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激進思潮越發呈現出撲朔迷離特征，多元的和異質的話語增生似乎到了這種地步，我們再也無法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它們的共同交集。這給馬克思主義研究提出了諸多難題，在其中，如何判定它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尤為重要。因為離開這個問題的答案，關於它們意義的判斷亦會陷入無盡的爭論之中。{1} 本文提出一種觀點，並試圖為回答那個問題提供重要的參照。如果按照盧卡奇（György Lukács，見圖）的提法把馬克思主義視為關於社會整體的歷史科學，那麼全部西方馬克思主義，它的各種流派，無論公開贊成還是批評馬克思主義，都是後馬克思主義的。因為從盧卡奇開始，西方馬克思主義各個流派最終都在歷史敘事上采取了與以主流馬克思主義不同的視角，並最終由此走出馬克思的理論前提。如果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不觸及這個深度，就不能闡明它們的實際意義，更不能準確地判定其對於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價值。

一、歷史敘事問題與 20 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轉向的內涵

保守主義的歷史敘事歷來主張，激進思潮把革命作為社會進步手段，主要不是源自現實的不公正，而是理想化的正義［1］。盡管相反的主張在經驗層次上可以更清晰地觀察到，即特定社會的革命要求和革命事件的動力主要源自社會自身的缺陷，{2} 但在主張革命合理性之時，激進思潮更普遍地表現出對歷史敘事的依賴。{3}特別是，當社會歷史條件趨於保守時，激進主張更加依賴歷史敘事。這正是蘊涵在 20 世紀全部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變遷之中的問題，該問題在 80 年代中期以後的激進思潮擴散中成為焦點。復雜的是，經由盧卡奇在歷史認識論上的“主體轉向”、列斐弗爾和哈維等人的“空間轉向”、結構主義及其並發思潮推動的“結構轉向”和“話語轉向”，歷史敘事不再服從它的外在政治目標———診斷社會矛盾和探尋新的可能性，而變成了自身的目的。由於這一點，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明顯地學院化，而且愈發地變成與學院之外對象無關的活動。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從不同的角度描述過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種轉向，例如、“文化轉向”、“空間轉向”、資本主義批判邏輯的轉向等等。{4} 那些轉向都是一種理論的外在表現，因此是一種方便的描述方式。更重要的是，上述諸種轉向，實際上都會帶來更深的歷史認識轉向要求，並且基於後者進行自我論證。例如，在階級之外尋求新的革命主體和戰略，只是在所謂階級鬥爭退卻背景下的政治道路選擇問題，這種選擇是由現實條件決定的，但是激進理論卻把它最終變成一個知識學問題。

從整體上看，在馬克思的商品生產邏輯之外重建資本主義批判，以及在文化之中尋求革命的契機，都是現實政治變遷的某種“自然”後果，但西方馬克思主義很少從資本主義現實變遷的角度闡明其合理性，大多極為曲折地轉道新的歷史認識論。例如，以一種主體性敘事來批判現實的物化( 盧卡奇的思路) ，以矛盾的“過度決定”來反對經濟決定論，以話語的優先地位反對實體的本質主義地位( 即現實的不可改變特征) 。正是這些歷史認識上的重要變化改變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結構，也因此，它們構成西方馬克思主義之最深刻的理論和思想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 20 世紀20 年代發端時，直接表現為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認知的反思，它提出的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問題，即歷史認識論問題。在反人本主義過程中，阿爾都塞重新定義唯物辯證法的實質亦是重新定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認識論。可以說，每一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變遷都是歷史認識論的改變。不過，這一問題在受它們影響的各種左派思潮中並不明顯。並且，缺乏對這個深層問題的關注，流行各種左派激進思潮提出的“理論”問題時，我們便往往陷入各種新話語構築的學術迷宮而喪失了總體的方向感。例如，拉克勞和墨菲的“後馬克思主義”便是如此。

當然，在全部馬克思主義發展歷程中，歷史認識論的變化並不是單一線索。如果在 20 世紀 70年代初人們已經充分認識了“結構”與“歷史”之爭是這之前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中軸［2］(1)，並且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都主張自己是對馬克思基本觀點的發揮而不是對其進行替代，{5} 那麼在這之後，不僅爭論的範圍和深度擴大了，而且多數激進思潮都采取了“後馬克思”的姿態，即認為由馬克思所開辟的解放事業仍然需要堅持，但為這種事業進行論證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認識論卻失效了，因此必須創造新的歷史敘事替代馬克思為左派的事業打開新的大門。在這一背景下，歷史敘事方面的變化反而被掩蓋了。

