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愛樂》雜志記者的談話

時間:1994年11月9日

地點:北京

記者:請問余先生哪一年開始聽西洋古典音樂?


余華:我開始聽古典音樂的時間比較晚,今年3月剛剛買音響。以前,也用Walkman聽過一些磁帶,但從嚴格意義上說,應該是今年剛剛開始。

記者:您是一位作家,您認為音樂比小說還重要嗎?

余華:沒有任何藝術形式能和音樂相比。應該說,音樂和小說都是敘述類的作品,與小說的敘述相比,音樂的敘述需要更多的神秘體驗,也就是音樂的聽眾應該比小說的讀者更多一點天賦。

記者:聽說您從買音響到現在,半年多時間,就買了三百多張CD?

余華:確實是如饑似渴,再加上剛入門時的狂熱。實在是有一種買不過來的感覺。

記者:那麽,您現在一天大約聽多長時間的音樂?

余華:我早上起得比較晚,從起床一直到深夜我都聽。只要是可以坐下來靜心聽的時候。到了深夜,我就用耳機聽。

記者:寫作的時候聽不聽?

余華:不聽。

記者:聽說您對柴科夫斯基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

余華:我喜歡為內心而創作的藝術家。在我看來,柴科夫斯基的音樂是為內心的需要而創作的,他一生都在解決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系,所以我尊敬他。如果拿貝多芬和馬勒作為柴科夫斯基的兩個參照系,我個人的感受和體驗可能更接近柴科夫斯基。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所表達的痛苦,是一種古典的痛苦在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我們經常會聽到痛苦的聲音,可在那些痛苦中我們找不到自我的分裂,所以貝多芬的痛苦在我看來很像是激動,或者說在他那裏痛苦和激動水乳交融了。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我最喜歡的是《田園》,《田園》表達了至高無上的單純。

記者:您的意思是說,貝多芬代表了18世紀?

余華:貝多芬創造的是一個英雄時代的音樂,因為他不覆雜,所以我更喜歡聽他的單純,馬勒音樂中的覆雜成份,你在貝多芬那裏很難找到,但在柴科夫斯基那裏可以找到。馬勒和柴科夫斯基其實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我總覺得柴科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

記者:有一種說法,認為柴科夫斯基的音樂裏表達的只是他個人的痛苦,而馬勒音樂裏表達的是整個猶太民族及世紀末的痛苦,馬勒能在音樂中超越痛苦,而柴科夫斯基卻永遠跳不出來。

余華:一個人和他所處的民族、時代背景都是聯系在一起的。只要完整地表達好一個人的真實內心,就什麽都有了。我聽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不用去了解,一聽就是19世紀下半葉俄羅斯的產物。我覺得柴科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就是因為在柴科夫基的音樂中沒有超越。幹嘛非要超越呢?在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中充滿了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

記者:您認為絕望和超越絕望,這兩者有沒有高低之分?

余華:深陷在絕望之中,或者說能夠超越絕望,這應該是同等的兩種不同的生存狀況。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容易被絕望吸引,這是我更容易被它感動。因為絕望比超越更痛苦,也就是說絕望是一種徹底的情感,而超越是一種變化的情感。柴科夫斯基是把痛苦赤裸裸地撕給人們看,所以我以為柴科夫斯基比馬勒更代表19世紀的世紀末。

記者:你不喜歡馬勒?

余華:應該說,每一個作家的創作情況不一樣,每一個音樂家的創作情況也是各有千秋。杯子和水瓶並沒有好壞之分,說他們有好壞,就過於簡單。馬勒的交響曲中,我最喜歡的就是第九交響曲。當他要傷感地向這個世界告別,當他要表達非常具體的一個活著的個人與死亡的關系時,顯得非常有力量,表達得無與倫比。

記者:您認為馬勒的第九交響曲,是他個人與死亡的對話?

余華:或者說是一種關系,一個活著的人和死亡的交往過程。起先是要抵制,後來才發現,死亡已經給了他一切。這部交響曲由卡拉揚指揮的那個版本,非常感人。相比之下,馬勒的第二交響曲,我覺得缺少情感上的力度。在馬勒這裏,《覆活》好象是一種思考或者說是一種理想,一種觀點;而第九交響曲表達的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問題。他老了,心臟脆弱,他要死了,他不可能回避,也不可能超越,只能面對它。

記者:有人認為,柴科夫斯基就好比19世紀俄國文學中有屠格涅夫。您的觀點呢?

