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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OVEPI 2 hours ago

嫣然：寫在MONDIACULT‘25會議前

MONDIACULT是 Mondi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olicies 的縮寫，源自法語與英語的結合：

Mondia- 來自法語 mondial，意思是「全球的、世界性的」; -cult 則來自 culture / cultural，即「文化」。

所以 MONDIACULT 的字面涵義是「世界文化（政策）會議」。

MONDIACULT 2025
MONDIACULT 2025 Side Event

MONDIACULT：從1982年到2025年的文化政策高峰對話

在全球化、多元化與技術劇變交錯的當代，文化政策如何在國際層級中占據核心位置，是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關注的議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主辦的 MONDIACULT（世界文化政策與可持續發展大會／World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olic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正是文化界、政府部門與民間社群之間的重要對話平台。它不僅關乎「文化是什麼」和「文化的價值」，更試圖把文化納入全球治理與永續發展的框架之中。

名稱解析與性質

「MONDIACULT」這個名稱是由 mondial（法語，意為「世界的、全球的」）與 culture / cultural（文化／文化的）結合而來，故可理解為「全球文化政策會議」。

其設計目的，是提供一個諸國代表、文化決策者、藝術家、學者和民間團體共同探討文化政策與可持續發展交互作用的國際平台。

起初，MONDIACULT 並非一種定期舉辦的會議；它在時間上具有不規律性，常在文化政策議題處於轉捩點或國際共識需要重整之時被召開。從歷史回顧可見：

1982 年，墨西哥（墨西哥城）：首次 MONDIACULT 大會。此時正值冷戰格局下，許多國家在去殖民化、民族認同重構與文化自主性方面面臨挑戰，這次會議首先提出了「廣義文化」與文化政策整合的觀點。

1998 年，斯德哥爾摩：雖然名稱不是「MONDIACULT」，但常被視為其延續與補充 — UNESCO 舉辦「文化政策與發展」會議，強調文化多樣性與資訊社會的挑戰。

2022 年，墨西哥（墨西哥城）：在首次會議 40 年後召開 MONDIACULT＋40，把文化定位為「全球公共財（global public good）」，並提出更制度化的文化政策架構與國際共識。 (UNESCO)

在這樣的背景下，MONDIACULT 在 2025 年的版本被設計為一個新的開始，企圖從過去的不定期模式，走向具有「每四年一次」的週期機制。根據維基百科的整理，MONDIACULT 在 2025 年起擬定位為四年一次的高層文化政策會議。(Wikipedia) 這意味著，MONDIACULT 不再只是偶發的里程碑式會議，而將逐步成為國際文化治理中的穩定節點。

