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我從鄉下返回城里。在鄉下的十年真是快，快得像壓縮餅乾，可是站在北京，癡楞楞竟覺得自行車風馳電掣，久久不敢過街。又喜歡看警察，十年沒見過這種人了，好新鮮。尚記得十年前遷戶口上山下鄉，三龍路派出所的戶籍警左右看看，說：“想好嘍，遷出去可就遷不回來啦！”我亦看看左右。八零年，開始厭警察，朋友指導我說這才有個北京人的樣子嘛。路何漫漫，接著虛心接受城里人的再教育罷。另一種回到城里的感覺是慌慌張張看電影。北京好像隨時都在放“內部電影”，防不勝防，突然就有消息，哪個哪個地方幾點幾點放甚麼電影，有一張票、門口兒見。慌慌張張騎車，風馳電掣，門口人頭攢動，賊一樣地尋人，接到票後竊喜，擠進門去。燈光暗下來，於是把左腿疊過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興地想，原來小的在鄉下種地，北京人貓在“內部”看電影呀。

慌慌張張的結果是看了不少愚蠢的中外電影，心理學的邏輯認為“被誘惑”不成立。想想自己，有道理，應該不會“被電影愚蠢”，而是我愚蠢。但聰明人之多，使八十年代初五年大陸文藝熱鬧非凡。與其說政治集權，不如說文藝人將政治通於“商業廣告”，凡觸政治大小忌，必沸沸揚揚。也難怪，幾十年下來，文藝人都兼精政治，只是閃避和手眼通天的區別。京中會議講演繁多，小道消息驚心動魄，無數天才乃至各種主義直至特異功能，輪番淘汰。沒有快刀斬亂麻的本事，只好一個晚上都是夢。 

一九八六年春，由拍了《黃土地》而聲名大噪的凱歌介招榮念曾給我認識。這榮念曾甚是謙謙，骨子里卻俠，我因下面一件事總要感謝他。

一天榮念曾邀我去他那里，說錄了幾個東西，值得看看。榮念曾住北京西郊友誼賓館，是個有警察把守的地界，我騎自行車去，自然被叱下來，在小屋里盤問許久。 

找到了榮念曾，五十年代曾經是蘇聯人住的單元里有一架日本電視機，還有一部SONY錄像機。榮念曾把一盒錄像帶放進錄像機里，一會兒，影像開始出現了。初時我倒不在意，因為北京流傅各種錄像帶，又常會碰到十幾人屏聲靜氣地看妖精打架，帶子翻錄的次數過多，成年男女妖精真成綠的了。

廠標之後是創作人員，導演侯孝賢等等，都規規矩矩。我還記得第一個畫面是門柱上釘塊小木牌，楷書“高雄縣政府宿舍”，開始有畫外音，好像是個男人揉著眼睛自言自語。我很喜歡這種似乎是無意間聽到的感覺，有如在鄉下歇晌，懵懵然聽到甚麼人漫聲漫氣，聽也可，非聽亦可，不必正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