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其實這已經是好一段時間前的故事了。
傳奇底片 Kodachrome 已經停產,而最後一卷作為歷史的遺物,最終就由當代著名攝影師 Steve McCurry 親自操刀。
為甚麼?因為家傳戶曉的「阿富汗少女」就是由他以 Kodachrome 拍攝的,以此作為終局,也算是一個帶著遺憾的圓滿結局。
另有影片 (有字幕功能) 講述了攝影師拍攝這底片的故事,以下則有部份最後的作品「Last Roll of Kodachrome」,不少是拍攝於印度。
鮮艷的色彩可說是這款菲林其中一個重要特色,對於喜愛拍攝人物的攝影師來說,這種突出的影像一如“阿富汗少女”般深深吸引著讀者的目光……
更多有關這最後一卷Kodachrome膠卷的故事,請欣賞錄像 ~~
http://iconada.tv/video/onocsob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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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Steve McCurry: 最後一卷 Kodachrome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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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德勒茲而言,六八事件的解釋困難對他刺激很大。1968年5月,在沒有任何明顯的政治或經濟危機的前提下,法國毫無徵兆地突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達到了革命的臨界點。
即使到了今天,整個事件也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淌而消逝,反而一再地被提及和詮釋。保守派視之為一次社會性動蕩和混亂,試圖從青年的教育、福利社會等各條進路解釋它,但無法取得統一且讓人信服的結論。激進派視之為一次革命活動,但這次革命活動沒有明確的綱領、組織領導和路線,或者說,這是一次眾聲喧譁的革命活動,是讓以往的革命理論集體失語的運動。
既沒有統一的革命主體,也沒有統一的革命對象和目的,人們各自反抗著自己認為應該對抗的東西。「為何68年五月的事件,是由學生發動與領導,而非工人,則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于治中 15) 于治中還處在尋找革命代言人的傳統革命理論邏輯中,而德勒茲卻懸置了這些革命理論的預設,從人的存在狀況開始思考,或者說,思考應該使用什麼概念繪制人的存在狀況。
對於人的存在之認識,德勒茲在斯賓諾莎的身心平行論基礎上重新論述二者之間的關聯性,「一方面是身體、物理實體、『事態』———德勒茲所謂的實際性(the actual) ; 而另一方面是一個非肉體的層面,包括這些事態所產生的非人格效應和潛能,即他所謂的虛擬性」。當肉體和非肉體層面的存在交織為一體,「它進入了一種生成,一種虛擬性的實際化。[……]處於純粹形式中的生命———『一種生命』———正是這個虛擬維度上的眾多情動與感知,此外,個體化便是對實際時間內該維度之眾要素的組織」(貝克曼 103—104)。
任何人都是肉體和非肉體維度的相互捕獲,而且人總是存在於具體的歷史時刻,不存在純粹的零狀態。德勒茲認為,人的存在狀況有兩種狀態:一種是世俗性的人或者社會人,社會中的各種權力線條貫穿交叉和纏繞著人們,在各種場域中賦予人特定的位置以及權力和責任;一種是塊莖式的人,這是和樹狀的層級結構相對立的存在方式,這樣的人沒有被固定的結構和秩序俘獲,他們和毗鄰者只有臨時性的地理性的差異關係,沒有主次從屬和主客關係。這種判定方式的依據不源自外部,而是內部,即自我欲望和自我感覺的自治。這樣的存在樣式就是游牧民。社會人和游牧民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社會人是人進入具體社會場域時刻的「登記」狀態,而游牧民則是內在欲望衝動下的自我法則狀態。在登記狀態下,你是父親、母親、職員、男人、美人等,以及與之對應的常識和固定權責。游牧民則自我立法,沒有完全被社會的各種秩序與規則捕獲,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理解的困頓和表述的障礙。無論是社會人,還是游牧民,都是此在的存在狀態,德勒茲沒有由此倒推出人應該具有一個原初狀態,而是從此在入手,討論人的存在潛能。此時,情動可以發揮作用,「感受(affect) 不是從一種體驗狀態向另一種體驗狀態的過渡,而是人的一種非人類的漸變。