Comment by OVEPI on September 22, 2025 at 10:01pm

管理學中的「詩性智慧」取徑

在管理學裡，傳統研究方法偏重理性主義：數據分析、因果模型、效率最大化。但組織運作其實充滿「象徵」與「隱喻」，這些正是維柯的「詩性智慧」所能揭示的層面：

組織神話：公司創辦人的故事、成功傳說，像是現代版的神話，塑造員工認同。

隱喻語言：例如「我們是一個家庭」、「市場是一場戰爭」，這些語言建構了管理實踐的思維框架。

儀式與象徵：會議流程、獎勵典禮、年度口號等，都是現代組織的「詩性」表現。

方法框架（管理學應用版）

借鑒前面整理的步驟，可以調整成管理學的應用流程：

界定對象

組織故事、使命宣言、領導者演講、員工儀式。

回到詩性起源

分析這些文本或行為如何透過隱喻和象徵創造意義。

解讀隱喻與象徵

例如：把「領導者」比作「舵手」、「戰士」或「父母」，反映不同的管理風格與權力模式。

重建歷史脈絡

研究企業文化如何隨著不同發展階段（創業 → 擴張 → 成熟 → 轉型）而演變。

應用 verum factum 原則

強調「組織文化是人造的」。研究者應追溯它的創造過程，而不是當成自然存在的「客觀事實」。

跨學科詮釋

結合管理學、符號學、人類學的方法，理解文化生成。

反思與應用

問：組織如何藉由「詩性智慧」凝聚員工、對外塑造形象？

又如何避免「神話化」導致僵化或操控？

管理學案例示範

以 蘋果公司（Apple） 為例：

神話起源：史蒂夫·喬布斯被塑造成「英雄／先知」，他的演講與故事就是一種組織神話。

隱喻語言：蘋果經常使用「改變世界」、「與眾不同」的語言，建立文化象徵。

儀式化行為：產品發表會宛如「宗教儀式」，凝聚內部員工與外部消費者的信念。

這正是維柯所謂的詩性智慧：用象徵、隱喻、神話建構組織文化與認同。

管理學相關文獻（可與維柯對話）

Morgan, G. (2006). Images of Organization. Sage. （經典隱喻方法，和詩性智慧高度契合）

Hatch, M. J. (1997). Organization Theory: Modern, Symbolic,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vesson, M., & Spicer, A. (2012). Metaphors We Lead By: Understanding Leadership in the Real World. Routledge.

Boje, D. M. (1991). The Storytelling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Story Performance in an Office-Supply Fir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1), 106–126.

維柯的「詩性智慧」在管理學中，可以轉化為一種 象徵—詮釋方法論，用於研究組織文化、領導神話、隱喻語言與儀式性實踐。它能補足數理與理性分析的不足，幫助我們理解組織的「人文面」與「意義生成」。

Comment by OVEPI on September 6, 2025 at 1:50pm

備註:東盟-新馬紀念活動

東盟多數國家在二戰時是重災區，包括大馬、新加坡和印尼。這回的中國「九三閲兵」大典，印尼總統普拉博沃在天安門上列位第一排，站在俄羅斯總統右則（見圖）。


馬來西亞方面，除了首相安華和多位華團領袖受邀參加了「九三閲兵」儀式，好些社團也分別在各自所在地集體收看實況轉播，感受天安門廣場的莊嚴氛圍。

此前在於 8 月 15 日，位於吉隆坡廣東義山和平公園的「馬來亞二戰人民蒙難紀念總碑」（見下圖），舉行了緬懷儀式。民眾共同悼念二戰期間蒙難的華裔及其他社群，表達「歷史不能忘」的訴求。


同日，在吉隆坡也舉行了一場特別紀念活動，緬懷在抗日戰爭期間擔當志願司機和技工角色的華人群體。他們組成龐大志願運輸力量，支援中國抵抗日軍。儀式由華人團體主導，標志著海外華社對聯結祖國歷史的重要紀念與致敬

6月間，一場以「You Need To Know The Truth」（你需要知道真相）為題的紀念講座在新加坡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舉辦。這場講座特別回顧了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MPAJA,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以及136部隊（ Force 136）的相關歷史事跡。此外，講座邀請了抗日英雄林謀盛（1909-1944）陸軍少將的子女參與討論，強調了歷史真相的重要性與教學意義。

盡管這場紀念講座在新加坡舉辦，但對馬來西亞華社具有較高的感召力，許多相關研究、講述和參與者都來自於馬來西亞背景。

Comment by OVEPI on September 5, 2025 at 11:38pm

愛墾學術：兩岸三地紀念太平洋戰爭結束80週年——從國家敘事到文創實踐的多元文化風景

2025年適逢太平洋戰爭結束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80週年，這不僅是一個歷史節點，更成為兩岸三地在記憶傳承、文化表達以及政治敘事上的重要契機。不同地區在官方活動、民間參與與文創實踐上展現了鮮明的差異，也反映出各自對歷史的理解與面向未來的想像。

一、中國大陸：宏大敘事與文化傳承的結合

在大陸，官方紀念活動具備極高的政治與文化意義。

閱兵與大型紀念大會：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大會，並伴隨盛大的閱兵儀式。閱兵展示了新一代的高科技軍備，包括無人作戰群、激光武器與電子對抗系統，象徵歷史記憶與國防現代化的銜接。

