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出版了以“底層女性史序章”為副標題的《山打根八號娼館》一書。這是一本以考察明治至大正年間到西伯利亞、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帶向外國人出賣肉體的“南洋姐”的實情為內容的書，可以說是在我四年前去九州天草島訪問的那位名叫阿崎婆的老人的口述基礎上整理而成的。書出版後，我立即到天草去看望阿崎婆，給不識字的她看了剛出版的書，向她表示感謝。

可是，由於四年前在烈日炎炎的天草島為沒有任何線索的我帶路的佐野光雄和南方南洋姐的頭領、山打根八號娼館老板娘的養女阿作已經離開了人世，我只好把拙著供在他們的靈前。特別是對於阿作，由於我的書的出版，最近在北婆羅洲的山打根沈睡了半個世紀的木下邦的墓和寫著“木下邦建之”的南洋姐合葬墓被重新發現，然而這消息卻無法告知於她，我為此而感到難過。

這項研究耗時四年。假如我開始得再晚一點的話，就不可能得到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這些人的幫助，因此也無法寫出《山打根八號娼館》這本書來。——然而，我們不得不說在日本像南洋姐這樣的即將消失、卻尚未被研究到的下層人們的生活還有許許多多。

例如，有關紡織和繅絲女工的記錄雖然多少有一些，但對於農婦和煤礦婦來說，除了少得可憐的幾則口述筆記外，尚無作為歷史整理的材料。還有，那些住在別人家裏替主人做家務和幫工的被稱作女傭的人們還從未得到過歷史考察的關註。

據一項調查說，大正十年全國的女傭人數與女工人數大致相當。她們的勞動沒有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的區別，工作內容和工資往往也不明確，如果因某種緣故被雇的話，甚至連辭職的自由也沒有。而且，由於她們是在與社會隔絕的家庭裏做工，所以既不可能像工廠的工人那樣組織起來要求提高待遇，又由於遠離親人朋友獨自一人住在別人家裏，而在精神上也十分孤獨。

據曾在長野縣一個城郊的農家當過女傭的A講，她二十四歲時當了女傭，不久就被迫與主人家的長工B結了婚。倆人的工資，直到六年前的昭和四十一年僅有五百日元，合在一起也只是千元。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A懷孕五個月時，主人以妨礙於農活為由硬要她去醫院做人工流產。幸虧由於醫生拒絕做手術，她才有了一個孩子。可是第二天，她丈夫B就被主人送到醫院做了絕育手術。

這決不是發生在幾十年前的事。A出生在三十年代初，和我幾乎是同齡。

還有，直到不久前，女傭除了做家務和幹家裏的活計外，還常常成為主人和家庭中其他男性成員的性對象。集中了女傭身上的這一面分離出去的就是接客的餐飲業。幹這種活兒的人中，既有貪圖享樂者，也有像不久前大皈千日前歌廳的那場大火所暴露出來的那種由於生活所迫的一些中高年女性。

此外，底層女性中有許多人與亞洲各國有著血肉聯系，如：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政策重要支柱的“滿洲開拓”者的妻子的“大陸新娘”，還有作為“日鮮一體”政策重要環節的“日鮮結婚”——即同那些被強行帶到日本的朝鮮勞工結婚的城市下層婦女，她們的情況大多如此。這些人不僅在受到日本政府鼓勵的二戰期間沒有過上好日子，就是在戰敗二十七年後的今天，仍有許多日鮮結婚的女性，帶著日鮮混血兒在人們的蔑視中流落在日韓兩國的街頭。

這些形形色色的底層婦女大多不具備表述自己生活和苦惱的能力。我認為，雖然她們無疑也有表現自己生活的願望，但在她們尚未具備這種能力的時候，研究者有義務以她們口述的形式將底層女性的生活記錄下來。

然而，這些長期身受歧視的人們，除了沈重的自卑感外還有一種即便把自己的痛苦告訴別人也不會得到真正的理解的認識存在。因此，讓她們開口很難。就算她們對你說了點什麽，也不可輕易地認為那就是她們的真心話。對此，我有過一次親身體驗。

那是四年前在天草島經歷的。在留我住下的阿崎婆的提議下，我們一起到一個老人聚集的地方去見她的老南洋姐朋友。在那兒，幾位老南洋姐告訴了我某電視臺記者采訪她們時的事。“那次真逗，俺姐兒幾個亂吹一氣，嘿，還全播了出來。”“就是，對那種兩手空空坐著汽車來了，一只手拿著筆記本，愛答不理地聽人講話的人，俺們憑啥要跟他講真話。”

我決不會忘記當時她們那幾乎要掀翻房頂的哄笑聲——當然，是為了研究者的自律。

我認為，我們必須註意到自己身上頑固地存在著對底層生活者的歧視，要一邊同這種思想作鬥爭，一邊進行底層史的研究。我相信，這樣做不僅會很大程度地糾正研究者的人生觀，而且，只有通過經歷了這種自我改造的研究者的底層史研究，才有可能超越以往的以英雄人物為中心的歷史和歷史觀的局限。（原載《朝日新聞》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夕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