[……]是一種極度的毗鄰性,發生在兩個不相似的感覺的彼此相擁之時,[……]能夠明確表達這個東西的只能是感覺。這是一個不確定的和模糊的地帶」②( 《什麼是哲學》451—452) 。德勒茲情動理論所指的「不確定的和模糊的地帶」,暗示了人的流動性與生成的性質,人的存在處於流動和持續生成差異中,一部分被社會力量捕獲,通過回溯形成存在的軌跡,但這個軌跡就像「飛矢不動」一樣,是靜態和間接性的,而非生命的全部; 另一部分與前者不同卻與之共振,它持續生成著,竭力讓生命敞開,呈現出非固定主體和非統一主體的分裂性特征。
德勒茲視野中的人的形象,已經不以認知主體的核心形象出現,而是在社會運行中作為要素被裝配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人的社會性存在不是孤立的,是事件性和被動的,被各種法則定義和限制,雖然號稱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但作為社會人,「我們被給予一個自由選擇,附帶條件是你要做出正確的選擇」(齊澤克,《暴力》140)。情動
視角的確立,使「我們能夠通過一種前個人知覺的形式來思考感受,[……]在我思考或進行概念化之前,存在著一個先於任何決定的反應的要素」。許多外在的力量作用於身體,通過視覺、聽覺、光線、溫度等,人們意識到某種存在但「不是將一個事物對象化和量化,[……]德勒茲因此訴諸強度」,對於德勒茲而言,「它有助於解釋作為
身體的我們是如何去回應和欲求各種形式(例如法西斯主義) 的,即使這些是我們不感興趣的形式」(科勒布魯克 46—49) 。在人被社會這個強大的外在力量裝配的過程中,德勒茲認為符號充當了權力輸送的毛細血管,符號與意識形成了複雜連接,符號進入人的意識且進行非肉體轉化後,在具體社會場域法則的支持下形成社會實踐。所以,德勒茲從語用學入手探索瓦解權力的模式,這里用瓦解而非對抗一詞,是因為對抗本身就是在強權之外再樹立另一個強權,而瓦解則不包含再樹權力的意圖,瓦解的方式就是描繪除了人的理性圖像之外,還有一個強大的生命情動之力的存在。
三、情動和生成文學
情動的關鍵之處在於顯示生命的流動性,提出情動理論的意圖在於衝破社會場域規則對人的捕獲所形成的僵化、重覆的生命圖像,讓它搖晃、破裂、敞開,生成新的、流動的生命圖像。從情動視角審視文學,文學場域現存的所有法則都是突破的起點和對象,德勒茲則聚焦於兩點: 一是人的流動維度,即如何讓人的存在流動起來,生成全
新的生命圖像,形成游牧民形象;另一個是語言的表達維度,讓語言流動起來,形成了語用學理論。
德勒茲稱這樣的文學為生成文學,他一再強調生成就是生成弱勢,是因為生成突破了現有規則的捕獲,制造了解域和逃逸行為,卻沒有預設具體的目標,逃逸路線面向的是敞開的生死未卜之地。這里的弱勢是與既有規則的強勢之力相比較而言的較弱之力,是一種新的力量。由此可知,生成文學就是生成弱勢文學,就是打破文學規則形成全新面貌的文學現象。
「一種承受情動的力量,實際上就是一種強度或一種強度的閾限。[……]實際上正是想要以一種強度的方式來界定人的本質。」(《德勒茲》15) 情動雖然是非表象性的,但是它無法脫離一定的形式,即使伴行著表象或者概念形式。伴行,是因為情動就在表象或概念形式旁邊。從德勒茲舉的皮埃爾和保羅的例子可知,情動作為一種流
變伴行在皮埃爾和保羅的觀念邊上。「正是此種連續流變的旋律線將情動既界定為它與觀念之間的相互關聯,又同時界定為二者之間的本質差異。」(7) 德勒茲生成文學理論指向的就是情動的流動和流動過程中某個時刻的驚鴻一瞥。生成文學分析具體文本和現象,都是回溯性的,吊詭的是,生成文學中呈現出來的閱讀障礙和理解困難,恰恰彰顯了對既有文學規則的挑釁與突破,消解了回溯性分析與闡釋造成的對流動性的靜態描繪。
生成動物是德勒茲生成文學理論中最典型、最具有可觀性的部分。生成動物不是人變成動物,而是人和動物的毗鄰,人和動物的無限多重互動。德勒茲的生成動物在文學中的應用主要有兩類: 一類是被動物所吸引從而生成一條逃逸線; 另一類是人無限接近動物,或者已經在表達式中處於動物的位置。
德勒茲嘗試用「聯盟( alliance) 」「共生(symbiose) 」「纏捲(involution) 」進一步描述生成動物活動,他在圖騰崇拜中發現了更多的生成動物,以此指明生成動物並非刻意為之,而是一種歷史現象,甚至是一種日常現象。