抗戰博物館主題展覽：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推出大規模常設展，展出超過1500張歷史影像與3000餘件文物。展覽結合沉浸式數位裝置，讓觀眾「走入」烽火年代，從中感受戰爭創傷與民族奮起。

文創與和平倡議：配合紀念，出版界推出多部抗戰題材的繪本、影視劇改編小說，以及線上互動遊戲。在國際層面，中國領導人強調「和平發展」與「反對霸權」，將歷史記憶轉化為外交修辭，並呼應當代國際緊張局勢。

大陸的紀念活動體現了「國家力量的再現」，以宏大敘事將歷史與現實相連，透過文創展覽與教育平台推動全民參與。

二、香港：地方歷史與國家記憶的交織

香港的紀念活動既承接國家記憶，又帶有地域文化的特色。

聯展與文物首展：香港歷史博物館與中國國家博物館合作，舉辦「聯合抗戰展：攜手保衛和平」。展覽中包括180餘件展品，其中不少為國家一級文物，是首次在香港公開展出，顯示對香港觀眾的特殊文化意涵。

區域文化聯動：廣州檔案館策劃「港澳台與海外僑胞的抗戰」專題展，展出400餘張歷史照片及50件文物，凸顯華人跨地域的抗戰經歷。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會點，這些展覽同時強調「地方經驗」與「民族共同體」，讓觀眾感受到香港在二戰中的獨特角色。

城市文化活動：本地文化團體舉辦追憶晚會、歷史劇場表演，並透過社交媒體推出短片系列，讓年輕一代以更貼近的方式認識抗戰。香港的紀念模式更注重文化互動與歷史教育，在國家敘事與地方記憶間找到平衡。

三、台灣：以軟文化與生活化文創承載記憶

台灣的紀念活動則顯示出不同於大陸與香港的取徑，更側重於文化創意與民間參與。

城市展覽與公共藝術：國防部與地方政府合作，在台北市多處公交站設置「終戰80週年」主題攝影展，將戰爭影像帶入市民日常空間。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紀念音樂會，並在信義區舉辦嘉年華，結合音樂、裝置藝術與互動展演。

品牌聯動的文創策略：知名零食品牌「乖乖」推出限量紀念包裝，設計融入戰爭記憶與歷史符號，以生活化方式喚起歷史感。其他設計團隊則推出紀念海報、T-shirt、桌遊等，以「寓教於樂」方式將歷史轉化為文創產品。

歷史論述的差異：台灣官方用詞多以「終戰」取代「抗戰勝利」，與大陸的「抗戰」話語形成鮮明對照。政府未參與北京官方活動，但部分學者與文化界人士主動舉辦研討會，討論台灣在二戰末期的處境與戰後轉型。

台灣的紀念文化展現了一種「去政治化、生活化」的方向，文創產品與日常文化活動成為記憶承載的重要途徑。

四、比較與觀察

透過兩岸三地的活動，可以看到三種不同的歷史文化模式：

大陸：國家化、宏大敘事、軍事與和平雙重修辭

香港：文化交匯、歷史教育、區域連動

台灣：文創生活化、軟文化路徑、政治話語差異

三地在同一歷史節點下展現出各自的文化路徑，也反映了歷史記憶如何被「再創造」與「再傳達」。

結語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對華人世界而言，是一段創傷也是一份遺產。八十年後，兩岸三地透過不同的文創與紀念方式，將歷史帶入當代生活：大陸以國家力量形塑集體記憶，香港則透過文化互動連結地方與民族，台灣則以日常化的文創方式保存記憶。這些差異，正好顯示了「記憶不是靜止的，而是隨時代變動的文化工程」。如何在多元中找到共鳴，將決定我們未來如何共同理解這段歷史。

