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到外國朋友家吃飯。當蠟燭燃起，菜肴布好，客主就位，總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舉起小手，低頭感謝上天的賜予，並歡迎客人的到來。

我剛一到美時，常鬧得尷尬。因為在國內養成的習慣，還沒有坐好，就開動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飯時，總是先囑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別太快開動啊！幾年來，我已變得很習慣了。

但我一直認為只是一種不同的風俗儀式，在我這方面看來，忘或不忘，也沒有太大的關系。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飯，這次卻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謝飯。她雪白的頭發，顫抖的聲音，在搖曳的燭光下，使我想起兒時的祖母。

（Feature Photo： Buddha by Myint Mo Oo，http://www.facebook.com/MyintMoOo ）

那天晚上，我忽然覺得我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來。

在小時候，每當冬夜，我們一大家人圍著個大圓桌吃飯，我總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總是摸著我的頭說：

“老天爺賞我們家飽飯吃，記住，飯碗裏一粒米都不許剩，要是糟蹋糧食，老天爺就不給咱們飯了。”
 
剛上小學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學校就是從前的關帝廟，我的書桌就是供桌，我曾給周倉畫上眼鏡，給關公戴上胡子。

祖母的話，老天爺也者，我覺得是既多余，又落伍的。

不過，我卻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為這飯確實是他們掙的，這家確實是他們立的。我感謝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謝渺茫的老天爺。

這種想法並未因年紀長大而有任何改變。多少年，就在這種哲學中過去了。

我在這個外國家庭晚飯後，由於這位外國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兒時，由於我的兒時，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現象。

祖父每年在風裏雨裏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裏飯裏的自苦，他們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而為什麼要謝天？

我明明是個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為什麼卻不感謝老天爺 ？這種奇怪的心理狀態，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謎。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頓，瀏覽愛因斯坦的《我所看見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領悟。

這是一本非科學性的文集，專載些愛因斯坦在紀念會上啦，在歡迎會上啦，在朋友的葬禮中什麼的，他所發表的談話。

我在讀這本書時，看到愛因斯坦對謝天的看法。比如，在原子始祖玻爾的紀念會上，愛因斯坦說兩句話，或在數學大師勞倫茲的紀念會上說兩句話，等等。

我忽然發現愛因斯坦想盡量給聽眾一個印象，即相對論不是甲發明的，即是乙發明的，而與愛因斯坦本人不相幹似的。
 
就連相對論的本文中，愛因斯坦忽然天外飛來一筆：“這如不是勞倫茲，就不能出現相對論。”論氣度，實在是史冊中少見的。

愛因斯坦感謝了這位感謝那位，感謝了古人，感謝今人，就是不提他自己。

我就想，為什麼立功者偏不居功。像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幾年來自己的奔波，掙了幾碗飯吃，作了一些研究，寫了幾篇學術文章，真正做了點事以後，才有了一種新的覺悟：即是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

無論什麼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與遺產，即是需要眾人的支持與合作，還要等候機會的到來。越是真正做過一點事，越是感覺自己的貢獻之渺小。

於是，創業的人，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上天，而敗家的人卻無時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最完美的人格所構成的一個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為什麼不言祿，因為他覺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為，也是君子所不應為的。

愛因斯坦剛到普林斯頓時，主任問他要多少錢薪水，他說五千，主任說：“給你五千，如何給一個大學畢業生呢 ？還是算一萬五千元罷." 這是外國的介之推。

為什麼介之推與愛因斯坦專幹這類傻事？立過大功，他們知道做事與立功，得之於眾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地產生一種感謝眾人、感謝上天的感覺。

像愛氏這種不居功的程我們回頭想一想，五六十年來的中國比我七八歲時的思想能強幾何！史家如果寫這五六十年來的我國歷史時，一定命名為幼稚的時代。

無論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騙，日子長了，連自己也信以為真了，而大禍至矣。

因為沒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沒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會有謝天的感覺。哲學家們知道這個癥候最為可怕，所以造出許多知好知歹的人物與故事來。

有一個人問一位文學家，我記得是雨果罷，“如果世界上的書全需要燒掉，而只許留一本，應留什麼？" 雨果毫不猶豫地說：“只留《約伯記》。” 約伯是《聖經》裏面的介之推，富亦謝天，貧亦謝天，病亦謝天，苦亦謝天。

我們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時期，需要約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覺悟，這個覺悟即是：

一粥一飯，半絲半縷，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的結晶。感謝之情，無由表達，我們還是謝天罷。

(一九六一年除夕)

(收藏自：散文集《旅美小簡》，1973年由臺北遠東圖書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