德勒茲以《白鯨》為例,文中熟悉亞哈船長的人都認為他是為了復仇才瘋狂地追捕白鯨莫比·迪克,而其他人出海捕鯨是為了賺錢。這里出現了兩種與鯨魚的關係: 復仇與賺錢。無論復仇還是賺錢,都是對既有社會關係的重覆。文中的莫比·迪克已經不簡單地等同於其他鯨魚,它是鯨魚的另類,甚至不僅僅是鯨魚,人們「宣稱莫比迪克不僅是無處不在的,而且是不朽的(因為不朽就剛好是無處不在的) ; 認為盡管它身上插遍了簇簇的槍頭,它還能無恙地游走了,或者萬一它確會弄得濃血猛射,這種情景也不過是一種鬼蜮伎倆而已,因為再一會,它那潔白的噴水,又會在幾百英里外的毫無血跡的波濤中再度出現」(麥爾維爾 174) 。
(葛躍·德勒茲的情動理論與生成文學,原見:文藝理論研究 2021年第4期,109-116頁,作者:葛躍;作者簡介: 葛躍,文學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西方文論與當代文化批評研究。通訊地址: 安徽省亳州市亳州學院中文與傳媒系,236800。電子郵箱: 948011804@qq.com。本文是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重繪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路線」[項目編號: AHSKY2016D128]的階段性成果。)[參考文獻請參閱原文]
[續上]在亞哈船長的帶領下面對莫比·迪克時,捕鯨者使用得最多的詞匯是「可怕」和「金幣」。對於亞哈船長而言,他「從來就不思考,他只是感覺,感覺,感覺」,他用他所有人類關於海洋和抹香鯨的知識去感受莫比·迪克,他在眾人眼里就是個惡魔。莫比·迪克是鯨魚中的異常者,「它是一種現象,但卻是一種邊緣現象,」位於鯨魚和神性之物的中間地帶,「這是一個邊緣位置,它使得我們不再清楚異常者是仍然還在集群之中,還是已然外在於集群」(德勒茲、迦塔利,《千高原》345—346) 。而亞哈船長似乎和莫比·迪克訂立了無聲的盟約,他的行動和感覺,都和他心里的莫比·迪克密切相關。亞哈與莫比·迪克的連接形成的張力場,制造了一個特定的情動景觀。
這種人和動物的混雜感在卡夫卡的小說里並不鮮見。《變形記》中,薩姆沙真的變成了一隻蟲子,「那堅硬的像鐵甲一般的背貼著床,他稍稍一抬頭,便看見自己那穹頂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塊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幾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來。比起偌大的身驅來,他那許多隻腿真是細得可憐,都在他眼前無可奈何地舞動著」(卡夫卡 106) 。但他依然可以像人一樣思考。變為蟲子的薩姆沙改變了家庭的格局,他不能賺錢、不能勞動甚至不能像人一樣活動,即使他的妹妹堅持了一段時間,最後大家還是接受了他是個蟲子的結果。無論薩姆沙怎麼強調和聲明自己是父母的兒子、妹妹的哥哥,在其他人眼中,他就是一隻蟲子。或者說,他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從人位移到蟲子,所以他只配擁有蟲子的待遇。生成蟲子不再像亞哈船長那樣處於人和白鯨的深度糾結及搖擺中,社會身份並不以自我認識為依據,而是根據社會對個人的認定和定位。
被認定為蟲子後,無論你承不承認,社會都會自動給你匹配蟲子享有的待遇。生成
情動和生成甲蟲的被動性鯨魚的主動性情動告訴人們,生成動物的關鍵不在於到底是人還是動物,關鍵在於形成一個感覺的聚塊,一個有待進一步探明的存在,把人帶離「正常」狀態,呈現出全新的生命狀態和形象。
如果說生成動物現象挑戰了人的封閉性和完整性的設定,那麼生成外語則是對語言秩序的挑戰。德勒茲認為: 「語言的基本單位———陳述———就是口令。[……]語言不是用來被相信的,而是用來被服從和使服從的。[……]語言不是生活,它向生活發號施令; 生活不進行言說,它傾聽並理解。」(《千高原》100—102) 就當下而言,語言先於人而存在,人們生活在語言中,對於未學會說話的人而言,所有的語言都是外語,一旦學會說話,就墜入像徵秩序之網,拉康稱這個像徵秩序為大他者,「大他者的這些無意識的欲望與願望,經由語言而流進了我們的骨血」(霍默 96)。
社會中流動著看不到的規則和秩序,它們通過語言沉淀進入人體並塑造著人的意識與行動,「要想維持自己的存在,現實永遠需要服從某種超我的命令,需要某種『就這樣做!』」(齊澤克,《斜目而視》224) 。德勒茲在文學作品中發現了許多語言的異常現象,「它恰在語言中勾勒出一種陌生的語言,這並非另一種語言,不是重新發現的
方言,而是語言的生成他者( devenir-antre) ,[……]是逃離支配體系的魔線」(德勒茲,《批評與臨床》10—11) 。在文學語言的譫妄現象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複雜的雜語現象,「魯塞爾構建了一種與法語同音異義的語言,布里塞構建了一種近義的語言,沃夫森則構建了一種與英語近音的語言」,目的是「摧毀母語」(20)。把現有語言高度分子化後進行重組實驗,在支離破碎的表達中抽空了語言的意義基礎,形成了表達的空殼。
