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問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Carlos Eire

Carlos Eire，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古巴政治難民。除專業著作外，著有回憶錄《在哈瓦那等一場雪》（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獲2003年全美最佳非虛構著作獎。
高文斌，愛思想網學術觀察員，現就讀於耶魯大學宗教學系


作者按：Carlos Eire是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專治歐洲宗教改革史。然而本文卻無關艾爾教授的專業。我記錄下的，是他閑聊中談起的人生片段。

采訪艾爾教授並不在我這學期的計劃之中，但是自從他在課堂上講到哈瓦那的中國鞭炮，我就無可救藥地被他的人生吸引。於是我一邊與艾爾聊天、通信，一邊斷斷續續讀著他的回憶錄，將這篇稿子磨了又磨，改了又改。

我一直不明白，自己為什麽對一個古巴教授的人生經歷這麽著迷，著迷到發瘋的程度。直到有一天，我在地下室裏邊吃著花生米邊讀著《在哈瓦那等一場雪》，我的朋友黃彼得走了過來。我對他講我正在寫一篇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麽要寫的稿子。他聽了艾爾的故事，說了一句話：“This is the beauty of displacement”。這就是錯位之美吧。

一語點醒夢中人。

Displacement，其實不僅有錯位的意思，更強調主體與周圍環境的不協調，甚至有一種身不由己的無力感。作為西班牙裔，童年的艾爾最願意聽祖父母講歐洲的大雪。在哈瓦那終年的暑熱中，他在等那場神奇的雪。幾十年後，當他終於回到西班牙，卻險些被冬天的極寒凍死，又險些被失火的電熱毯燒死。而在哈瓦那、美國與西班牙之間，中國竟是一條最出人意料的伏線，倏爾出現又倏爾消逝，將我這個漂洋萬裏的中國學生卷入其中。因緣的奇妙，怎能不令人浩嘆！

錯位之美，當然是一種悲劇美，但是也是對“同”與“不同”的抒情詮釋。陌生感意味著發現，意味著覺醒，意味著絕望，意味著希望。艾爾教授用一生的顛沛流離驗證了“陌生”與“錯位”可能帶來的種種。在犬牙交錯的文化版圖上，一個人的生命能否穿過偏見與仇恨的屏障？從一個在餐廳裏刷盤子的難民，到享譽世界的史學大家，艾爾的生命奇跡多少給人以希望。

艾爾教授對古巴政治有非常強烈的看法。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常常怒斥卡斯特羅政府的暴行，說起來就剎不住車。對於艾爾教授的悲憤，我無比同情。而他在斥責中也每每流露出對政治、宗教與人性的深刻洞見。但是在這篇文章中，我卻不得不對這些洞見“割愛”，因為我希望這是一份赤裸裸的私人見證。由於一個中國學生的參與，這份見證當然多了一個中國視角。跨文化的心有靈犀，建立在共同的歷史傷痛上，相信讀者自能領會。

艾爾教授不通中文，無法對本文進行審閱，所以我的解讀成了某種獨立的存在。可歷史本來就是無數次的初讀、重讀、精讀、泛讀、瞎讀。我在下筆時，感到中國與古巴之間無數條虛虛實實的經緯從體內穿過。這是一種觸電般的幸福。

回憶是最強有力的真相。如果你告訴我有一種歷史與回憶無關，那樣的歷史只能是謊言；如果你告訴我有一種謊言與回憶無關，那樣的謊言是謊言中的謊言。
——《在哈瓦那等一場雪》前言

一、 “我親愛的中國夥計”

“我1950年出生，今年六十五歲。

我是古巴人。也可以說我不是古巴人。因為我的祖父母來自西班牙，所以他們總是告訴我：你是西班牙人，只不過住在古巴。

我小的時候，西班牙語裏有一個字：Chinito，意思是‘我親愛的中國夥計’。這可不是一般的字，而常常是戀人之間的稱呼。中國人在古巴很受尊重。哈瓦那有中國城，全是中國人。很多是內戰後跑到古巴來的。中國商人實在太多了。多到讓我以為只有外國人才能經商。

