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對我說，男人大多從事繁重工作，在龐大的倉庫的工具架前可以看到他們。對這一類事，我不作答。因為繁重工作，那正是男人的體育活動。從辦公室出來，伐木，那是一項體育活動，不是工作。一個有中等體力、一般體魄的男人，如果有誰說這種事必須去做，他就會去做。洗盤子，他可以做，跑街采購，他可以做。他認為買了馬鈴薯回來，他也是英雄，他一向就有這種可怕的傾向。可是這又有什麼了不起的。

有人說我這是誇大其詞。人們時時都對我說：我過分誇大了。你認為是那麼說的是不是？你說：理想化，說我把女人理想化了。也可能。是誰說的？反正把女人理想化，對女人並沒有什麼不好。．

你可以想一想你對我所說的事情你究竟想要它怎樣。因為我是在談女人的辛勞工作，所以我不得不采用一種不易理解的語言。主要是談一談女人，她的居家，女人四周的環境，她為得到福利而進行的操勞。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畢竟是有差別的，不相同的，母親的身份畢竟不是父親的身份。女人，處在為母的地位，是把她的肉體都給予她的孩子、幾個孩子的，孩子在她身上，如同在小山崗上，在一座花園里，她們吃她，在她身上拍打，在她身上睡覺，她聽任吞噬，她常常是懷著孩子睡上一睡。在父親那方面根本不存在類似情事。

也許女人在她母性和夫妻關係的歷程中是自己分泌出自己的失望的。也許在她一生的歷程中，她的王國在日復一日的失望中喪失。也許她青春時代的憧憬，她的力量，她的愛心，在單純的合法性之中受到創傷由她流失凈盡。也許是這樣吧。也許女人原就是殉道者。也許女人只有在她的才幹、公正、烹飪、道德的顯示中才能得到完美的展現，所以她被人從窗口拋出去不要了。

也有一些女人，她總要拋棄一些什麼。我就拋棄很多。

十五年中，書一出版，我的文稿我就拋棄不要。要追問是為什麼，我認為那是為了把罪愆抹去，以便在我自己的眼睛看來罪惡可以減輕一些，讓我在我的環境中“好過一些”，為的是，作為一個女人，把寫作的不正經削弱一些，這種情況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了。做衣服剩余的料子，吃剩下的食物，我要保留，那種東西我不要。十年之中，我把我的手稿一把火燒掉。後來有一天有人對我說：“留下來可以給你的孩子，那時候人家就不知道了。”

是在諾弗勒房子客廳的壁爐里燒的。付之一炬，那是最徹底的銷毀。難道我知道我一生中那麼早我就成了一個作家？無疑是知道的。那幾天過後，那樣的情景我都沒有忘記。那個地方又變得清清爽爽，潔凈如初。房屋內部窗明幾凈，桌面上光潔可鑒，可供使用，留下的痕跡都揩得不見蹤影。

過去，女人保留的東西很多，孩子的玩具，他們的作業，他們最早的作文，她們都保留下來。她們還把孩子幼年時的照片珍藏起來，那些照片已經發暗，漫漶看不清了，她們還是愛不釋手。她們還保留她們少女時穿的衣裙，結婚時穿的裙衫，橙花花束，但最重要的是那些照片。她們的孩子所不認識的一個世界的照片，只對她們具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