揉碎的語言中既沒有自由間接引語的位置,也沒有表述的主體,喪失了一切主體化的可能。「你越是服從佔統治地位的實在的陳述,你在精神實在中就越是作為表述的主體而進行統治,因為,最終是你自己服從於自己,你所服從的正是你自己! 」(《千高原》180) 有人會憂慮這種對表達的肆意實驗與破壞,會不會導致出現通篇的胡言亂
語。對語言的破壞是基於這個事實: 人是被拋進語言的,也無法選擇拒絕語言,對語言口令功能的挑戰和破壞,就是在語言內部讓語言結巴、短路或者雜交等等千奇百怪的實驗,打破人們面對語言時的習以為常和麻木狀態,讓人們在語言實驗中看到新的可能性。德勒茲的生成理論就是巧妙地以一切成型的存在為跳板竭力一躍,從而提醒置
身於微觀政治場域中的人,在被口令時刻規訓的情況下,在語言的內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契機,讓語言無法完成傳輸權力的功能,同時折射出權力的毛細血管運行的軌跡。
[續上]抄寫員巴特比用「I would prefer not to」應對所有與他的溝通,無論別人說什麼,他只會說: I would prefer not to。這個句子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別人也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意思。有趣的是,文章的結尾處看似無意地提及巴特比曾經的職業是郵局死信處理員,代表著溝通渴望的死信在他這里走到了盡頭。他面對著一堆現成的語言,但沒有一個的陳述對象是他,他也無法與之對話。交流的死局使他註定無法登陸到合法的表述位置,「這不是一種渴求虛無的意願,而是意願的虛無性的增長」(《批評與臨床》146)。與此不同的是,卡夫卡正是通過雙重主體的身份給父親和女人們寫信,而盡量避免面對面的交流,因為書信「保持著兩個主體的對偶性: 此刻,可以區分出一個作為寫信者的陳述主體,和作為一個書信內容形式里言說的表述主體。[……]兩個主體的對偶性交換或反轉,作為表述主體承擔的工作一般情況下也是表述主體的權屬范圍,產生了主體的雙重性」(Kafka 31) 。主體的對偶性本來意味著一個主體的問題同時也是與之對應的另一個主體的問題,但在具體的表述中呈現了主體的雙重性甚至多重性,德勒茲稱之為「卡夫卡作品中的分身手法」(31) 。在特定行為關係中的身份把看似整體的人分裂,就像在書信行為中的表述主體和陳述主體,離開特定的情境,那個退位的身份還能負責嗎? 或者說,作者能為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負責嗎? 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是什麼關係? 這種雙重性僅僅是信件最直觀的對偶性主體現象,如果把一個人複雜的身份鋪陳開來,例如一個壞爸爸卻是一個好職員。如果把一個壞爸爸和好職員視為一個整體,那麼該如何評價? 這里呈現了情動的線條,巴特比奇怪的表達既有生命的抑郁,也有通過表達消極抵抗的嘗試,他內心需要這樣的嘗試,通過喃喃自語頑強地給自己爭得一個位置,即使這個位置在別人眼里十分怪異。卡夫卡通過內容里的表述主體去完成陳述主體不敢做的事情。
身份的多重性或者說分裂性給生命撕開了一個裂口,創造了逃逸的機會,逃離單一主體無法行動的困境。看似奇怪的表達不是生成文學追求的目的,對強勢語言的污染和巧妙處理制造出新的視角從而引發全新的感受才是目的。有時是故意拋出去挑戰特定社會場域人們的承受閾限,當用意第緒語大聲朗誦的時候,朗誦者的快感和聽眾的反感或驚奇是共存的。德勒茲認為觀念和情動是兩種不同的思想樣式,情動預設了觀念,且情動的轉化與流變由觀念所確定,但觀念並不可還原為情動。
情動和觀念是不同的兩種思想樣式,就生命的肖像而言,觀念的流變和情動的流變體現了兩種生命樣態,觀念的流變是認知的轉換,情動的流變是生命力的起伏。這樣便可以解釋《一條狗的研究》中那條狗為什麼為了成為一條音樂狗而固執地昂著頭,冒著不能進食而餓死的風險。它只有昂著頭才能和音樂連接,從而成為一條音樂狗,它的生命情動是愉悅的。當船長摒棄了捕鯨者的利益追求,瘋狂地追尋莫比·迪克的時候,他已經偏離了所有世俗觀念和普通生活的邏輯軌道,進入了情動的生命力之增強和愉悅狀態。雖然情動是不表象任何對象的思想樣式,但這不表示它和任何表象無關,它預設了某個表象,一個尚未存在的表象或觀念。《審判》和《城堡》的無限延宕,前者對審判結果的期盼,甚至讓他不再考慮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後者的求職之路變得無限漫長,漫長到一眼看不到頭。但二人都期盼著,期盼著一個自己並不能明確的、模糊的表象。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德勒茲的生成文學和情動的一致性。生成文學首先體現了生命力的流變和起伏,在愉悅和悲苦之間。其次,情動是敞開的,面向未來的。人們無法根據既有的知識和經驗,對這條和音樂連接的狗進行識別和歸類,只好勉強在狗的前面加上一個限定詞進行命名。而遲遲不來的審判,把約瑟夫·K卡在罪與非罪之間。[下接]
