被建屋發展局征用,負責人想盡辦法向政府請求,終於在1992年正式被政府分配坐落在菜市巷門牌6號一塊兩千平方公尺的土地,同時聯合建屋局介紹的竹雲宮及福靈宮,依社團法令為準則進行註冊,並在1995年3月2日(乙亥年農歷二月初二)吉日,大伯公升座進宮,稱為“菜市聯合宮”。

今天,我們能親睹這棟華麗壯觀的廟宇屹立在菜市巷,這是大伯公及諸神的聖名得以傳揚,延續四方善信之香火,同時也實現理事同人的心願。

我們也期望這座廟宇不僅是供眾善信膜拜之所,也能為民眾結聚之處,同時也能發揚華族傳統文化之使命,更能為我國增添旅遊勝地。(新加坡菜市聯合宫 網站)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ne 19, 2021 at 8:35pm

曾仁青整理·謝九客家山歌《九伯後生下南洋》(31-32)

(三十一)

客人崇文又重義,九伯生來夠義氣;
喊聲辦學萬人跟,太家斂錢又出力。


(三十二)

斂到滴錢起校舍,又請先生落鄉下;
天文地理都教埋,教書先生愛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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