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在創作初期的作品中就顯示出對少年主人公“我”這一視角的偏愛。1958年榮獲“芥川文學獎”的中篇小說《飼育》和同年的長篇處女作《拔芽擊仔》即以山村少年“我”為視角，建構起了一個孩童世界與成人世界相沖撞並最終被同化的故事模式。1961年，大江健三郎又以刺殺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17歲右翼少年為原型，創作中篇小說《十七歲》及其第二部《政治少年之死》，在《文學界》1、2月號上發表。作為一種文體和小說敘事藝術的少年敘述模式在大江的作品中頻頻出現，絕非一種偶然，而是作者主動的選擇，其中蘊含著作者選擇特定邊緣視角（除了少年兒童視角外，還有動植物視角）透視日本戰後成人世界的深刻用心。

　　
視角的選擇:現實與藝術的雙重考量
　　
《十七歲》與姊妹篇《政治少年之死》以17歲的普通少年“我”為文本內的敘事者和故事的主人公，講述了“我”如何從一個自卑怯懦的普通高中生成為信仰天皇的狂熱右翼少年，並最終淪為暗殺者的全過程。少年視角的選擇首先有著現實的原因。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川本三郎曾這樣評價大江：“大江有著極其敏銳的感覺，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點不和諧音符，他都不會錯過。”這兩篇小說的大體故事情節是以真實的右翼少年行刺案為藍本的。選擇以故事的絕對中心人物——少年的視角組織文字顯得合情合理。但藝術效果上的考慮才是大江選擇少年視角的根本原因。大學時期就讀於法國文學專業和長期閱讀西方現代小說的經歷，使大江對小說人稱、視角的選擇有著獨特的看法並在創作初期就開始了自己的探索。由於日語文學中第三人稱敘事的特征和局限性（不可避免地要以明確的語言形式來表達說話者對所說內容和聽話者的態度），大江似乎更青睞具有真實客觀表達效果的第一人稱敘事。寫作者、敘述者與主人公三者合一之後，能更生動地表現出個體內部的生命沖動，更真實地表現出人物的生存狀態。大江以這樣的方式在小說文本中主動隱去了直露的控訴與批判，最大限度地化身為少年“我”，把對少年心理真實的還原推到了最大值。但不能因此混淆作者與敘述者的政治道德立場，因為大江始終是一個道德感和政治責任意識極強的作家。早在小說《飼育》獲得芥川獎後他就表示：“我毫不懷疑地認為，通過文學可以參與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很清楚自己選擇文學的責任。” 另外，戰後日本意識形態上的禁忌也是大江需要考慮的實際因素。天皇制一直是日本戰後文學主題上的禁區，大江敢於選擇這樣一個敏感的主題足以反映出他作為作家的膽識和責任感。以右翼少年“我”的視角切入不失為這個大膽之舉的巧妙選擇。但即便如此，《政治少年之死》發表以後，大江馬上遭到右翼團體的威脅。《文學界》雜誌未經作者本人同意就在同年3月號上刊登道歉啟事，此後這部小說成為所有出版社的禁忌，未曾收進大江的任何作品集裏。
　　
少年視角下的敘述特征
　　
首先，小說文本始終嚴格地以少年“我”的視角展開，制造了強烈的現時在場感，實現了人物、環境、事件最大程度的還原。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大江作為既有經驗和判斷的持有者，成功隱身於少年背後。敘述文本自始至終籠罩在十七歲少年時而自卑苦悶時而狂熱迷亂的情緒中，作者的真實身份和立場絲毫沒有現形。在處理右翼和天皇制這樣的敏感題材時，作者這一自覺的敘述文體選擇是巧妙而成功的，既避免了把主人公右翼少年塑造成通常意義上的政治臉譜化人物，也避免了過於直接的控訴與批判對小說藝術價值的損害。讀者通過文本所觸摸到的是一個真實的、充滿矛盾的少年跳動的脈搏。“我”並非生來就是暴力狂，就是偏執的右翼。通過少年“我”的自我講述，“我”對家人、同學、政黨、現存政治體制的看法，少年的行為動機得以清晰地展示。“我”的敘述是主觀的、自我的、極端個性化的。初看之下，這樣視域狹窄、個人情感傾向強烈的敘述對日本戰後社會狀況的反應是不夠真實全面和有說服力的。但選取“我”這樣一個極端敏感、地位邊緣的少年作為切入點，往往會收獲“上帝視角”無法呈現的驚喜。戰後日本家庭關系的疏離冷漠、社會風氣的浮華曖昧、民主體制的不穩定、政黨之間的互相推諉傾軋等等，這一切正是少年淪為暗殺者的溫床。從“我”的視角所呈現出的日本戰後社會的層層面面，無疑剝離了粉飾，還原了墮落與殘酷。

其次，小說中的少年敘述集中在“我”的心理敘述上。行動（包括小說最後具有重大意義的暗殺行動本身）不是小說敘述的重心，少年對內心的情緒、感受、想象、幻覺和潛意識的表述才是全部敘述的主幹。這種心理敘述傾向源於大江個人的學習背景與經驗。大江早期的創作深受存在主義美學思潮的影響，重主觀真實甚於客觀真實，重心理體驗甚於外部作為。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大江把日本第一人稱的“私小說”的技法與西方意識流小說技巧相結合，形成了自己獨具一格的心理敘述技巧與方法。在《十七歲》與《政治少年之死》中，大段大段的少年自我心理剖白，充斥著年輕的迷茫與躁動，既保留著私小說細膩刻畫個人心理體驗的傳統，又吸取了意識流小說中跳躍淩亂、打破時空界限的心理敘述特色；既繼承了私小說暴露個人隱私和心理秘密的特點，又接受了意識流小說的觀念，深入挖掘人物的直覺、性心理、變態心理和潛意識。《十七歲》通過少年“我”的自我表白，展示了一個孤獨、自卑、怯懦、臆想癥嚴重，深受“自我意識”束縛的怪誕少年。少年“我”到了《政治少年之死》中，則搖身一變，攜裹著急速而亢奮、幸福而癲狂的意識浪潮，沖向了天皇陛下光芒萬丈的深淵。小說的最後一幕，少年“我”決定自殺，大江對“我”此時此刻心理狀態的敘述十分精彩：