從歷史認識論上替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動向，最深刻而影響最持久復雜的動向是從列維 －斯特勞斯開始的，在《野性的思維》中，他通過批判薩特而提出了後來話語理論的前提，即歷史是歷史認識建構的結果，因此並不比其他事實更具有給定的性質［3］。在這裏，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全部歷史認識，無論是主體路線還是客體路線，都遭遇到了阻擊。因為在實質上，列維 － 斯特勞斯否定了歷史的“實在”性質，即本質主義特征。當然，更復雜的是，並不能因此就簡單地將其劃入主觀唯心主義路線之中。因為他所稱的“歷史”恰恰又是一種客觀結構，一種與語言有關的結構。正是在這一點上，他開辟了被稱為“結構主義”的反主體哲學之新視閾，並帶來了歷史認識論的全面增殖。20 世紀 70 年代之後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歷史敘事上的各種變化隱而不見，在直接的意義上，正是結構主義流行的效果之一。因為作為一種歷史敘事，結構主義雖然反對主體性路線，但恰恰為多元主體位置及其歷史敘事的合理性提供了深層的證明。

結構主義的歷史敘事性質，多數研究者都在20 世紀 70 年代便看到了，其中包括詹姆遜。不過，對於詹姆遜來說，他雖然吸收了包括阿爾都塞的“過度決定”在內的不少結構主義觀點，但並沒有由此否認歷史實在和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敘事的價值，而是努力將前者植入後者，使之產生更大的理論解釋力。因此，盡管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理論在他那裏便平面化了，即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那種含有等級意義的空間比喻被拉平為多種具有類似作用的要素的平面［4］(1)，但他卻始終強調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在另一個比較徹底地刷新馬克思主義歷史認識論的哈貝馬斯那裏，經過一個較長的蛹化期，社會理論的認識論重建之本體論改造的結果最終清晰地呈現出來: 具有認識論傾向的社會進化理論演化成以語言交往為本體的倫理學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哈貝馬斯的動向盡管可以視為一種反結構主義的人本立場，但從語言學轉向看，卻與後者具有相同的旨趣，即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原為客觀的語言結構，因此，他與福柯之間存在著擦不掉的交集( 即普遍化的主體理想) 。正是因為這一點，他與福柯之間在邏輯上存在著競爭( 即不同的倫理方向，哈貝馬斯是中心式的普遍倫理學，而福柯則為邊緣式的普遍倫理學) 。

在總體上，由於結構主義的泛濫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實質性轉型，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本體假設便遭遇到決定性挑戰，其核心在於: 作為客觀抽象的語言交往結構或話語替代了由物質生產構成的實在而承載著歷史本體的功能。拉克勞和墨菲的後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領域公開宣布了這一點。在《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一書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勞和墨菲對自己理論產生影響的原因進行了概括。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功績在於充分肯定了如下趨勢: 從馬克思主義到後馬克思主義，所發生的不僅是本體變化而且是本體論的轉變［5］(170)。如果他們所稱的“本體”指社會歷史的實在條件，“本體論”便是試圖再現這一條件的理論假設。在全部結構主義的歷史敘事中，這一假設是歷史得以存在和發展的話語條件，亦是馬克思主義“重新政治化”［6］的必要前提。那麼，新的歷史敘事到底采取了何種新的本論論範式呢? 從拉克勞等人代表的後馬克思主義看，他們公開而直接地提出了重新定位激進政治理論的本體問題，並且借助於分析哲學、現象學和結構主義把社會( the social) 理解為話語空間，從而試圖打破傳統由決定論代表的本質主義思維，其結果是把政治( the political) 視為比社會更具優先性的本體論範疇。並且由於同樣的反本質主義立場，政治亦不是由傳統所稱階級鬥爭構成的歷史空間，而僅僅是在對抗性支配下體系化( 即占據權力或與權力保持一致的人群) 與不能體系化( 即邊緣人群) 之間永無止境的沖突，這實質上便是一般意義上“差異”、個性之間的多元沖突。正是因為這一點，同質性或單一的社會( 即本質性的 society) 在後馬克思主義那裏便作為“不可能性”而存在，對抗性便成為社會( the social) 的界限，它得以存在的根據。在這樣的條件下，左派事業當然是永無止境的為保持開放性而進行的話語鬥爭( 即霸權鬥爭) 了。拉克勞和墨菲實際上只是把實際已經發生的變化公開宣稱為“事實”，這便是“話語轉向”的事實。