愛墾APP:Erik Erikson是德裔美國心理學家,他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是理解人類一生心理發展過程的重要框架之一。此理論主張:人在一生中會經歷八個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涉及一個核心的「心理社會衝突」,其解決方式將深刻影響個體的心理健康與人格特質。
第八階段:老年期(約 65 歲以上)
核心衝突:自我整合(Integrity) vs. 絕望(Despair)
這個階段是 Erikson 理論的最終章,重點是個體在回顧一生後,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歷程與存在價值。
若老年人能夠接納自己的過去,包括成功與失敗,並認同自己的生命選擇,他們將發展出:
滿足與平靜:覺得人生雖有遺憾,但整體而言有價值、有意義。
接受死亡:不再畏懼死亡,因為人生「已經完成」。
智慧(Wisdom):這是 Erikson 所說的老年期主要美德,是一種超越自我、面向人類經驗的理解與包容。
如果個體回顧一生時感到失望,認為自己未完成應做之事,或懊悔曾經的選擇而無法釋懷,則可能陷入:
懊悔與痛苦:對過去懷有深深的悔意,無法原諒自己。
焦慮與憤怒:對衰老與死亡產生強烈恐懼與拒絕。
孤立與憤世嫉俗:可能對年輕人、現代社會產生敵意,因為感覺自己被遺忘或取代。
舉例對照:
一位學者退休後,若能從過去的研究、教學與人際互動中看到其正面價值,即使不再參與第一線研究,也會感到安然,並樂於轉向顧問、寫回憶錄、指導後進等「智慧傳遞」的角色,這就是自我整合。
相反地,若某人因年老無法持續參與學術活動而感到無力、憤懣,甚至貶低其他持續參與者以抬高自身退出的選擇,則可能是絕望感的投射,是一種為內在失落找外部替罪羊的心理防衛。
這階段的核心挑戰總結為:
「我這一生有價值嗎?」
能誠實回答「有」,即是整合;若回答「沒有」,則傾向絕望。
根據心理學家 Erik H.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人類在生命晚期(約 65 歲以後)面臨的核心心理任務,是在「自我整合」(ego integrity)與「絕望」(despair)之間取得平衡。成功整合的人,能坦然面對自己的人生歷程,即使有遺憾,也能接受生命的有限性,發展出一種智慧與超越感。反之,若無法肯定過去的選擇與貢獻,則可能陷入後悔、焦慮與否定,最終走向絕望。這一階段的挑戰不只是個人的心理課題,也常在公共語言中投射為對他人選擇的評價與批判。
註腳格式(適用於學術文章、報導、報告底部註解)
Erik H. Erikson,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2).
延續閱讀:
我沒有退場
〈學術殿堂叙事(虚構個案)〉
愛墾APP:學術工作不應只有一種樣貌
閱讀了〈學術殿堂叙事(虚構個案)〉,我感受到文中作者對於學術堅持與自我要求的誠意。然而,在其筆下,也浮現出一種值得討論的學術價值觀。身為同樣關注學術生態的成員,我希望從三個角度,與圈中同仁共同反思當代學術發展的多元可能。
一、資源優勢與學術價值的關聯性
作者在文中提到,自己在任職期間擁有穩定的研究經費,能夠持續購書、投入田野調查與研究,並以此作為嚴謹學術態度的表現。這樣的自律精神值得肯定,但也顯示出對資源充足與學術成就之間強烈的連結假設。
然而,當前全球的學術資源分布已大幅改變。不少私立學校與二、三線大學的教師雖受限於經費,仍在教學與研究上持續耕耘。若將學術表現的價值與是否擁有充分資源直接劃上等號,容易忽略結構性的不平等,並不自覺地加深對弱勢學術位置的偏見。
二、年齡與學術貢獻之關係
文章亦對部分退休學者提出批評,認為他們「書讀不動、田野也不跑」,學術表現「十年如一日」。誠然,每個人都有需要自我警醒之處,但這類敘述若未聚焦於具體案例,易流於一種年齡歧視的語境。
事實上,許多資深學者仍在進行理論深化、歷史資料重建、知識整合與跨世代教學。學術工作的價值,不應由年齡決定,而應由貢獻內容與社會對話的深度來評估。否則,將不自覺地削弱知識傳承的重要基礎,也可能造成年輕世代對長期投入缺乏信心。
三、學術價值是否只有「創新」?