“我一邊平靜地凝神屏息掩藏起呼吸的急促，一邊享受著短暫生涯最後的啟示。自殺吧。我最後要背叛骯臟的眾人。我永遠是天皇陛下這棵大樹上一枚柔軟的淺藍色的新芽。我不怕死。強迫的生才是苦難。我還是自殺吧。只要威嚴地再堅持十分鐘真正的右翼之子的靈魂，我作為被永遠選中的右翼之子就得以完成。我的右翼的城堡、右翼的神社，都永遠不會崩潰。因為我作為尚未出生的人在純粹天皇的、天皇陛下的胎內廣闊的宇宙般黑暗的大海、胎水之海裏毫無意識地漂浮，啊，我的眼睛充滿金黃色和薔薇色和古代的紫色之光，一千萬勒克斯之光。天皇呦，天皇呦！……我看見黃金的聯合國大廈般巨大的天皇陛下在黑暗的天空轟響著噴氣推進飛行。我在宇宙般黑暗巨大的體內如潮水一樣湧流的胎水裏漂浮。我會做成病原體那樣的形狀吧。天皇陛下在我的充滿幸福愉悅的淚水的眼睛裏折射出一百萬個燦爛輝煌的形象。八時五分，我在十分鐘裏已經完美地成為一個具有真正右翼之魂的被選中的少年。我的右翼的城堡，我的右翼的神社！啊，嗷，嗷，天皇陛下！啊，啊，啊啊，天皇呦，天皇呦！嗷嗷，嗷，啊啊……”
　　
少年敘述背後的歷史憂思
　　
有意識地選擇規避作者立場的敘述方式後，大江健三郎作為文本的真正掌控者和一位有責任感的作家，通過另一種隱蔽的方式傳達了自己對文本中的少年“我”的態度和對戰後日本社會現狀的憂思。從這個意義上說，少年“我”的視角所引發的少年敘述是大江觀察世界、審視社會的一種新的嘗試。具體來說，大江是通過少年敘述來實現一種“真實的變形”，從而把自己的價值判斷不著痕跡地轉達給讀者。這種“真實的變形”即以一種身臨其境般的幸福、暈眩、亢奮的筆觸把“我”的所思所感、所作所為從“我”的立場真實地呈現，讓“我”的一切巨細無遺地暴露在空白處。這種形式上的極度真實造成一種效果上的滑稽感、誇張感和變形感，從而使文本敘述本身與讀者接受效果之間產生一種反諷的張力。讀者在面對過於真實的強烈沖擊時，雖然一時迷惑，但稍加思索就會捕捉到文本敘述背後的深意。

大江在敘述背後所傳達的歷史憂思主要有兩層:首先是對戰後日本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狀況的懷疑和憂慮。具體來說就是對戰後民主主義普及現狀的不滿。《十七歲》、《政治少年之死》在很大程度上被單純地闡釋為反右翼、反天皇制的小說，這其實遮蔽了小說更為廣泛的內涵。大江在談及這兩部作品時曾說：“我並不是為了直接研究日本的右翼。更本質的講，它拓寬了我對根深蒂固地普遍存在於我們的外部和內部的天皇制及其影子的印象。” 戰後的日本雖然進行了民主主義思想的普及，但這種普及是膚淺的和無根的，民主思想並沒有成為現實中日本人思想行為的內在動力。天皇制在外力的作用下改頭換面，以一種分散的、隱蔽的方式存在於日本社會的每個角落。大江對這種天皇制與民主主義並存的狀況十分不滿，認為社會價值觀念的曖昧含混狀態正是右翼勢力和超國家主義思想卷土重來的精神溫床。

其次是強調個人主體性的重要。天皇制所支撐的右翼超國家思想的最大危害就是對個人的吞噬。《十七歲》與《政治少年之死》中的少年“我”起初非常孤獨自卑，非常渴望在現實生活中與外界建立一種實在的聯系，非常渴望被理解被重視。但這一切渴望終成泡影，自己的十七歲生日，竟然被全家人給忽略了。一次偶然的機會，少年聽到右翼組織頭目的演講，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加入皇道黨，走上了效忠天皇的道路。缺乏現代人格的自主與自覺是右翼的超國家主義有機可乘的最大原因。大江作為睿智敏感的作家深刻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作品中以少年“我”主體性缺失所帶來的後果警告世人：獨立自覺的人格才是個人避免被洗腦被吞噬的起點。
　　
大江作品中的少年敘述作為一種景觀已經成為作者個人風格一道醒目標簽。從文體的選擇到獨特敘述風格的營造都寄寓著作者的深刻用心。敘述背後所隱含的對社會道德、人性本體的思考與判斷更是穿越少年面孔後成人智慧的結晶。少年敘述文體是大江對傳統日語文學敘述方式與切入視角的一次大膽挑戰與成功突圍，無論從敘事理論的研究還是作者論的角度都理應受到高度重視。 （收藏自豆瓣讀書 大江健三郎 《十七歲》《政治少年之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