在激進思潮中，“話語轉向”並非從拉克勞和墨菲開始的，而是被泛稱為結構主義思潮的基本後果，只是他們在馬克思主義領域公開宣布了這一點。這也使得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歷史認識論上偏移或轉向更為清晰地呈現出來。因為“話語轉向”是歷史認識論轉向的最深刻、最激烈的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它徹底地顛倒傳統認識論本身，即取消了在其背後的本體論假設———實在的存在。從一般歷史哲學的邏輯看，主客體、歷史性與共時性、內容與形式一直是歷史認識的三個基本維度，這三個維度上的結合構成既往歷史觀對立的基本母體，而實在與話語( 符號) 則是一個在結構主義歷史敘事之後產生的新問題，它的出現表明，人們已經開始從建構論的角度開始審視歷史對象與歷史意識之間的關聯並將後者視為歷史認識的根本問題。正是這種轉移，不僅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而且對既往全部的哲學，都提出了挑戰性課題。因為就問題的實質而言，其核心在於歷史的客觀性( 真實性) 。這意味著，歷史認知變成了一切皆有可能的事業。由此，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進入了多重“搖擺的歷史( 觀) ”的多元沖突之中。這既造成其在理論上活躍的現象，又因為其對象喪失了確定性而飄忽不定。

二、20 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認識變化的四種基本結構

無論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在歷史認識上呈現了何種多樣性變化，只要肯定它們仍然試圖再現歷史，那麼，我們就可以按照結構主義那種科學化的思路識別出其基本母體，即再現歷史在邏輯上必然遭遇的全部可能圖式。當代理論的復雜性只是在某種意義上喪失了主導，即幾乎所有的可能圖式都在共時性並存。{6} 這是與傳統不一樣的理論和政治氛圍造成的。姑且不論轉向的成因，從邏輯結構上，我們發現，今天國外馬克思主義激進思想的各種轉向實際上都是圍繞下述歷史認識論的四種基本結構進行的，而這四種結構構成歷史認識論的母體。{7}

( 1) 從客體到主體

詹姆遜曾經強調過，“正如傳統的辯證法所教導我們的，歷史化操作可以沿著兩條不同的路線運行，而最終只能殊途同歸: 即客體的路線和主體的路線，事物本身的歷史根源和我們試圖借以理解那些事物的概念和範疇的更加難以捉摸的歷史性。”［4］(1)

在此，他描述出歷史認識的“最終只能殊途同歸”的兩條路線，而表明自己在特定的文化領域堅持了主體路線。盡管詹姆遜采取了分析策略，而沒有詳盡地描述主客體辯證法的多種歷史敘事組合，例如主客體同一性路線和主客體對立路線，但問題的實質已經彰顯出來，即在歷史敘事上，我們能夠采取的立場不是主體就是客體。詹姆遜本人的選擇在恰當的意義上堅守了盧卡奇開辟的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道路，哈貝馬斯亦是在同一水平上發生的。而從客體向主體的變化，這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最為基礎的變化。這種變化在盧卡奇和柯爾施反對第二國際經濟決定論之際便開始了。最初，盧卡奇和柯爾施強調主客體辯證法在本體論上的優先性，試圖以此糾正第二國際時代借由科學化而產生的歷史客觀規律崇拜現象，這種崇拜因為把法則絕對化而解除了主體的作用，從而產生了與唯心主義宿命論一樣的效果。在全部主體路線中，存在主義主張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優先性，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綱領突出特定位置上( 即社會經濟結構中) 的人的作用，都確立了主體在本體論上的優先性。{8}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上述歷史認識論有著特定的歷史原因，正如梅洛—龐蒂關於“自在的歷史對我們來說什麼也不是”這句名所表明的那樣，反抗社會歷史的物化、恢復人的尊嚴構成那個時代的焦點。正是在這個語境中，馬克思所強調的社會歷史發展客觀必然性，要麼被質疑，要麼成為人最終成為自身主人的那種啟蒙必然性。也因此，20 世紀 60 年代文化反叛失敗後，人們首要置疑的便是後一種必然性。列維—斯特勞斯關於“歷史並不比其他事實更具有給定的性質”這個名言，通過對梅洛—龐蒂上述名言的戲仿而開啟了一種新的認識界境，它要求重新反思主體的位置: 在歷史認知中，人們實際上已經處於語言的界限之中，語言已經成為歷史本身。結構主義吸引人的地方正是這種悖論性事實: 人必須在語言的界限中來認識歷史，這意味著歷史與實在無關，它必然表現為主體的; 同時，語言的“主體”性質卻不表現為主體的，而表現為自身的結構( 規則) ，因此人借由語言所達及的歷史恰恰是無主體的。由於這一事實，在結構主義營造的所謂“後主體”哲學語境中，主體問題仍然是中心。由此產生有趣的景觀是，阿爾都塞反歷史主義的歷史主義，福柯的反結構主義的結構主義，拉康的反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以及德裏達反建構主義的建構主義等等。如此表面上矛盾的姿態恰恰滿足了多數激進主義理論的矛盾訴求，在高度散裂的同質性資本邏輯支配下，以非同一性來對抗散裂。正是因為這一點，無主體的主體思路實際上成為 20 世紀80 年代西方激進主義的共享母體。在這一意義上，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仍然處於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主體路線之中。

