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抓緊規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觀點認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擴大同各國各地區利益匯合點的重大戰略，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舉措。

伴隨著兩大戰略的實施，海上絲綢之路與海洋文化遺產的研究引起學界重視，我國歷史上存在哪些海洋文化遺產？海洋文化遺產與海上絲綢之路存在何種關係？圍繞海洋文化遺產的相關問題，記者採訪了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

中國社會科學網：海上絲綢之路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貿易通道，據您的研究來看，國內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相關海洋文化遺產有哪些？

李金明：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主要是從南方沿海省份開始，例如廣州、泉州等地。於是在這些地方就出現了許多海上文化遺產，特別是宗教方面的遺產。諸如唐代阿拉伯商人在廣州建立的懷聖寺、宋代阿拉伯的斯拉伕商人在泉州建立的清凈寺，以及南宋在莆田湄州建立的媽祖廟等等。這些文化遺產現在都得到很好的保護，它們對於研究海上絲綢之路和海洋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有不少海底沉船被打撈上來。例如2007年12月，在廣東汕頭南澳出水的明代沉船“南澳1號”，船上裝載有大量的漳州窯瓷器。這些瓷器估計是明隆慶元年（1567年）在漳州月港部份開放海禁後，經中國商船載運出去的漳州窯瓷器。

明清時期漳州地區的窯址，集中分佈在平和、華安、南靖、詔安等地，在雲霄、漳浦等地亦有發現。燒造的瓷器以青花瓷為大宗，還有青瓷、白瓷、色釉瓷（如蘭釉、醬釉、黃釉等）、彩繪瓷（又稱五彩或紅綠彩）等。這些瓷器製作的工藝水準一般都比較粗率和草就，而其造型、圖案與景德鎮民窯明晚期至清初的青花瓷器的藝術風格相同，顯然是模倣景德鎮的產品。

中國社會科學網：海上絲綢之路作為跨國的海上貿易線路，在海外也留存了大量的海洋文化遺產，請您介紹下海外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海洋文化遺產的情況。

李金明：漳州窯瓷器主要是應海外貿易的需要而生產，它們在國內古遺跡中極少被發現，但在海外卻發現甚多，明末清初的日本關西地區遺址，如大阪城跡、平戶荷蘭商館等，都有大量的漳州窯瓷器出土；東南亞各國，如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也都有在遺址中出土過這類瓷器；甚至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中也有這類瓷片發現。有些漳州窯瓷器是在海底沉船中被發現和打撈，如菲律賓的“聖迭戈”（San Diego）號沉船（約沉沒于1600年）和非洲西部聖赫勒拿島海底的“白獅”號沉船（約沉沒于1613年），這些沉船當時的目的地不一定是東南亞，而可能是歐洲。這些外銷的漳州窯瓷器以及漳州窯遺址都應該作為海上文化遺產加以保護。

在海上絲綢之路經過的國家和地區，也保留著一些海上文化遺產。例如永樂五年（1407年），鄭和統率船隊到達印度西南海岸的古裏國時，就在當地建立碑庭。其銘文雲：“此去中國，十萬餘程。民物鹹若，熙皡同情。永示萬世，地平天成。”永樂七年（1409年），鄭和奉明成祖之命，在錫蘭以金銀供器、彩粧、織金寶幡佈施佛寺，並建立石碑。這塊鄭和奉明成祖之命建於錫蘭的石碑，通稱為《佈施錫蘭山佛寺碑》。據說該碑原先豎立於錫蘭島最南端的德文達拉（Devungara），後於1911年在該處40裏外的加勒（Galle）被發現，現存于斯里蘭卡科倫坡博物館。該碑高4.5尺，寬2.5尺，刻有中文、泰米爾（Tamil）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碑文內容據向達在《西洋番國志》附錄二所載：“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該石碑理應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文化遺產加以保護。

一些分散在海外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紀念遺址，例如泰國的三寶港，馬來西亞的三寶山、三寶井，印尼的三寶公廟等等。三寶公廟最初位於加姆比蘭地區，亦稱加姆比蘭廟，建於1434年，廟內有三寶太監首次下西洋時（1406年）在三寶壟住過的岩洞，洞內供奉著三寶太監的塑像。廟內還有一個莊重的聖壇，吸引著成千上萬的崇拜者，前來朝聖的人絡繹不絕，廟裏香火終年不斷。據說在1740年，三寶壟遭到颶風的襲擊，三寶公廟亦被吹得無影無蹤，後來人們又在原廟址重建了一座新的岩洞，當地民眾還特意從中國運來了包括三寶太監及其4名隨從在內的5尊雕像進行供奉。500多年來,當地人民一直珍重和愛護著這座作為中國與印尼人民友誼象徵的廟宇。1966年,三寶壟市政府在幾經修茸的新廟內立了一塊紀念碑,碑上用中文刻著鄭和的簡歷及其不朽的功績，旁邊附有印尼文和英文的譯文。

除此之外，在16世紀後半葉，西班牙殖民者開闢了從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貿易航線”，把中國絲綢從馬尼拉載運到墨西哥各地。當時在南美洲的新西班牙，專門用來轉運中國絲綢的主要道路就被稱為“中國路”。它從阿卡普爾科向北經現在的格雷羅州和莫羅洛斯州到墨西哥城，這兩地現已修了一條長約282英里的公路。然後再向東從普韋布拉、奧裏薩巴到韋臘克魯斯，這段路按趕騾人的計算，約110裏格，合330英里。這些在海外或境外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也是值得重視和保護。

中國社會科學網：借助於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海上貿易交往通道，歷史上，我國同多個國家進行過交流互動，您如何看待歷史上的中外交往？

李金明:鄭和下西洋期間，有些東南亞國王，如位於今加里曼丹島北部的勃泥國國王麻那惹加那，于永樂六年（1408）親率其王妃、子女、弟妹、親戚、陪臣等一行150余人泛海來華訪問。訪問期間由於忽染疾病，醫治無效去世。明成祖命工部具棺槨、明器，將其埋葬于南京安德門外，並樹碑神道，求西南夷人之隸籍中國者守之，立祠于墓，命有司歲于春秋用少牢祭之。永樂十五年（1417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分別率領其家屬、隨從及頭目共340余人來華訪問。三王在返國途中，東王不幸病逝于山東德州，明成祖以王禮將之厚葬于德州北郊，並親自為文樹碑墓道。永樂十八年（1420年），古麻刺朗（今菲律賓的棉蘭老島）國王幹剌義亦敦奔親率其王妃、王子、陪臣，隨太監張謙來華訪問。歸國途中，古麻剌朗國王因病在福州去世，明成祖亦以王禮將其厚葬于閩縣，令有司歲致祭。這些來華訪問的東南亞國王不幸因病去世，其留在中國各地的墳墓，也應該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遺產加以重點保護，它們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圖片為勃泥國國王麻那惹加那古墓，摘自網路，華夏經緯網 2014-05-3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