*哈瓦那中國城的牌坊

那時候爸爸常常領著我和兩個兄弟去中國城買炮仗。中國城長年都有賣炮仗的。我覺得中國人都是天才，那紅紅的鞭炮皮和上面的中國字都有魔力！我們一幫搗蛋鬼到處放鞭炮，在家裏放，在墻上放，在花叢裏放，在馬路上放，在蟻丘上放。我們甚至把炮仗塞到公園的榕樹洞裏。有一次我差點把自己的手炸掉。”

幾年之後，當元旦的哈瓦那槍聲大作時，艾爾覺得槍聲仿佛是“遠遠的鞭炮聲”。幾十年之後，艾爾仍然對隆隆的槍炮聲念念不忘：“直到今天，當我即將入睡時，我仍然在等待零星的、遙遠的爆炸聲。那簡直是一種安慰，一種催眠曲。”鞭炮對艾爾是神聖的，因為爆炸產生的氣流仿佛耶穌受難時那一陣大風：忽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馬太福音27：51》）。每一次炮仗爆炸，“上帝都隨著氣流滲入了我的身體”。

“就在我爺爺家的街角，有一個賣熱狗的小攤。攤主是中國人。他賣的熱狗和炸薯條太好吃了！離開古巴後，我再也沒有吃過那麽棒的熱狗和薯條。我的奶奶總是抱怨，因為我吃了中國人的熱狗和薯條，就不喜歡她做的菜了。

我不知道這個中國人的名字。我好幾次試著跟他講話，但是他應該不大會西班牙語吧。他只會說“熱狗？薯條？OK”。我們沒有真正的交流。他也就比我大十幾歲，所以有可能他還活著。我時常想他現在在哪裏呢，還在賣讓人上癮的熱狗和薯條嗎？他在陌生的國家，給陌生的人做菜，心裏在想什麽呢？雖然人適應新環境可以比動物還快，但是我們的膚色和語言是改變不了的。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裏討生活，這就像蜥蜴被割掉了尾巴。

我媽媽經常光顧的雜貨店也是中國男人開的。每次我媽媽把需要的蔬菜寫在一張紙上，他就把蔬菜裝在紙盒裏，送貨上門。他常常在裏面塞上一點點零食，那是給小孩子的。

我的家庭很殷實。我的爸爸是個法官。他收藏了很多藝術品，愛聽古典音樂。除了一天工作三四個小時，他就和自己的藝術品泡在一起。他不僅給我們買中國鞭炮，還用中國的紅紙給我們紮風箏。他真是一個藝術家。

我們家當然有一些特權。比如看電影從來不買票，也會有人給爸爸送酒、送水果。我上的學校是全古巴最好的，古巴總統的兒子是我的同學，每天他們的保鏢就在校園裏晃來晃去。有一個大膽的同學就上去掀開保鏢的衣服，看裏面藏著的槍。保鏢也不生氣，只是笑。我記得去古巴糖業大王的家裏玩，滿院子都是豪車，還有馬廄、遊泳池，大亨的兒子開著兒童版的跑車跑來跑去。

當然這些人後來都完蛋了，我們家也完蛋了，因為卡斯特羅來了。”

二、 那些綠色的自行車

“卡斯特羅是靠蘇聯的。那個時候蘇聯和中國關系不好。但是古巴政府仍然和中國有‘特殊友誼’。他們要做兩手準備。

中國人送來了許多綠色的自行車。那大概是中巴友誼的象征吧。每個家庭限買一輛。”

聽著教授說起“綠色”的自行車，我突然想起了中國醫院的急診室，一律刷著半截子的綠漆。惶急的母親抱著發燒的我，周圍是吵嚷的、陌生的人群。記憶中中學的墻也是半截綠半截白的，寫滿了各種小情侶的情話，家長會開始前班長會認真地刮，於是大片的綠中露出星星點點的灰黃色。

綠色對艾爾也有別的含義。當蘇聯人將一只叫萊卡的狗送入太空時，一群古巴的孩子決定將一只蜥蜴也送入太空。他們將蜥蜴綁在一個罐頭盒上，下面塞了中國城買來的特大號火藥。艾爾在自傳中寫道，在火藥爆炸之前，他註意到那只蜥蜴“實在太綠了”。當時他肯定不知道，幾年之後，他也像賣熱狗的中國男人一樣，成了沒有尾巴的蜥蜴。