( 2) 從歷史性批判轉向共時性批判

在歷史分析中，共時性或歷史性問題似乎僅僅是一種認識論的方法，而不涉及本體論假設。因為在一般邏輯上，它們涉及的關於人類存在描述的時空二維性。不過，在全部的歷史哲學之中，這種表面上純屬方法問題的分析視角實際與本體論假設復雜地聯系在一起。主要原因是，時間或空間往往同時是歷史實在性、客觀性或確定性的本體承載的轉喻。例如，在盧卡奇的歷史概念中，以主客體相互作用為內容的過程( 即時間) 便借由認識論而轉化為本體承諾，由於時間性便構成作為總體歷史的另一個小名。

在結構主義的反思中，當結構而非過程占據歷史敘事的中心，共時性( 結構、關系、空間) 便替代了傳統歷史哲學的歷史性( 過程、變化、時間)而成為本體論承諾。正是在這一背景中，福柯提出一個問題的，即西方古典知識型是具有時間偏好的，在其中，勻質的時間被假定為對抗物化性質的空間的要素。在他看來，空間正是現代性權力策略，由此，他針鋒相對地提出空間分析策略，試圖打開新的知識型。福柯在深層次上為馬克思主義分析視角從時間向空間的轉向提供了理論論證，這使得後來歷史敘事的空間偏好往往喜歡把自身的合法性依據追溯至他，並強調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是具有時間偏好的傳統知識型。

不論當代激進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敘事時間偏好的指責是否合理，我們應當註意到，在全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中，從第二國際的盧森堡開始，空間越來越成為一個核心主題。空間問題的出現，不只是分析範圍的擴大( 從西歐資本主義擴大到全球) ，而且涉及歷史發展在經驗上的不平衡問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以及後來的基於落後國家和地區經驗而產生的不平等交換理論( 阿明基於非洲經驗的概述) 、帝國主義與依附理論( 多斯桑托斯等基於拉美經驗的概述) 、不平衡發展理論( 弗蘭克等人對拉美經驗的概述) 和世界體系理論等，實際上都從實踐角度提出空間視角所必然涉及的許多元理論問題。這些問題，在 20世紀 70 年代之後逐步與源自發達資本主義城市化經驗與現代社會運動的城市社會學、地理學新潮融合，最終成為洋洋大觀的馬克思主義空間化理論潮流，並且在 20 世紀 90 年代之後的全球化背景下成歷史敘事的另一顯學。由於這一思路具有特殊性，它既融合主客體的對立，又包含下述第三種轉向所涉及的內容與形式對立。

( 3) 從內容( 本質) 到形式( 現象)

在歷史分析中，形式與內容的對立亦是經典問題。該問題在黑格爾的邏輯學中已經得到概念化，它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 其一是現象與本質的對立，在這一點上，黑格爾主義強調的是不存在沒有本質的現象，亦不存在沒有現象的本質，因此科學本身便成為揭示現象之中( 而非之後) 的本質的學問; 其二是分析的普遍性與對象的個體性之間的對立，在黑格爾看來，科學必然是在形式上普遍的，即超越特定對象的限制，但它在內容上又是具體的，即必然依賴特定的對象而存在，由此具體科學成為黑格爾主義的典型科學視野。在科學問題上，馬克思主義顯然是嚴格的黑格爾主義立場，《資本論》與邏輯學之間的關聯這個經典主題清晰地表明了這一點。