Comment by OVEPI on August 31, 2025 at 1:05pm

Netflix：支持東南亞故事敘述人才

東南亞的電影產業蓬勃發展且前途無量，在過去的幾年裡，東南亞地區在敘事水平和產業規模方面都取得長足進展。人們對劇集制作的興趣加大，開始進行種種嘗試，這意味著行業機會將越來越多，現在正是時候為這個多元化地區的本地編劇人才創建更多學習和分享的論壇。

因此，Netflix 在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 (IMDA) 的支持下，為來自新加坡、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 23 位創作者組織了一場劇集寫作工作坊。該特別活動於2022年 2 月 21 日至 25 日舉行，旨在幫助編劇們提高其劇集創作能力，讓她/他們參加由業內頂尖專家和編劇組織的會議和小組討論。

來自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 20 多名參與者參加了為期五天的在線劇集寫作工作坊。

IMDA 媒體行業發展總監喬基姆·恩先生表示：

「Netflix 在故事敘述方面的專長讓其成為 IMDA 的天然合作伙伴，幫助扶植賣座編劇，這些編劇可以創造多種多樣的內容類型，包括 OTT 平台的優質內容。」

最近，Netflix 在東南亞推出了《曼谷危情》《來路不明的轉校生》《真相之洞》《我和紐約超級皇后》和《真相復印店》等影片，在將該地區影視行業中的精彩故事帶給全球觀眾方面，Netflix 一直處於前沿位置。

「我們希望讓東南亞的當地創作者得到關注，並利用當地的專長和合作將這些故事帶到世界舞台。我們希望能夠創建更多這樣的論壇，讓創作者了解行業專家的見解，後者可以分享知識並就最佳實踐進行探討。」

深入了解劇集創作

該工作坊由編劇兼制片人喬·佩拉奇奧（《閃電俠》）領導，內容包括場景構建練習，以及對《怪奇物語》和《魷魚游戲》等開創性劇集進行深入分析。

新加坡電影制片人呂吉元（《影匿人生》）稱此次工作坊為「獨家揭秘最高水平的劇集創作」。呂吉元表示：「我們從喬那裡了解到編劇室在好萊塢是如何運作的，所有過程公開透明。這是在別處無法獲得的知識。」

首席培訓師喬·佩拉奇奧正在主持關於分集連續劇結構的課程。

在與 Netflix 熱門韓國劇集的幕後制作人金銀姬（《屍戰朝鮮》）和朴恩喬（《靜海》）的小組討論中，參與者還學習了如何讓角色更加飽滿和制造懸念。

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及時地提醒了她/他們要重視和關注角色塑造。

泰國流行浪漫喜劇《英俊的騙子》的編劇湯薩蓬·逖提拿坎表示：「作為編劇，我們旁觀角色們上演故事，然後把這些故事整合到劇本中。如果我們能夠塑造一個充滿活力的角色，便能夠成功地吸引觀眾的注意。」

印度尼西亞導演拉齊·卡斯萬迪（《我和紐約超級皇后》）表示，這就是本土故事與全球觀眾產生共鳴的方式。他解釋道：「這樣的工作坊不僅可以幫助我們創造更好的故事，而且還能支持印尼多元化的新興電影制作人，為她/他們提供必要的工具，向世界講述未被充分代表的印尼故事。」

佩拉奇奧將為期五天的工作坊描述為跨文化和編劇之間的合作，他表示：「創意人員需要支持、靈感、繼續教育以及衍生新合作的強大人脈。我們於本周舉辦的此類論壇為這一切提供了動力，並希望為我們的編劇提供新的工具和鼓勵以直面挑戰，這樣她/他們就可以繼續創作優秀的故事，以深刻的全新方式感動觀眾。」（2022年3月1日https://about.netflix.com）

Comment by OVEPI on August 30, 2025 at 6:50pm

愛墾學術：在地語境中的Netflix文化政治

在Netflix進入之前，韓國三大無線電視台於2012年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內容聯盟平台（Content Alliance Platform）」，並推出了串流服務 POOQ。同時，SK電信於2016年推出了自家的串流服務Oksusu。根據無線電視台與SK電信之間的協議，POOQ與Oksusu合併成為 Wavve。