作者強調學術應「與時俱進」,若只重複舊成果便「毫無意義」。這種對「新」的推崇反映了現代學術評價機制的一大趨勢:重視前沿與快速產出。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警覺這種單一標準可能造成的狹化風險。
學術發展除了創新,更需要「深化」與「普及」。許多重要成果來自於對舊資料的再解釋、長期觀察的統整、或將專業知識轉譯為大眾可理解的語言。這些工作看似「不新」,但卻對學術生態的厚度與公共影響力至關重要。
總結:擁抱學術多元的可能
學術不是單一路徑、也不該只有一種模樣。它可以是全職研究者對理論的開拓,也可以是資深學者的知識統整、年輕教師在有限資源中的默默耕耘,甚至是對教學現場的深度反思。當我們談論學術標準時,除了堅持品質與誠信,更應給予不同位置與階段的學者基本的尊重與理解。
畢竟,學術不只是個人的成就展示,更是世代累積與共同努力的文化建構。唯有認識到這點,我們才能讓學術走得更遠,也走得更廣。
愛墾APP:學術價值的多元與自我認識的掙扎:一則個人觀察的反思~~在愛墾網上讀到一篇虚構個案,說一位退休學者分享其對研究生涯與購書壓力的看法。內容提及學術研究必須與時俱進、購買新書的重要性、研究基金的使用,以及年長學者的教職現況。文中有許多發人深省之處,但也引發我對當代學術價值標準、學者角色轉變,以及潛在心態掙扎的進一步思考。
本文試圖針對該觀點進行剖析,聚焦在三個層面:優越自我認同、年齡歧視傾向、學術價值的單一化標準。
一、優越自我認同的潛藏話語
文章中,作者明確指出自己過往在學術體系內具備充足資源,「每一年手上都有研究基金,買書不成問題」,並自豪地表示自己在退休後,選擇不再接受學術演講邀約,因為「沒跟進最新的發展」。這些敘述一方面展現了其對學術嚴謹性的堅持,另一方面卻也流露出對其他學者,尤其是資源有限者的某種不屑。
例如,對在私立大專任教的年長學者的描述為:「只能把過去的研究成果再循環一次,這是沒什麼意義的。」這樣的說法似乎將學術貢獻直接與「資源」和「創新性」畫上等號,也流露出一種「國立菁英」的優越感,貶低了其他不同處境中的學術實踐者。
在當代高教資源不均、學術壓力極大的情況下,這樣的自我定位不僅可能傷害同行間的理解與同理,也可能忽略了多數學者必須在有限資源中持續努力的現實處境。
二、年齡歧視與學術續航的盲點
原文以強烈語氣指出,年長教授無法「與時俱進」,只能「原地踏步」,甚至以「靠名聲苟延殘喘」來描述他們的存在意義。這不僅情緒化,也可能帶有潛在的年齡歧視色彩。
不可否認,學術研究確實需要時間與精力,但這並不等同於年齡的絕對劣勢。許多年長學者擁有深厚的知識基礎與研究脈絡,正好適合進行理論整合、歷史回顧、或跨學科的思辨性工作。他們也往往擁有跨世代教學經驗,能有效扮演知識橋梁的角色。
若學術社群僅用「是否創新、是否跟上最新資料」來衡量年長學者的價值,將使整個知識系統過於短視,忽略了經驗、深度與穩定性對於知識社會的貢獻。
三、學術價值不應只有一種標準
該文章不斷強調「最新考古證據」、「新詮釋」、「新資料」對於歷史學研究的重要性,這是正確且必要的。然而,當這樣的語境被絕對化,它就有可能演變為學術價值的單一標準。
現代學術的多樣性,早已超越「創新資料」的框架。理論深化、經典重釋、知識普及、教育實踐、甚至公共知識的建構,都是不可或缺的學術形式。特別是在某些學科中(如哲學、文學、宗教研究),知識的價值往往不在於資料的新舊,而在於詮釋與論證的精細程度。
此外,學術不是一場比快、比新的競賽,而是知識與社會之間長期的對話與建構工程。否則我們就容易忽視那些默默耕耘、致力於基礎建設與知識轉譯的學者角色。
結語:對自我與他人的學術路徑保持謙遜
學術從來不是單一跑道。有人在資源豐厚的機構進行前沿研究,也有人在邊陲高校默默教書與著述。有人在年輕時發光發熱,有人則在退休後持續反思與貢獻。
當我們回顧自己走過的學術旅程,或觀察他人正在走的路,重要的不只是堅持原則與嚴謹,更是保持對多元路徑的尊重與理解。倘若知識工作者失去了這樣的謙遜與開放,那麼學術也就無法真正成為一場包容多樣聲音的對話。
愛墾APP: volition(意志/志向)概念~~在「情動轉折」哲學的研究脈絡中,「volition」(意志/志向)概念並非焦點詞,而常與 affect(情動/動影)的介入相關。在這個轉向中,我們看到某些哲學家如何將情動視為激發或轉換意志的動力場,理解到 volition 不再只是理性選擇,而是植根於情動–身體–行動之間的共振機制。以下為幾位學者重要的論說與引用,供墾友具體掌握此概念在情動轉折中的內涵:
1.Harry Frankfurt:「第二階意志」(second-order volition)~~Frankfurt 在論述「意志自由與人格」時提出:Volition 是一種「有效的欲望」(effective desire):那些真正影響我們行動的欲望,即我們「決心去做」的那一類欲望。「第二階意志」是關於欲望的欲望;second order volition 則是希望某一第一階欲望成為我們有效意志的願望(desire that a certain desire be one's will)(Reddit)。在這種理論架構中,具備第二階意志者(標誌為人格)不只是隨波逐流的 impulsive existence,更會反思與控制自己欲望,選擇哪些願望真正成為行動。這個概念在情動理論背景下提醒我們:情動(affect)雖可引發欲動,但轉化為 volition(有效意志)需要進入更高層的反思與選擇。
2.在胡塞爾現象學中的整體經驗觀~~如一篇關於 胡塞爾的論文指出:知覺(perception)、情感性(affectivity)與意志(volition)被視為理性的三個面向——沒有情感性,便無從建立理性,否則意志與知覺也無從穩固(link.springer.com)。也就是說,在這個現象學架構中:情動不是理性外的「雜音」,而是構成意志行動(volitional act)的不可或缺元素。Volition 為一種整體體驗裡的「引導力」:當身體–情動–感受交錯時,意志即在其中成形。