這個問題又被結構主義打破了。其打破的路徑有點蹊蹺。因為據說是按照馬克思《資本論》之商品拜物教理論深入的結果。當然，問題並非由理論本身首先提出的。實際上，從 20 世紀 40年代消費社會成為激進左派關注的話題後，人們便開始處理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所處理的那種顛倒，即抽象成為統治。由此，情境主義國際對景觀的分析，例如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中對馬克思《資本論》的戲仿，結構主義對符號的解剖，例如羅蘭·巴特的《神話學》對拜物教理論的語言學置換，都開始了從不同角度按照形式重新定位歷史敘事的過程。語言學與結構主義的廣泛流行，最終產生了以形式分析替代內容揭示的事實，並由此使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科學成為質疑的對象，反本質主義的符號理論和話語理論成為當代激進左派的普遍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激進主義理論表述中，對語言學、結構主義的或明或暗的強調，在突出自身分析合理性之邏輯前提的同時壓抑了仍然可以在德波和巴特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的歷史前提，即隨著資本生產邏輯的擴散，資本主義進入萬物商品化時期，在這一時期，商品交換規律而非具體的商品成為批判所必須直接面對的對象。馬克思的《資本論》實際上便是在這一層次上發生的，因此，它的商品分析可以合理地理解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形式分析。由於這一缺失，雖然當代激進主義沒有一家不把資本邏輯作為批判的焦點，但同時，又因其不再關註其歷史起源、具體表象形成的條件以及後果，而只聚焦於形式上的結構，它們的分析恰恰是低於《資本論》水平的重復，並且在重復過程中，資本邏輯實際上又成為一個沒有真實內容的空洞形式。由此，我們便看到了如下悖論: 特別是以文化研究代表的激進主義思路，把一切都還原到資本邏輯，然而批判本身恰恰又是與資本邏輯同構的。或許正是因為對這一點的自覺意識，在鮑德裏亞那裏產生了顛倒版本，·24·不僅拒斥資本邏輯的真實性，而且在理論姿態拒斥了邏輯，由此把理論本身面向作為在當代已經顛倒為本體論威脅的原初“死亡”的話語恐怖主義。

( 4) 從實體對話語

從實體到話語的歷史敘事變化，在直接的意義上，只是上述形式與內容問題的一種公開表現。其確切的含義在於: 當反本質主義的形式分析成為主導，而語言學又成為這種主導的實現途徑，話語便成為操作的對象。所以我們看到，多數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或者以利奧塔為起點的反本質主義後現代立場，無論是在文學、歷史和政治領域中，還是在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或其他少數派話語中，話語都是中心問題。在當代激進主義思潮中，雖然很少像吉布森－ 格雷漢姆聯盟那樣采取極端的否定資本主義現象的話語主義策略［7］，但是幾乎所有的受惠於( 後) 結構主義的激進思潮都免不了這種傾向。因此，這種轉向，在今天的激進主義研究中具有基礎性地位。

這種轉向在實質上是當代資本主義歷史變遷給左派造成的困境的一個征兆: 在差異、多元已經成為事實的背景下，左派如何既尊重這一事實( 因為這本身便是左派不變的目標) ，又占據一個使之統一起來的同時又不會限入單一主體中心的普遍性位置，從而避免傳統階級路線的難題; 在資本主義現象使物化普遍化的背景下，如何占據一個沒有物化的客觀位置，從而既保留主體想象又回避傳統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之誤，等等。話語為搖擺這種困境提供了邏輯上的工具。然而，這畢竟是取消問題而不是回答問題。所以，我們看到，這種悖論性事實: 激進主義話語異常增殖，而鬥爭的目標，無論是傳統意義上的公正和平等，還是後現代意義上的差異與多元，越來越無法實現，甚至在理論上越來越模糊。