直到2011年，政府公共主管機關仍限制收費電視網路製作新聞節目，僅允許兩個新聞頻道——聯合電視新聞（YTN）與每日經濟放送（MBN）播出。然而，在 2009 年《廣播法》與相關廣電規範修訂後，韓國政府允許主要報社公司自2011年起設立綜合編成收費電視台，其節目內容涵蓋新聞、戲劇、綜藝與紀錄片等所有類型。這些綜合編成頻道於2011年登場後，引發了電視台之間的激烈競爭。

與此同時，擁有多個收費電視頻道的媒體巨頭CJ E&M（現為 CJ ENM）在2010年收購了由 Orion 集團持有的另一家收費電視大企業 On-media。這次併購使 CJ 成為有線電視產業的市場主導企業。該財團雄厚的資金實力與在廣播市場的支配地位，吸引了眾多創作者投向其收費電視頻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 Netflix 進入之前，數家中國的串流影音平台（SVoD），包括 愛奇藝 與 騰訊視頻，已經是韓國電視製作的重要投資者。

例如，中國搜尋引擎百度旗下的串流平台愛奇藝，以每集150萬人民幣（約23萬美元）的價格，向韓國影視製作公司 NEW（Next Entertainment World）購得電視劇 《太陽的後裔》（2016）的中國播放權。這份合約對 NEW來說至關重要，因為該劇的製作成本高達約130億韓元（約1140萬美元）（Ko，2016）。然而，自2017年中國當局對韓國文化輸入實施非正式限制後，中國SVoD平台的影響力一度減弱。不過，近年來它們重新加大對韓劇的投資。例如，愛奇藝於2021年投資超過200億韓元（1770萬美元）於懸疑劇《智異山》，以獲得除韓國以外的全球獨家發行權。同年，騰訊也向JTBC的主要製作子公司JTBC Studio投資1000億韓元（8830萬美元）（Choi，2021）。

在 Netflix 與其他串流平台上製作與發行的影集和電影，均不受韓國通信標準委員會（電視內容）與韓國媒體分級委員會（電影內容）的分級制度所約束。儘管社會上曾出現對既有媒體公司「反向歧視」的爭議，但在國會內關於如何監管 SVoD 的討論卻相當有限（Kang，2019）。

2019 年以前，韓國無線電視台向 Netflix 輸出了一系列已經播映過的電視劇，例如 《繼承者們》（又名《王者之後》，2013，SBS）、《那年冬天，風在吹》（2013，SBS）、以及 《總統》（2010–2011，KBS）。然而，這些劇集在 Netflix 的上架，並非屬於共同製作或是電視台回收製作成本的策略，因為在此之前，這些劇集的製作與發行以及酬金支付早已完成。換言之，電視台僅將過往的版權資料庫授權出售給 Netflix，而非在 Netflix 進入韓國市場後進行新一輪合作（Lim，2021）。

除了韓國公營廣播公司KBS之外，韓國政府同時也是MBC 的大股東。此外，作為 KT 公司最大股東（由國民年金公團持有 11.68% 股份），韓國政府依然對KT的經營活動具有強大影響力，而KT在2002年前曾是國營企業。除此之外，韓國第二大公共基金韓國教師互助會（Korea Teachers’Credit Union） 於 2019年也投資了1000 億韓元（約 8800 萬美元）（Cho，2019）。

（譯自：Cultural politics of Netflix in local contexts: A case of the Korean media industries by Taeyoung Kim,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金太永《于在地語境中的 Netflix 文化政治：以韓國媒體產業為例》，2022 年，刊於 Media, Culture & Society）

Comment by OVEPI on August 26, 2025 at 9:36am

愛墾學術～「來都來了」：一種後現代心態的文化地景與市場效應

摘要:本文從總體文化（macro-culture）與產業機制雙重視角，分析「來都來了」這一流行語所折射的集體心態。

我們理解，它雖無關政策或產業趨勢，却是一種在高度不確定的社會氛圍中興起的集體潛意識——以體驗為先、臨場決策、降低對「正確選擇」的焦慮。

此心態在文化創意產業中，既可能成為促進試錯與即興創造的動能，但也可能淪為短期化與淺層內容的藉口。本文提出多層治理建議，以在「隨遇而安」與「有意識的設計」之間建立健康張力。

