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來，我國文學地理學研究不斷湧現兼具突破性和穿透力的成果，不僅為傳統文學批評觀念和認知模式提供了一種全新視角，也為打破人文社會科學間的壁壘進行有益嘗試。為了對我國文學地理學的發展現狀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基於中國知網數據庫的文獻檢索功能，輸入「文學」和「地理」進行篇名、關鍵詞、摘要的一框式檢索，截至2021年1月15日，檢索出9,258篇相關文獻，其中文學領域相關文獻數量多達4,897篇，發文總量呈現快速上升趨勢(圖1)。 

從文獻統計的時間維度看，近十年來，文學地理學論文發表數量每年保持在200篇以上，2014至2019年呈現井噴式增長趨勢，發表篇數均超過300篇，2019年更是超過400篇。根據對文獻研究議題的分析，其研究重點主要聚焦在文學家的地理分布、文學作品的地域特色與地域差異、文學家族的研究、地域性文學流派的研究，以及地域性文學史的這五個方面。從相關成果的研究方向來看，我國的文學地理學研究主要立足於古代文學研究，理論體系建設次之，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的關注度則相對較低。從相關成果的學科分類來看，文學地理學立足於文學研究，同時橫跨歷史學、語言學、宗教學、民族學、地理學、測繪學、旅遊學和計算機科學等眾多領域，學科交叉性較強。

與此同時，我國文學地理學相關著作出版量已近300種，其中代表性的理論著作有朱長英《文學地理視域下的兩宋詞壇研究》(2020)、梅新林等《文學地理學原理》(2019)、蕭馳《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2018)、莊文泉《文學地理學批評視野下的勞倫斯長篇小說研究》(2017)、曾大興《氣候、物候與文學——以文學家生命意識為路徑》(2016)和《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1995)、梅新林《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2014)、陶禮天《北「風」和南「騷」》(1997)和陳永正《嶺南文學史》(1993)等。[8]·

二、逐漸壯大的西方情感地理學

1970年代，西方地理學家開始了對客觀性、理性與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人的意誌和情感問題得到普遍關注，形成了一股學術潮流。作為新風貌的引領者，人本主義地理學「致力於通過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人的地理行為以及人對於空間和地方的情感與觀念來理解人的世界」[9]，其領軍人物是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Tuan)。恰如唐曉峰對段氏地學特征的精準表述——「還地理學一份人情」[10]，已模糊表達出情感地理學的精髓，即「人」既可理解為人性和人情，又可視為人本主義傳統，而「情」無疑強調的是人類情感。人本主義地理學雖未直接進行情感表述，但諸如段義孚依托其文學經驗提煉或闡釋的「戀地情結」(topophilia)、「恐懼景觀」(landscapes of fear)、「敬地情結」(geopiety)和「逃避主義」(escapism)，以及羅德威(Paul Rodaway)通過身體、感官和地方建構的「感官地理」(sensuous geographies)，均已關注到人對於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與認同。[11]

[8]李偉煌輯錄與整理的《文學地理學著作目錄(1932—2011)》共列舉257部文學地理學著作。參見李偉煌:《中國文學地理學論著的數理統計與分析》(附錄:《文學地理學論著目錄索引》)，碩士學位論文，廣州大學，2012年。
[9]Yi-Fu Tuan「, Humanistic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66, no. 2, 1976, pp. 266- 276.

[10]唐曉峰:《還地理學一份人情》，《讀書》2002年第11期。

[11]參見段義孚《戀地情結:對環境感知、態度與價值觀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無邊的恐懼》(Landscapes of Fear, 1979)、《敬地情結:人對自然和地方的依戀主題》(Geopiety: A Theme in Man』s Attachment to Nature and to Place, 1976)、《逃避主義》(Escapism, 1998)以及羅德威《感官地理》(Sensuous Geographies: Body, Sense and Place, 1994)。

（作者：裴蓓；轉自：公眾號 DH數字人文，2021-08-21；作者單位：武漢體育學院國際教育學院、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文法藝術學院，原刊《數字人文》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