余華:柴科夫斯基一點也不像屠格涅夫,鮑羅丁有點像屠格涅夫。我覺得柴科夫斯基倒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相近,因為他們都表達了19世紀末的絕望,那種深不見底的絕望,而且他們的民族性都是通過強烈的個人性來表達的。在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中,充滿了他自己生命的聲音。感傷的懷舊,纖弱的內心情感,強烈的與外在世界的沖突,病態的內心分裂,這些都表現得非常真誠。柴科夫斯基是一層一層地把自己穿的衣服全部脫光。他剝光自己的衣服,不是要你們看到他的裸體,而是要你們看到他的靈魂。在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中,我們經常會聽到突然出現的不和諧:一會兒還是優美的旋律,一會兒就好像突然有一塊玻璃被敲碎。有人認為這是作曲技法上的問題。但我覺得絕不是他在技巧上出現了問題。他的《洛可可主題變奏曲》,變奏非常漂亮;他的交響曲的配器,層次也非常豐富,我認為他的交響曲是他作品中最好的。他音樂中的不和諧因素,是他的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系的表現,充分表達了他與現實之間的敵對,他的個體生命中的這一部份和另一部份的敵對。柴科夫斯基是一位內心扭曲,或者說是內心分裂的作曲家。他身上其實沒有什麽浪漫,在他同時代的作曲家中,我們很難聽到他音樂中那種尖厲的聲音。它突然出現,打斷甜蜜的場景,然後就變成主要的旋律。在第六交響曲《悲愴》的第一樂章中,主要主題就被這種不和諧打斷過好幾次。中間有一次,已經發展得非常輝煌,突然又被打斷。這主題最後一次出現的時候,已經是傷痕累累了,非常感人。這種不斷被打斷,恰恰是現代人靈魂的聲音。一個正常的人,在與現實和自身的關系中屢屢受挫,遭受各種各樣的打擊,最後是傷痕累累、破衣爛衫地站在地平線上,揮揮手就要告別世界了。聽到這裏,我都想掉眼淚。有人說柴科夫斯基沒有深度,我不明白他們所指的深度是什麽?

記者:您認為恰恰是這種和諧中的不和諧、不和諧再回到和諧,構成了柴科夫斯基音樂中的深刻性?

余華:柴科夫斯基的深刻在於他真實地了解自己。一個人真實地了解了自己,也就會真實地了解世界,又因為真實地了解了世界,也就無法忍受太多的真實。就是這種分裂式的不和諧,柴科夫斯基的音樂才那樣感人。要是沒有這種不和諧,他很可能成為莫紮特的翻版。

記者:您認為柴科夫斯基的莫紮特之間,有什麽聯系?

余華:莫紮特是天使,而柴科夫斯基是下地獄的罪人。我的意思是說,莫紮特的音樂是充分建立在和諧的基礎上的音樂,他的旋律優美感人,而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在旋律上來說,也同樣是優美感人的。因為柴科夫斯基有罪,所以他的音樂常常是建立在不和諧的基礎上。有人說莫紮特是超越人世,其實他是不懂人世,天使會懂人世嗎?而柴科夫斯基是因為對人世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他必須下地獄。

記者:您認為柴科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指的是他的情感狀態嗎?

余華:我覺得柴科夫斯基比馬勒更像自己,或者說對自己的了解更徹底。柴科夫斯基是從他自身出發,也就是從人的角度進入社會,而不是從社會出發來進入人。有人認為柴科夫斯基淺薄,是不是因為他的痛苦太多了?其實馬勒音樂中痛苦的呻呤不比柴科夫斯基少,奇怪的是沒有人說馬勒淺薄,是不是因為馬勒在音樂中思考了?是不是還有他向著宗教的超越?馬勒音樂中的宗教顯然又和布魯克納音樂中的宗教不一樣。馬勒的音樂其實有著世俗的力量,宗教似乎是他的世俗中的一把梯子,可以上天的梯子。所以馬勒音樂中的宗教很像是思考中的或者說是精神上的宗教,我覺得布魯克納音樂中的宗教是血液中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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