一、語彙作為心態的符號：從「到此一遊」到「就在此刻」

「來都來了」表面是情境化的自我說服，深層則是一種去目標化的在場倫理：既然已進入場域，則以當下可行之行動最大化體驗與可能性。與傳統結果導向（是否值得、能否回本）相比，這種語氣把焦點轉向在場本身的價值。在後現代流動社會裡（Bauman），個體面對選擇過載與路徑依賴的雙重壓力——既害怕錯過（FOMO），又擔心沉沒成本。「來都來了」於是成為一種心理補償與風險折現：不再糾纏「應不應該來」，而是追問「既然到了，能做什麼」。

這種話語也具有自我療癒功能：將決策的正當性從前因（動機、規劃）轉移到後果（體驗、收穫），藉由重新定義「成功」來消解焦慮。它同時連接了東亞語境中「順其自然」的文化母體（可追溯至道家）與數位世代的即時性文化（Deuze）——在秩序與偶然之間尋求低摩擦的行動方式。

二、價值轉變：由功利邏輯到經驗邏輯

在體驗經濟（Pine & Gilmore）的框架下，「來都來了」強化了過程的可記憶性勝於結果的可衡量性。它促成三個層面的價值轉換：

從規劃到探索：以「可試可改」替代「一次到位」，擁抱不完全資訊下的效應化決策（Sarasvathy）。從完美到足夠好：將創作視為流動中的版本迭代，而非一次性完稿。從產物到關係：重視與場域、觀眾、素材的臨場互動；作品不是終點，而是參與的容器。

這種轉向對文化心態的集體效應，是降低失敗污名、鼓勵即興與拼貼，也同時提高對偶然性與錯位美學的容忍。

三、產業機制：文創場域中的四種正面效應

破除束縛與試錯友善：在資源與時間皆稀缺的文創生產中，「來都來了」降低了行動門檻，讓團隊敢於做原型（prototype）、快閃（pop-up）、小規模預演（work-in-progress）。它以小成本試探—快速迭代替代高成本賭注。

臨場應變的創意肌肉：展演、沉浸式體驗、互動裝置常處在多變條件下。此心態提升即興編排與情境感知（Weick 的 sensemaking），把不確定視為素材而非障礙。（下續)

Comment by OVEPI on August 22, 2025 at 3:41pm

（續前）順其自然的流程美學：在創作上，將偶得靈感與現地條件納入作品結構，形塑流程即內容的風格：例如城市漫遊式策展、參與式劇場、社區協作出版。作品的價值，來自與環境的互為生成。

受眾聚合與市場指向：以「來都來了」作為標語或敘事，能吸引願意隨遇而安、重視體驗的受眾。活動可藉即時互動、沉浸情境、社交分享擴散，形成場景驅動的口碑。

四、隱憂與結構性限制：當口號遇上現實

短期化與淺內容風險：過度強調即時快感，可能導致內涵深度不足與「速食文化」蔓延；即興若缺乏積累機制，易成為一次性消費。

沉沒成本的自我合理化：「都來了」可能掩飾不佳決策，將資源浪費美化為豁達。長期看，這會侵蝕評估與反思能力，削弱產業的專業標準。

勞動不穩與情感榨取：在專案化、平台化的文創生態中（Boltanski & Chiapello；Sennett），倡導「臨場投入」可能加劇不付費的情緒勞動與超時即興，使創作自由與不穩定勞動糾纏。

