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台灣群眾而言，大陸作家畢飛宇有些陌生也有些熟悉。喜歡文學的人，或許讀過他的《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在台灣以正體字發行的小說。對文學不那麼熟悉的人，若聽說電影〈搖呀搖，搖到外婆橋〉是由他編劇的，大概許多人會「啊！」的一聲作出反應。

                近年來，他的作品常在兩岸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話題，像是《玉米》裡書寫的王家村三姊妹，其中對於女性身心的描寫，興起了一股「玉米熱」。最近的小說《推拿》，寫盲人推拿師的日常生活和情欲愛恨，深刻但不矯情，更令他獲獎無數。

        寫了二十多年小說，而且這二十多年來只寫小說的畢飛宇，在他之前有莫言等文壇前輩，在他之後則有韓寒等1980年後出生的年輕作家，他在這中間是承上也起下。

寫實的想像

        畢飛宇在1964年誕生於江蘇興化，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才二歲。也因為文革的緣故，讓他的父母都去了鄉下，因而他六歲前是在鄉下度過的。鄉下的童年記憶，很難說對一個不滿六歲的孩子在往後會有什麼影響，文革似乎也沒直接波及到他。但是，從父母輩那裡聽來的事情，以及從長輩的言談間的感受，使他對這十年的文革，有了想要著墨的心情，而且事實上，這時期也對中國大陸產生了許多影響。畢飛宇說：「1971年是林彪死的那一年，1976年是文革結束的時候，這兩個時間是中國大陸的『關鍵時間』。」所以，《玉米》和《平原》分別以1971年和1976年為背景，寫出王家村在這兩個時段的人與事。

        選擇一個蘇北的小鄉村為背景，一群鄉下人為主角，大時代、大環境的故事縮小成偏遠鄉村的柴米油鹽和愛怨嗔恨，畢飛宇想要傳達的是人性，也是在此非常態的文革意識型態下，不僅是大環境怎麼樣發生變化，而是從日常家庭的人際互動中就能感受到「疼痛」。就像《玉米》裡寫的玉米和玉秀兩姊妹，玉米爭的是一口氣，玉秀想要的不過是一場愛情與一個依靠，為此兩人各自互相競爭、勾心鬥角，算計著（或是交易著）如何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最終卻是流不完的淚。用小人物、小事件來寫大時代，個人的記憶與歷史社會的記憶，如此似乎便連結在一起了。

        然而，在《青衣》之前，畢飛宇的小說可不那麼「寫實」，他仍是以現代手法來書寫為多，就是不管時空，只著重於人物內心的動態，甚至有些語言實驗的性質，直到《青衣》之後的《玉米》才真真切切地回歸現實。

畢飛宇表示，他後來的小說雖是寫實，但仍是由「想像」構成的，他說：「早期的想像宛如有了雙翅膀，一飛就飛上了天。現在的想像，雖然也有雙翅膀，但多了兩隻腳，會走到地面上來。」就像他寫《推拿》，除了他有上推拿房的習慣之外，畢飛宇年輕時曾任教於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校，這是間為殘障學校培育教師的學校，他在那兒教了五年書離職後，在心中就想著要為盲人寫一本小說，而這念頭一擱就是二十年，最後他終於寫出了一部書中人物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盲人的小說。因為他常上推拿房，自然跟這些盲人按摩師成了朋友，就算不做推拿也會聊聊天或是一起抽根菸，但是他的小說卻不是寫這群朋友的真實故事，仍是在了解的邏輯上，用想像來寫成他的作品。

        又因為吸收了現代小說的養分，跟百年前的寫實主義比較起來，畢飛宇的寫實小說，在時空切換上更為自由，也對於人物內心的探討更為深刻。

比起大陸80年代先鋒小說的「語言實驗，但人物薄弱」，畢飛宇的小說更重視人物塑造，也因為他寫活了《玉米》和《平原》裡的幾位女性角色，相形之下使得書中的男性角色較不那麼讓人記憶，因而被稱為「現代最了解女性的男作家」，但他說：「我不是把女性角色寫得好，而是把人物寫好了。我相信把人物寫得好的，不管女性角色或男性角色都能塑造得很好。」這句話可以從他後來的《推拿》得到驗證。事實上，從《平原》以男性為主角開始，畢飛宇小說中的男女角色始終勢均力敵般的精彩。不過若真要細看，他書中的女性角色不管是外柔內剛或是身不由己，在精神上仍是強悍、明快的鮮明個性居多呢！

我也創造了世界

        怎麼會開始寫小說呢？小說又要寫些什麼？做為一名小說家，這恐怕是最常被人問起的問題。

        從中學時期就開始文字創作的畢飛宇，大學時期也寫了些詩歌，之後卻發現寫小說才符合自己的脾性，才專心致力於小說創作上。但是，那一段與詩歌為伍的日子，對他而言也是個很好的經驗，至少是個用字遣詞的最好練習。