上述四種基本轉向，並非等值的。就主客體、共時性與歷史性來說，無論在認識論層次上還是本體論層次上，都不必然構成對馬克思歷史敘事的替代和挑戰; 但形式與內容問題、實體與話語問題卻不可避免地具有替代馬克思主義的沖動，因為它們已經假設馬克思主義是從屬於 19 世紀的古典知識型，而它們自己的目標便是替代那種知識型。在總體上，它們都提出一個問題，即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批判的結論與今天的資本主義現實已經出現很大的裂痕，因此不僅需要重新反思這些結論，而且需要反思形成這些結論得以產生的歷史認識論。這個要求並非不合理。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來說，問題始終是具體。我們需要的不是一般原則，而是對當代資本主義實際過程及其後果的具體分析。這一方面顯然是當代激進主義的基本缺點，它們過於依賴理論自身，甚至在直接的意義上陷入了布迪厄批評的那種“自指性”，即把理論變成了一個自我循環的封閉圈子，它們與身外的客觀世界不再具有真實的聯系，就如自吹自擂的媒體那樣。因此，當鮑德裏亞說，“海灣戰爭並沒有真的發生”，我們清晰地看到了諸如此類的激進思潮的性質。

三、歷史認識論的搖擺與當代左派理論困境

在《正義的中斷》中文版序言中，南茜·弗雷澤勾勒了政治文化中左翼的四個“劃時代變化”，每一個方面的變化都對批判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它們是: 第一，“作為社會鬥爭的特殊軸心的階級鬥爭的去中心化”，由此產生的是“對壓迫結構和集體身份的新的、形而上學的理解”; 第二，“作為社會正義特殊維度的分配的去中心化”，由此產生的是“放棄經濟主義的觀點”從而“創造新的、多維度的正義理解”; 第三，“‘威斯特伐裏亞’正義觀的去中心化”，由此產生的是對多層次的正義理解; 第四，替代選擇的缺乏，結果是“放棄對過時模式的懷舊之情和對後現代多元主義的庸俗慶賀”從而“創造一個新的、正義的社會的全面願景———一個將分配正義、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層面的治理中廣泛的民主參與相結構的願景”［8］。

這種描述方式不一定完整勾勒了當代激進政治的圖景，但確實闡明了激進理論運動的四個核心維度。值得註意的是，一方面是當代政治提出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在新的歷史認識論支持下激進政治理論重新定義政治地平。並且，正是由於在上述四個維度上政治現實要求和各種新的歷史認識論之間的短路，人們往往以新的政治事實作為在理論上替代馬克思主義的天然合理性，而實際上壓抑了重新探討歷史認識論的理論意義。而這一點，造成後馬克思主義姿態的流行。

拉克勞的“後馬克思主義”的流行，在直接的意義上，原因即在於此。它公開宣稱當代政治的三個不可能性: 主體( 無產階級) 的不可能性; 資本主義發展客觀規律的不可能性; 以及社會的不可能性。因此，需要在話語上打破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三個核心觀點，即主體和階級概念、資本主義發展過程觀點以及作為非對抗的共產主義概念，分別代之以多元主義的主體( 如女性和少數) 、偶然性邏輯和對抗性假設。特殊的是，在多元主義、偶然性邏輯前提之上，他們認為: “霸權實踐的地形是在社會之根本的曖昧性( the fundamental am-biguity of the social) 之上建構的，無論是孤立地還是通過其在關系系統中的定位，都不可能以一種 確定方式來判定鬥爭的意義”［5］(170)。從而，他們以此拒斥了對各種傳統形式鬥爭之實質意義的評價，也拒斥了以具體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需要( 利益) 為目標的鬥爭，把社會歷史的變遷交給非本質主義的“對抗性”。至此，激進主義變成了一種純姿態。

從這一點看，後馬克思主義的關鍵特征便在於，它不是直接回應當代資本主義提出的社會改造難題的，而是把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出其不意的新穎解讀作為焦點，通過這一點，它努力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多樣性，即在話語上解放自身。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在 20 世紀的發展來看，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在一步一步加深的激進形勢的危機背景下———一方面是包括二次世界大戰和當代霸權主義戰爭、種族主義沖突等當代危機在內的危機普遍化，另一方面是左派對於危機反應的無能，理論最終把反思的矛頭指向自身。阿多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中便明確表明了這一方向，( 後)結構主義的流行做了一個高效的加倍，而到 20 世紀 90 年代，它已經變成一種維持理論本身的基本策略。