結構門檻未被鬆動：資金、場地、審批、保險、版權與演出安全等制度性門檻不會因心態轉向自動下降。若無配套，「來都來了」只能停在個體層次的自我調適。

五、比較維度：積極偶然 vs. 消極順從

值得區分的是，積極偶然（將偶發視為創造的觸媒）與消極順從（以無力感合理化一切）。前者需要設計的容器：明確邊界、可回顧的紀錄、可複製的流程；後者則放棄學習，讓偶然性淪為藉口。兩者外觀相似，但產出品質與可持續性迥異。

六、治理與實務建議：在「隨機」與「設計」之間

個體／創作者層面：建立即興—反思雙迴路：每次臨場創作後即刻記錄「觸發—決策—影響—可複用」，形成個人知識庫。採用最小可行作品（MVP）與版本號思維，將失敗視為資料而非污點。練習情境感知與觀眾共感：以現場訊號（情緒、節奏、互動密度）動態調整表演或媒介配置。

組織／團隊層面：設置安全試錯金與低成本場測機制，明確試驗上限與退出條件，避免「因來而留」的沉沒成本陷阱。建立即興檔案館：把未成形的片段、場域變量、觀眾回饋系統化，轉化為可教學、可授權的資源。以心理安全與明確節點並重：允許臨場調度，但固定復盤節律與品質門檻。

產業／政策層面）：推動微型場域與彈性許可：降低短期試驗的行政成本，拓展城市角落為文化「即興節點」。建置多維績效指標：除票房與流量外，納入學習成果、社群連結、在地共創等指標。強化勞動保障與版權彈性：在彈性與保護之間設計中介制度，使「臨場創作」不以剝削為代價。鼓勵跨域沙盒：以公共資金支持跨科技、社區與教育的低風險試驗，累積公共知識。

七、定位與結語：把「來都來了」做成方法論

綜上，「來都來了」既是後現代生活策略，也是文創實踐的可能框架。它鼓舞創作者在不確定中行動，以即興與試錯打開創新；同時它也可能遮蔽結構性困境、稀釋內容深度、強化不穩定勞動。真正成熟的姿態，不是讚美偶然，而是為偶然搭建結構：用制度保障容納即興，用方法論沉澱靈感，把「到場」轉為「到位」。當我們把「來都來了」從口頭禪升級為可複用的實踐語法，文創產業才可能在高波動的時代，既保持彈性，也守住品質與尊嚴。

參考文獻（參考入門書目，便於延伸）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Boltanski, L., & Chiapello, È. (1999).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Deuze, M. (2012). Media Life.

Pine, B. J., & Gilmore, J. H. (1999). The Experience Economy.

Sarasvathy, S. D. (2001). Effectuation: Elements of Entrepreneurial Expertise.

Sennett, R. (1998).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rosby, D. (2001). Economics and Culture.

Weick, K. E. (1995).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道德經》：關於「無為而治」「順其自然」之思想脈絡，可作東亞語境參照。

註：以上文獻供理論參照，本文未引用具體統計或個案資料，重點在概念辨析與方法論建議。

Comment by OVEPI on August 18, 2025 at 5:42pm

愛墾APP:高畑勳的《螢火蟲之墓》～～從一句平靜卻刺骨的開場白展開──「昭和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夜，我死了。」冷冽的自白立即確立了死亡敘事的立場。清太不再只是小說裡的第三人稱，而是化身為一個自彼岸回望的「我」。

這種調度，使觀眾的情感立即產生矛盾：我們既貼近少年的聲音，又被推到一個冷靜的觀看距離。於是，悲劇不再僅是直線的悲痛堆疊，而是帶著多重折返與情緒轉折的體驗。

這樣的設計並非偶然。高畑早在《LITTLE NEMO》企劃時便探討過「與另一個自己搏鬥」的敘事。這份經驗，後來轉化為《螢火蟲之墓》裡的「幽靈清太」：一個不斷出現、在關鍵時刻凝視並檢視少年的第二自我。情感因此不只是隨情境流動，而是在「可能的選擇」與「事後的追悔」之間反覆震盪。