3.史賓諾莎→德勒兹–瓜塔里→情動理論~~在情動轉折的理論發展中,德勒兹與瓜塔里重提史賓諾莎的概念:史賓諾莎的哲學中,情動(affects)與意志(volition)相互交織,情動是身體能力狀態的變化,是「影響與被影響的能力」(capacity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link.springer.com)。Massumi 強調情動非意識情緒,是更原始、更不定形、無法完全言說的衝動場(zone of indeterminacy)。在情動轉折中,volition不再只是理性決定,而是從這個情動場中逐步形塑,成為具體行動的驅動力—這是一種從情動網絡中產出的「動態意志」(Wikipedia)。
4.比較文化與跨文化研究視角~~也有學者從跨文化角度探討 volition 與自主性(autonomy):在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中,volition 往往強調個體自主選擇、改變世界以符合個人慾望;而在巴厘島等關係導向文化中,volition 更被理解為維繫群體和諧的調適能力,即使擁有個人意志,也傾向與他者協同 harmonize,而非單純自我主導(College of Arts and Humanities)。這提醒我們:情動與意志並非抽象普遍,volition 的形塑與行動策略深植於文化與社會背景。
總結論點
Frankfurt(二階意志):意志為「有效欲望」,第二階意志是反思、自我選擇哪些欲望成為行為。
現象學胡塞爾:意志、知覺、情動互為成分,情動是意志行動不可或缺的一環。
德勒兹–瓜塔里/馬蘇米:Volition 從 pre conscious、強度場中的情動逐步成形,是非語言化、非理性但卻具創造行動的力量。
跨文化觀點:不同文化中 volition 的方向與意志形態不同:個人主導型 vs 群體協調型。
具體引文摘要
• Frankfurt 定義 second order volition 為:「a desire that a certain desire be one’s will, i.e. a desire that a certain desire bring one to action」(link.springer.com, Reddit)。
• Husserl 現象學架構中描述:「perception, affectivity, and volition are regarded as the three aspects of reason … without affectivity … no rationality can be established … whereas volitional … acts consistently structure the proces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link.springer.com)。
• Massumi 認為 affect 是「capacity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 」, 意志(volition)則在這個 pre-conscious zone 中對抗不確定性與表達潛能(Wikipedia)。
• 跨文化研究指出西方與東方 self volition 觀有差異:西方強調自主更改世界,巴厘文化強調自我與群體和諧共處(Colleg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皋月·情動力政治:身體、微知覺與政治實踐月~~
情動(affect)已經成為當代政治理論中的關鍵概念。在《情動政治學》中,作者馬蘇米從史賓諾莎的定義出發,將情動理解為影響他人和被他人影響的能力。這個看似簡單的定義實際上開啟了一個複雜的理論視野:情動不是個人的主觀感受,而是一種關係性的存在。
微知覺(microperception)是理解情動的關鍵概念。它不是規模較小的知覺,而是一種質性不同的知覺模式。微知覺發生在意識介入之前,是身體對環境變化的直接反應。例如,當我們突然受到驚嚇時,在意識到恐懼的對象之前,身體已經做出了反應。這種微知覺總是涉及身體的運動,是一種「思維中的身體」的活動。
在語言與情動的關係上,馬蘇米提出了突破性的見解。他認為每個語言行為都涉及情動的表達,情動是所有確定活動的基礎條件。他提出「次語言」(infra-linguistic)的概念,強調情動與語言是一個開放性光譜上的連續轉換關係,而不是對立的兩極。過去的語言表達會形成身體記憶,這些記憶又會影響未來的語言表達,形成一個複雜的反饋迴路。
資本主義的情動管理與微政治抵抗
馬蘇米指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出了精密的情動管理系統。這個系統通過以下方式運作:建立品牌忠誠度計劃、構建社交網絡、實施病毒式營銷,以及建立檢查點系統(如條碼、PIN碼等)來控制通行權並收集數據。這個系統不再依賴傳統的意識形態灌輸,而是直接作用於情動層面,將我們的生命力本身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工具。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發展「微政治(micropolitics)的抵抗策略。微政治不同於傳統的宏觀政治操作,它不依賴於理性說服,而是通過影響身體的微知覺來實現政治目的。這種抵抗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創造新的存在方式的過程。
感官實驗室(SenseLab)就是這種微政治實踐的嘗試。這個實驗項目禁止參與者帶來已完成的作品,而是要求帶來使作品運作的內在傾向。通過各種「關係技術」,如用布料分組等方式,創造基於情感親和性的臨時性社群。這些實驗強調過程而不是結果,強調關係而不是個體。
重新思考自由與政治實踐
在這個理論框架中,自由獲得了新的含義。馬蘇米認為自由不是主體的屬性,而是一種成就(achievement)。自由不是在真空中作出決定,而是在關係中發生的。這種理解將自由從個人主義的框架中解放出來,使其成為一種關係性的概念。