20 世紀 70 年代初，當歷史與結構的爭論開始成為顯著的問題的時候，施米特便敏銳地強調“如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任務在於堅決地否定對歷史的結構主義否定”［2］(123)。在他看來，後者代表著一種對歷史的漠不關心。盡管本文作者並不同意其具體的結論，但欣賞隱含在其論辯之中的一個基本立場: 在今天，如果不能在歷史敘事上捍衛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繼承馬克思的事業，推動社會歷史朝向更為公正和自由的方向前進。而捍衛馬克思主義歷史敘事，並不只是為了在理論上證明自身科學性，而是為了更加有效地診斷當代世界。在今天激進左派的認識論搖擺中，喪失的正是診斷當代的能力。或許，正是因為這一能力的喪失，理論才轉向自身而對真正的現實漠不關心。我們提出從歷史敘事角度觀察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問題，正是為了在理論上提出對各種新話語之吸引力的警覺。在一個理論創新成為響亮口號的時代，理論是十分容易迷戀自身的新穎性而解除其應該承擔的改造現實之重負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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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裏達． 馬克思和兒子們［C］/ /夏可君． 友愛的政治學及其他．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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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弗雷澤． 正義的中斷: 對“後社會主義”狀況的批判性反思［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

（責任編輯: 高雲湧，常紹榮）

【註釋】

{1}例如，有人說哈貝馬斯和德裏達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又有人強烈地反對這一點。雙方都可以舉出一大堆理由，但誰也不能說服對方。

{2}即“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伊格爾頓再度強調了這一點，並以此作為批評當代西方學院激進主義的前提。參見伊格爾頓《理論之後》，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173 頁。

{3}更準確地說，這不是激進思潮獨有的偏好。因為在歸根結底意義上，權力也是依據歷史敘事獲得合法性的，並由此掩蓋自己的暴力起源。

{4}參見胡大平《馬克思主義能否通過文化理論走向日常生活?》，《南京大學學報》，2006 年第 10 期; 胡大平《社會批判理論之空間轉向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化》，《江海學刊》，2007 年第 2 期; 胡大平《從馬克思到拉康: 齊澤克與文化政治學之精神分析轉向》，《國外理論動態》，2007 年第 9 期; 胡大平《在商品生產之外尋找革命的落腳點》，《馬克思與現實》，2009 年第 5 期。

{5}這一點，從盧卡奇到阿多諾，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6}當然，在消極意義上，多元主義或差異的口號實際上也成為一個無意義上的口號。因為在這裏出現了一個類似“禁止無人行事之事”禁令悖論的顛倒版本: 在今天的西方，主張差異與多元，就如在今天的中國禁止使用諸如“洋火”這類詞語，因為它們已經是一個事實，這些主張( 無論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 都是對事實上的一種無意義的加倍( Double) 。這個悖論清晰地表明了多元主義激進思路的困境，它們不再是一種新社會的想象，而只是對事實的加倍，且這種加倍恰恰是對它本身所欲批判的對象的加強。所謂“共謀”問題的實質便在於此。

{7}必須說明的是，在這裏，只是為了敘述的簡潔和清晰需要而采取了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式概括。就西方馬克思主義實際的理論表現來說，多數代表性的人物可能同時涉及本文所論四個方面的多個。

{8}盧卡奇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試圖以主體性維度來拯救第二國際因為“科學化”而產生的決定論難題，即把社會歷史發展視為由經濟決定從而解除主體意誌的過程，這導致了理論上的目的論和革命論證困難。而法蘭克福學派的“啟蒙辯證法”思想則提出了與傳統馬克思主義有很大差異的歷史研究綱領，在某種意義上，它采取了類似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的思路，把文明與理性作為同構對象加以混同，從而形成了主體路線的敘事，但同時又將其發展視為客觀( 顛倒、重復) 的過程，以期為主體性解放提供精英主義的救贖道路。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思路，在某種意義上是啟蒙辯證法的顛倒版本，它的歷史結構與前者一致，只是問題的焦點轉移到大眾之上。到了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問題似乎突然回轉了，因為阿多諾拒斥了全部主體性哲學，將其與唯心主義以及同一性哲學等同起來，提出了“對象的優先性”問題。因此，從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沈浮，我們便清晰地看到主體與客體兩種路線的搖擺。詹姆遜的那個陳述由此便具有總結的性質。（原文載《學習與探索》2011年2期，錄入編輯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