這種震盪最鮮明地體現在三個場景裡：清太抱回母親遺骨、母親遺物被要求換米、兄妹離家後洞穴邊的回憶。每一幕都將清太置於「是否有其他選項」的岔路口。觀眾此刻的情感不只是同情，更被幽靈的凝視牽引，開始產生動搖：他當時的憤懣是否合理？他能否有另一種做法？這些情緒的轉折，迫使我們在悲劇中不斷重整立場。

然而，一旦兄妹真的搬入洞穴，幽靈清太便徹底消失。這一消失，本身就是一個情動的急轉：當道路已成單線，當下再無假設可言，觀眾不再有「如果」的空間，只能隨他們走向不可避免的結局。前半段的猶疑、後半段的沉默，形成鮮明的情感對比。

高畑在此避免了將清太單純化為「可憐的受害者」。相反地，他讓情感經歷多重轉折：同情、懷疑、反思與再度體諒。清太既是任性而衝動的少年，也是堅定而真誠的哥哥。他的選擇既帶來純潔的片刻，也注定了悲劇的代價。觀眾對他的情感，正是在矛盾中層層轉換，而非單向流淌。

影片後半，情動轉折更深地繫於「母影」的迴盪。清太在節子身上看見母親的身影，在依偎與退縮之間掙扎。觀眾在這些場面裡，既為兄妹的依存動容，又因其中未盡的孤單而心生酸楚。當節子最終死去，鏡頭卻以點描將她還原為「只是個四歲小孩」──這個轉折，讓情緒從沉重悲痛突然滑向一種溫柔釋放：她不再只是哥哥的投射，而回到自身童真的存在。

最終，幽靈兄妹的重逢，將情感帶回最初的原點。經歷了反覆的動搖與冷峻的轉折，觀眾在此刻終於獲得一絲平靜：他們能暫時放下歷史與飢餓，只單純作為兄妹相依而行。這也意味著，影片真正的完成者並非清太或其幽靈，而是坐在銀幕前、在情感轉折之中不斷調整理解的我們。

《螢火蟲之墓》之所以觸動人心，不在於它有多慘烈，而在於它讓情感在悲劇之中經歷層層轉折──從共鳴到懷疑，從反思到溫柔的釋懷。這些轉折，使觀眾得以在悲痛之外，看見「選擇」與「意志」的痕跡，也在清太的一體兩面之中，縫合出屬於自己的感受與理解。

註：《螢火蟲之墓》日本1988年動漫電影，2008年曾拍成真人版。

Comment by OVEPI on August 16, 2025 at 8:54pm

政治敘事傳播～～「總會有一人倖存，將故事述說出來。」（Hannah Arendt，1963，第232頁）此語揭示了敘事在政治與歷史傳承中的重要性。

政治敘事透過多元的大眾傳播渠道擴散，包括電視、廣播、線上媒體、雜誌與報紙等傳統媒介；同時，亦廣泛分佈於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與 Twitter 等社群媒體與串流平台之中，使公眾得以隨時接觸並吸收強化其政治選擇信念的內容。

政治敘事之間的競爭並非當代特有的現象，歷史上各國皆有類似經驗。相關研究顯示，在不同政治情境下，敘事策略的應用具有顯著影響力。例如，Polletta 與 Callahan（2019）針對川普總統時期的深度報導、懷舊敘事及假新聞現象所進行的研究，與 Richardson Jr.（2002）對美國 2000 年總統大選競選廣告中視覺敘事的分析，均指出政治廣告能有效促進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溝通。同樣地，Page 與 Duffy（2016）對共和黨初選四位總統候選人在 Facebook 與 Twitter 上之視覺敘事策略的研究，亦強調了數位平台在政治傳播中的關鍵作用。

此外，Gupta-Carlson（2016）認為，數位敘事在總統競選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並應透過視覺影像、音樂與演講等多模態形式以強化訊息傳達之效果。Smith 與 Golden（1988）則以隱喻分析與軼事分析的研究方法，回顧了 1984 年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選舉中的電視廣告案例，進一步揭示敘事策略與媒體形式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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