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迪勇 | 歷史敘事的空間基礎(4)

事實上,對赫伊津哈來說,歷史研究與藝術創作是相通的,它們都旨在塑造圖像。 1905年,赫伊津哈就任格羅寧根大學歷史教授時就職演說的題目是《歷史思想中的美學要素》,他將歷史喻為「視像」,強調直接與往昔接觸的感覺。後來,他還借助視覺語言,徑直把文化史研究方法稱之為「鑲嵌藝術法」。為了發展這種所謂的「鑲嵌藝術法」,赫伊津哈強調「歷史感官」的作用,「在荷蘭文學中,更不用說在歷史編寫中,幾乎無法找出比赫伊津哈更強調感官作用的作家。」而且,盡管「視覺的作用被強調得最突出」,赫伊津哈還是主張歷史學家應該全面發展自己的各種感官, 「赫伊津哈稱之為`美學觀察'的事情,實際上是有聯覺的觀察。」正如威廉·奧特爾斯佩爾所總結的: 「歷史學家必須使自己的感官變得更加敏感,必須學會看、聽、聞、嘗。必須閱讀文學作品,看藝術作品。如果想明白古代世界是如何覆沒的,就應該看拉文納的鑲嵌壁畫。… …但看書本和圖畫還不夠。一個歷史學家也應該`深入大自然,在草田和山丘上散步, 直到他能夠看到太陽過去也普照世界'。」正因為如此,所以赫伊津哈不僅從圖像中獲得了歷史敘事的動機,而且,對感官性的執著追求,也使得其史學著作充滿了鮮活的「圖像性」。

 

不僅赫伊津哈如此,像布克哈特、哈斯克爾等史學大師都從圖像中獲得了豐富的營養,所以他們的思想和著作都與圖像結下了不解之緣。如,著名的文化史和藝術史學者布克哈特就把藝術與詩歌相提並論,認為它們和哲學一樣,都是一個時代最重要的標誌: 「藝術和詩歌從世界、時間和自然中收集所有普遍有效和人人能夠看懂的畫面,這些畫面是人間惟一持久存在的畫面,它們相當於第二次,而且是理想化的創世,它們已經擺脫了時間性,它們雖然屬於塵世,但卻是永恒的,而且成為一門適用於所有民族的語言。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和詩歌像哲學一樣是它們時代最重要的標誌。」與詩歌相比,藝術更適合表現生活中事物光明的一面,所以它們與美更為貼近, 「繪畫和雕塑與人類世界的接觸完全有別於詩歌與人類世界的接觸; 畫家和雕塑家面對的幾乎無一例外地是事物的光明面,創造的是一個充滿美麗、強壯、真誠和幸福的世界,即使在那無聲無息的自然界,他們也看到了靈氣並且對它加以描繪。」而且,由於詩歌「寧願創造新的真實的東西,而不願意講述業已存在的東西」, 藝術則恰恰相反,故藝術更有利於人類對往昔的探究,更有利於人類歷史意識的滋長。

 

二、歷史的場所:空間、事件與記憶

 

所有的歷史事件都必然發生在具體的空間里,那些承載著各類歷史事件、集體記憶、民族認同的空間或地點便成了特殊的景觀,成了歷史的場所。事實上, 「景觀」既是一種穩定的社會角色,又是一個巨大的記憶系統。凱文·林奇說得好: 「景觀也充當著一種社會角色。人人都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環境,成為大家共同的記憶和符號的源泉,人們因此被聯合起來,並得以相互交流。為了保存群體的歷史和思想,景觀充當著一個巨大的記憶系統。澳大利亞阿倫塔部落中的人都能背誦一些很長的歷史故事,但波蒂厄斯認為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具有特殊的記憶能力,鄉村里的每一個細節事實上都在暗示著一些傳說,而每一景觀又向人們提示了對共同文化的回憶。莫里斯·赫伯瓦克在談及巴黎時也有同樣的觀點,他認為不變的物質景觀和對巴黎的共同的記憶,是將人們聯系在一起的並互相交流的強大力量。」這也正是有創造力的史學家、有歷史情懷的文學家喜歡到處遊歷的內在心理動因。對那些名勝古跡的遊覽,就是對歷史場景的親歷與重溫,由此而獲得的知識是從任何學校、任何書籍中所學不到的。對此,俄國作家伊·岡察洛夫深有體會,他在遊覽倫敦時覺得學到了很多東西並「無意中接觸了英國的歷史」: 「古代人把旅遊看作完成教育過程的必要條件,不是沒有道理的。… …攝政王大街、牛津大街、特拉法格廣場,這一連串的名稱,既構成了城市現代生活的風貌,又隱藏著城市的歷史,使你在行進中自然而然地了解到當今生活的來龍去脈」;  「在人群中我信步漫遊,顧盼日常生活景象。我無意中接觸了英國的歷史:來到了宏偉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所在的地方。這是同英國當代生活緊密相連的名勝古跡,是英國的活歷史,不可不認真研究。」

(搜狐 2017-0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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