自由必須通過具體的實踐來實現,這種實踐必須是集體的、關係性的。這意味著:
·自由產生於限制之中,而不是沒有限制
·自由是情境性的,而不是普遍的
·自由是集體性的成就,而不是個人的屬性
·自由涉及潛能的激活和存在力量的增強
這種政治實踐既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也不是簡單的否定性批判,而是在具體的微觀實踐中創造新的存在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麼藝術實踐在政治抵抗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藝術能夠:
·創造「差異性調適」(differential attunement),讓不同的身體以不同的方式對同一事件產生反應
·產生超出既有系統的「剩餘價值」
·通過「激發潛能的限制」(enabling constraints)創造新的可能性
總之,馬蘇米的情動政治學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和實踐政治的新視角。在這個視角下,政治不再是理性主體之間的協商,而是一個涉及身體、情動、關係的複雜過程。這種理解不僅幫助我們理解當代政治現實,也為政治抵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過關注微知覺和微政治,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創造新的存在方式,這或許是面對當前政治困境的一個出路。
(摘自:皋月·情動力政治:身體、微知覺與政治實踐2024/11/25 https://vocus.cc)
評論
在建構了情動政治學的基本框架後,我們需要仔細探討這一理論的可能性與限制。首先,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看,馬蘇米的情動理論與史賓諾莎的實體論有著有趣的呼應。在史賓諾莎的觀點中,上帝並非一個超然於世界之外的實體,而是分散於萬物之間的實質,萬物的總和即是上帝。
而馬蘇米更進一步,主張主體間的情動互動是開放且無上限的。如果以《聖經》的比喻來說,這種情動的互動如同受造物之間建構了一座通天的巴別塔。對此,馬蘇米持正面的肯定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馬蘇米特別強調情動的「事件性」。情動不僅發生於主體之間,更重要的是,它始終在特定的事件中展現,因此具有不可預測性和創造性。這正是他重視微知覺與微政治的原因。然而,這套理論框架也面臨幾個重要挑戰:
1.群體形成的倫理標準不明確
馬蘇米認為當代資本主義透過情動管理將人類物化(thingification),而我們需要透過「脫逃」來恢復人的價值。然而,這種以群體形成來抵抗資本主義的策略並不無瑕疵。歷史上,三K黨、納粹黨與共產黨也都是群體,其成員同樣經歷了某種「成就」與「調適」。雖然馬蘇米提及微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但並未提供明確的標準來區分「良善」與「有害」的群體形成。
2.資本主義的簡化問題
將資本主義視為外在於人類的「非人怪物」未免過於簡單化。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人類的創造物,直接將其斥為「非人」並無助於解決問題,因為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正是人類自己。儘管馬蘇米認識到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生命形式」,但其「脫逃」概念顯得過於樂觀,缺乏實踐性。
3.對理性角色的低估
馬蘇米過於強調情動的重要性,似乎將理性決策置於次要地位。他或許會辯稱,自己並未否定理性,而是主張理性本身根植於情動之上。確實,一個人的「理性」觀點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經歷與創傷的形塑,因此馬蘇米反對將心智理性與身體經驗對立起來的觀點,確實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然而,經歷相似創傷的人可能會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有人從中反思並提出超越之道,有人則在深淵中越陷越深。如果僅將這種差異歸因於其他情動事件中的不同經驗與創傷,恐怕難免讓人覺得這是一種「包牌式」的解釋,未能真正回答理性如何在創傷與情動的基礎上發揮作用的核心問題。
4.個體自由與集體性的緊張關係
強調集體性時,個體的自由往往受到壓縮。雖然馬蘇米試圖透過「差異性調適」來解決這一問題,即「我們都一起置身事件中,但又彼此有差異。我們每個人本來就具有不同的傾向、習慣與行動潛能。」然而,當群體形成某種共識時,個體行為往往被集體情境所約束。這種由作者定義的集體自由,對個別行動者來說,可能更像是一種壓迫。
儘管如此,馬蘇米的情動政治學依然為我們理解當代政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而其提出的「激發潛能的限制」概念尤為有趣:「假如什麼都可以,就不會有任何成果。我們設置的是激發潛能的限制,充滿詩意及過程性,把某些條件置入設計好的機制中,目的是讓創造性的互動發生,有點像組織性的即興。」
或許,讓隨性與隨機交織,任由熵無拘無束地碰撞,激發出新的「大霹靂」,這種充滿不可預知性的自然演化,正是馬蘇米所期盼的未來圖景。(摘自:皋月·情動力政治:身體、微知覺與政治實踐月2024/11/25 https://vocu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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