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慶星大學中韓文學討論會上的發言

今天這個文學活動是我參加過的所有國際文學活動中內容最為具體、清晰的，最具明確意義的。因此，可能也是最值得每一位參加者日後回憶、懷念的。

在大家都談論中韓雙方的具體作品時，我想就兩國文學作品翻譯的選擇性標準與差異，談以下幾點看法。

一、就數量而言，韓國翻譯的中國文學，以小說而論，新時期的10年來，根據樸宰雨教授2010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公布的中國作家在韓國翻譯出版的作品數字，及我在中國了解的中國作家的作品版權被韓國出版社買去還未及翻譯出版的作品數字，二者加在一起，作家大約在60人，作品大約有200部。其中莫言、余華、蘇童和曹文軒等，每人在韓國翻譯出版的作品，都有六七部之多，有相當的影響。但這10年來，中國翻譯的韓國文學，僅在三十幾部。就純文學而論，有較大影響的是廣州花城出版社幾年前出版的“韓國當代作家叢書”。從這懸殊的數字統計來說，中國對韓國嚴肅作家作品的翻譯，遠遠不如韓國對中國嚴肅文學的翻譯。從表面上看，兩國彼此的翻譯，呈現出較大的反差。似乎就文學作品來說—當然不是那些讓中國的年輕一代著迷的電影、電視—韓國的出版社和讀者更熱衷於中國的作家和作品，而中國的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及讀者，則相對疏遠韓國的作家和作品。但考慮到中國有13億人口，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有兩萬多部這龐大的數字，單成為中國作協會員，被稱為作家的人數就有7 000多個，那麽就人數而言，韓國人口基數較小，作家總人數比中國作家人數也相對較少的情況，韓國被介紹到中國的作家的作品數量，與中國被介紹到韓國的作家的作品數量還是均衡的，甚至是偏高的。因為，在中國可以稱為作家或自稱為作家的人數要在萬人之上，而韓國可以稱為或自稱為作家的人數不一定會超過這個數字的1/10。

二、就選擇標準而論，從我們的選擇角度去談，韓國的出版方是既兼顧了韓國的大眾閱讀，也兼顧了韓國讀者對純文學閱讀需求的。在中國，在我的那些寫嚴肅作品的朋友中，幾乎所有的或絕大部分的作家，都有作品被介紹到韓國來。看很多中國作家在出版作品時寫的個人簡介中，他或她都會說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成了韓語、日語、英語等。而且在這種說明文字中，說到被介紹到韓國的是最多的--當然，也不排除那些騙子作家的作品，從沒被介紹到國外，他也要在簡歷中寫上他的作品被輸出到韓國去。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在中國，作家欺騙讀者是可以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的，就像你們到北京吃了地溝油，中國的餐館不負責任一樣。反之，從韓國被介紹到中國的文學作品看，被介紹更多的、更有影響的，還是那些被改編成影視後十分暢銷的作家和作品，如《我的野蠻女友》、《菊花香》、《那小子真帥》、《狼的誘惑》、《大長今》和《七朵水仙花》等。在中國，真正有影響的韓國作家，不是那些純文學作家的作品，而是那些有市場、可以賺錢的暢銷書作家和作品。這和中國嚴肅作家在韓國有相當影響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反照。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閻連科不那麽愛國的結論：就是韓國出版方和讀者似乎更偏愛有一定價值的純文學作品，盡管他們也介紹了很多中國的影視小說和暢銷小說，但純文學作家和其被翻譯的作品，還是占主導地位的。而在中國的圖書市場上，韓國純文學作家的作品在整個被翻譯的韓國作品中，並不占主導，構不成韓國被翻譯作品的主要陣容。分析這種情況，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韓國的讀者和出版方的文學品位在一定程度上高於中國的讀者和一些中國的出版機構，另一方面，是今天中國的圖書市場，比韓國的市場更為初級、混亂，更註重利益和收益。

三、韓國有許多專門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機構和專家。比如韓國對魯迅的研究，所出版的研究魯迅的叢書，洋洋大觀，相當驚人。幾年前我第一次到韓國外國語大學時，看到樸教授的辦公室的書架上有一大排研究魯迅的專著，當時我驚得啞然失語，說不出話來。

然反觀在中國研究韓國文學的情況，除了社科院和高校中的個別韓語教師，那就相對少得多了。其研究專著，也相對較少。形成這種研究狀況偏差的原因，當然是兩國的文化和歷史的根由。但在這裏我想說的是，韓國研究者、批評家無論如何，他們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尊重都令人敬佩，而中國的那些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則更願意把目光投向歐洲和美國，而疏忽了我們周邊的人口較少、土地面積也較小，但其文化、文學一樣值得尊重、研究的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等友鄰。比起以上我說的這些國家，中國研究者對韓國文化、文學的研究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比較中國研究者對西方文學和日本文學的重視，顯然這又是不夠的。而這種存有偏差的研究和尊重，反過來也從更深的層面上，主導和影響著讀者和出版機構對兩國文學的翻譯和選擇。

四、國情現實對翻譯作品的選擇和主導。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承認，這30年來中國在經濟上的巨大變化令世人矚目，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開放與解放，和其經濟發展相比，是相當不夠均衡的。一句話，經濟發展如一列奔馳不停的高速列車--可惜，幾個月前中國的高速列車在溫州出了大問題--而我們政治的開放、政治的發展，還多少有些像烏龜的爬行。一方面是經濟發展的高速列車，一方面是思想和意識緩慢爬行的烏龜，這種失衡的狀況，也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展和韓國出版部門對中國文學作品翻譯的選擇。比如中國作家協會最近出錢請國外翻譯100部他們推薦的文學作品。

那麽，30年來除了這100部作品之外，就沒有更好的文學作品嗎？這100部中，真的就是每一部都具有文學價值嗎？還有包括韓國在內的其他的全世界的國家，都特別關註中國那些被爭論、被禁止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當然有賣點。它們在中國被禁了，也理應受到他國出版者的註目。但以我自己反復被禁、被爭論的經歷而言，必須承認，一部書被禁並不等於說它就是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如《為人民服務》，它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有很多叫好聲和稱道聲，但如果你們有機會看了我的《堅硬如水》和別的作家的一些寫“文革”的小說，你們就不會那麽稱道《為人民服務》了。無論是中國作協推薦的100部文學作品，還是中國每年都被禁、被批、被爭論的那些作品，它們也許確實值得翻譯和推介，但不能忽視那些沒有被推薦、被爭論的極有特色的作家和作品。也許後者，才是更值得關註和翻譯的。與此情況相比，韓國被禁、被批的作品幾乎沒有，但那些真正具有文學品位，又受到讀者和市場冷遇的文學作品，才是更值得中國的出版機構和讀者介紹和翻譯的，也是更值得我們大家共同推介給中國讀者的。(201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