        「寫小說是很迷人的事。」畢飛宇回看自己的作品時，常常覺得不可思議怎會寫出這樣的小說來。他說：「如果上帝創造了世界，寫小說的我也是在創造世界。這種感覺非常地吸引人，是渾身會起雞皮疙瘩的那種。」至於題材的選擇上，他傾向於從情感因素著手，而這情感因素則是一種生活理想的投射與反思，也是順著創作的性子而行，就像背後有雙手不斷推著他要寫出什麼來，也宛如單相思的少年般魂不守舍，整天想著都是小說創作——不知道這是不是他那南方人的浪漫呢？事實上，畢飛宇的小說確實帶有中國南方文學的特色，有些綺麗、有些纏綿、多了些纖細和幻想，尤其是在節奏上的控制，予人意味深長之感。

然而，雖然有著這些南方文學的特色，小說中的人物角色本身卻是奔放的，甚至是通俗的，沒有太多的裝飾，總是活在當下，處於現在進行式的生活中。畢飛宇認為，不管什麼角色、背景，他相信做為人的基本感受是相通的，就像他寫盲人推拿師，別人覺得好奇甚至期待盲人的感受跟常人不同，但畢飛宇筆下盲人的愛、恨、傷痛、妒忌等等，都是普世性的，放諸四海皆準的七情六慾，甚至比常人還多了些尊嚴。《推拿》裡長得漂亮又有音樂天賦的盲女都紅，在成為推拿師前有這麼一段描寫，極為深刻：

都紅把宿舍裡的同學打發乾淨，說：「老師，鋼琴我不學了，妳教我二胡吧。」

老師納悶了：「什麼意思？」

都紅說：「等我畢了業，我總得吃飯。我總得有一門手藝。哪一天到大街上去賣唱了，二胡帶起來方便。鋼琴我買不起，買得起我也搬不動。」

都紅的這席話說得刻毒了。口吻裡頭包含了與她的年紀不相稱的老到。但都紅所說的卻是實情，她也不小了，得為自己的未來打算。總不能一天到晚到舞台上去還債吧？她不欠誰的，沒債要還，可她總得養活自己吧。都紅很後悔當初的決定，為什麼要學鋼琴呢？要是不學，她又何至於到舞台上去對著「全社會」賣唱。

都紅懸崖勒馬了。這一次她在老師的面前是決絕的。她不僅拒絕了鋼琴課，同樣拒絕了所有的演出。「慈善演出」是什麼，「愛心行動」是什麼，她算是明白了。說到底，就是把殘疾人拉出來讓身體健康的人感動。人們喜歡感動，這個社會需要感動。但都紅再也不希望讓別人感動。她是都紅。她不是「可憐」的都紅。

中國小說往上走

        如同許多近代文人，畢飛宇最喜歡的小說是曹雪芹的《紅樓夢》，讚這是將中國字詞之美發揮到了極致的書。近代他則推莫言，形容莫言的小說有血性、充滿了豐沛的精、氣、神，那近乎爆炸的敘述，讓人像在面對一群奔馬的馬腿。而國外的作家，他欣賞杜斯妥也夫斯基書中傳達的彷彿農民刨地般，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這一點可說跟他自己的小說所表現出來的很相似。

        他認為在精神上、宏觀上，中國大陸作家的作品總是富有社會性和歷史感，也許跟他們受到的文學教育或是從小的記憶有關，也或許因為普遍的美學觀點所致。這美學觀點不只表現在文學作品上，而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像是現在中國大陸的家具，就算不是紅木、檀木製的，也要漆上了木頭的厚重色澤，才讓人覺得有價值。這社會性和歷史感也就表現在文學的涵蓋面上，假設小說裡有了張三這個角色，這個人在小說裡雖是獨立存在的，但在社會裡則有許許多多的張三。譬如他在《玉米》裡寫文革意識型態，但這意識型態卻是從日常生活裡諸如一家人的餐桌上，或是青年男女的情愛中顯現出來。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不斷有新的小說作品產生，也有許多80後的優秀作家冒出頭來。雖然跟目前全球的出版趨勢一樣，讀者有愈來愈少的跡象，但畢飛宇認為中國大陸的小說其實是在往上走，有愈來愈好的傾向。對於小說創作的品質，他持樂觀的態度。至於為什麼讀者會愈來愈遠呢？他以為大概是有些作品和大眾的基本生活沒有關係，產生了距離感。他認為，文學是作家跟讀者的互動，是活的，就像呼吸一樣。小說的語言也就是呼吸的一種方式，好比中學時被人告白，雖然不見得知道愛情是什麼，但瞬間心跳怦然、呼吸急促的感覺卻是真實的，這時候小說也漸漸有了高潮和波瀾起伏。

        對於新生代70、80後出生的作家，像是韓寒等人，畢飛宇也給予了肯定，更期待他們未來的樣貌。因為他認為，一位好的小說家，是會經歷第二次成長的，而這成長多半發生在四十歲左右，因為人生多了些歷練和視野。就像人發育，除了兒時長得好之外，青少年時期的二次發育實則至為關鍵。

此外，他說，中國大陸新生代作家在文壇能獲得的資源較少，或許是因為評論家多為老一代的，比較不關心新一代的作家和作品。但有趣的是，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卻在這些新生代作家身上，因而產生了不少所謂的「明星作家」。

        不管如何，從十幾、二十歲開始寫小說，二十年來寫了近百篇中短篇小說和幾部長篇小說的畢飛宇，言談間對於中國大陸的小說創作，依然是有所期待！

（原刊於《聯合文學》2010年3月，收藏自 【如城之夢】廖之韻的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