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寫員巴特比用「I would prefer not to」應對所有與他的溝通，無論別人說什麼，他只會說: I would prefer not to。這個句子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別人也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意思。

有趣的是，文章的結尾處看似無意地提及巴特比曾經的職業是郵局死信處理員，代表著溝通渴望的死信在他這里走到了盡頭。他面對著一堆現成的語言，但沒有一個的陳述對象是他，他也無法與之對話。交流的死局使他註定無法登陸到合法的表述位置，「這不是一種渴求虛無的意願，而是意願的虛無性的增長」(《批評與臨床》146)。與此不同的是，卡夫卡正是通過雙重主體的身份給父親和女人們寫信，而盡量避免面對面的交流，因為書信「保持著兩個主體的對偶性: 此刻，可以區分出一個作為寫信者的陳述主體，和作為一個書信內容形式里言說的表述主體。［……］兩個主體的對偶性交換或反轉，作為表述主體承擔的工作一般情況下也是表述主體的權屬范圍，產生了主體的雙重性」(Kafka 31) 。

主體的對偶性本來意味著一個主體的問題同時也是與之對應的另一個主體的問題，但在具體的表述中呈現了主體的雙重性甚至多重性，德勒茲稱之為「卡夫卡作品中的分身手法」(31) 。在特定行為關係中的身份把看似整體的人分裂，就像在書信行為中的表述主體和陳述主體，離開特定的情境，那個退位的身份還能負責嗎? 或者說，作者能為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負責嗎? 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是什麼關係? 這種雙重性僅僅是信件最直觀的對偶性主體現象，如果把一個人複雜的身份鋪陳開來，例如一個壞爸爸卻是一個好職員。如果把一個壞爸爸和好職員視為一個整體，那麼該如何評價? 這里呈現了情動的線條，巴特比奇怪的表達既有生命的抑郁，也有通過表達消極抵抗的嘗試，他內心需要這樣的嘗試，通過喃喃自語頑強地給自己爭得一個位置，即使這個位置在別人眼里十分怪異。卡夫卡通過內容里的表述主體去完成陳述主體不敢做的事情。

身份的多重性或者說分裂性給生命撕開了一個裂口，創造了逃逸的機會，逃離單一主體無法行動的困境。看似奇怪的表達不是生成文學追求的目的，對強勢語言的污染和巧妙處理制造出新的視角從而引發全新的感受才是目的。有時是故意拋出去挑戰特定社會場域人們的承受閾限，當用意第緒語大聲朗誦的時候，朗誦者的快感和聽眾的反感或驚奇是共存的。德勒茲認為觀念和情動是兩種不同的思想樣式，情動預設了觀念，且情動的轉化與流變由觀念所確定，但觀念並不可還原為情動。

情動和觀念是不同的兩種思想樣式，就生命的肖像而言，觀念的流變和情動的流變體現了兩種生命樣態，觀念的流變是認知的轉換，情動的流變是生命力的起伏。這樣便可以解釋《一條狗的研究》中那條狗為什麼為了成為一條音樂狗而固執地昂著頭，冒著不能進食而餓死的風險。它只有昂著頭才能和音樂連接，從而成為一條音樂狗，它的生命情動是愉悅的。當船長摒棄了捕鯨者的利益追求，瘋狂地追尋莫比·迪克的時候，他已經偏離了所有世俗觀念和普通生活的邏輯軌道，進入了情動的生命力之增強和愉悅狀態。雖然情動是不表象任何對象的思想樣式，但這不表示它和任何表象無關，它預設了某個表象，一個尚未存在的表象或觀念。《審判》和《城堡》的無限延宕，前者對審判結果的期盼，甚至讓他不再考慮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後者的求職之路變得無限漫長，漫長到一眼看不到頭。但二人都期盼著，期盼著一個自己並不能明確的、模糊的表象。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德勒茲的生成文學和情動的一致性。生成文學首先體現了生命力的流變和起伏，在愉悅和悲苦之間。其次，情動是敞開的，面向未來的。人們無法根據既有的知識和經驗，對這條和音樂連接的狗進行識別和歸類，只好勉強在狗的前面加上一個限定詞進行命名。而遲遲不來的審判，把約瑟夫·K卡在罪與非罪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