*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書影

“那個賣熱狗的小販，他的小車被沒收了。走街串巷的各種小販都不見了。中國人成批地離開了古巴。”

我問教授：那些中國人，以後還見過嗎？他搖了搖頭：“再沒見過。”想了一想，他緩緩地補充：“媽媽好像說那個雜貨商去了邁阿密。但是我記不清了。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哈瓦那的人民廣場，我們都被迫去聽最高領袖卡斯特羅演講。”

“切格瓦拉搞了一個新貨幣。這種經濟自殺讓古巴貨幣的匯率暴跌，無數古巴人一夜之間一無所有。我們家幾十年辛辛苦苦積攢的財富也沒了。很快政治迫害接踵而至。許多人被勞改，被關進集中營，有些人直接消失了。我有一個表兄，原來是一個飛行員，他被卡斯特羅判了三十年，在監獄裏面把自己的牙齒一顆一顆拔掉。”

然後，仿佛要給沈重的話題增加一點笑料，艾爾教授說：“在古巴穿緊身褲都是違法的。搞不好把你弄到集中營裏去。”他顯然想用這個故事讓我驚詫。人啊，在不知道別人的苦難時總覺得自己的苦難最深重，古今第一宇宙無雙。而更吊跪的是，我們總覺得荒唐是一頭善於變形的怪物，給每個家庭每個國家帶來不同的不幸，但是殊不知荒唐會自我覆制，像霜花無數次重覆六角形的圖案。

我跟艾爾講了藍螞蟻和傷痕文學中那個穿紅裙子的小女孩。在明亮整潔的餐廳裏，這些故事很不真實。

“集體主義。集體主義。什麽都要一樣。穿衣服也得一樣。自行車也只有綠色的，一家還只能買一輛。1983年，我去了南斯拉夫的薩格勒布（Zagreb）。我記得有一個四層的百貨商場，第二層上全是烤面包機，成千上萬的烤面包機，一模一樣的烤面包機。沒有別的，只有烤面包機。”

“1962年4月，我從古巴逃來美國。我一開始不明白為什麽沒人阻止我離開。後來有一個被古巴政府清洗的前宣傳部長到耶魯演講。我問他：‘你們知道我們這些人在外逃吧。你們為什麽不阻止我們呢？’他說：‘我們高興還來不及呢。任何能砸爛資產階級家庭的事情對我們都是最大的福音。’ 現在我是古巴的‘人民公敵’，我所有的書在古巴都被查禁，更別說回國了。我的罪惡的‘資產階級家庭’早就灰飛煙滅了。”

艾爾要感謝美國天主教徒組織的“彼得潘行動”（Operation Peter Pan）。但是囿於資源的限制，逃出來的一萬四千個孩子沒有父母陪同。孤零零的艾爾只有十二歲。在登機之前，古巴的警察勒令他解開褲帶，漏出屁股和私處，因為害怕他帶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對於離開古巴的孩子，政府有統一規定：只允許隨身帶三套衣服和一本書。就這樣，四十五分鐘之後，艾爾降落在黑夜的西海岸，身上一個子兒都沒有。

古巴政府想盡辦法阻撓艾爾與他的父母團聚。雖然他的母親三年之後也逃了出來，他的父親卻終生留在了古巴。十四年後，艾爾的父親去世了，卡斯特羅政府不允許他參加父親的葬禮。

當奧巴馬宣布恢覆與古巴的外交接觸時，艾爾教授在《華盛頓郵報》上憤怒地撰文：奧巴馬總統“這一可恥的演講”是“對古巴人民的背叛”。1979年，紐約的大街上也有同樣憤怒的人群，講述著同樣慘痛的故事，無數個太平輪，無數個不曾等到的歸來。現在呢？早已是綠地換藍天了。

三、 北渡自應思往事，南歸端恐待來生

艾爾教授是天主教徒，卻研究了一輩子新教運動。我問他：“作為天主教徒，你不恨馬丁路德嗎？他可是毀了天主教啊。”艾爾斬釘截鐵地說：“當然不。毀得好！”

“我第一個教職是在Albertus Magnus College。那是一個天主教學校，所以我有機會觀察很多修士的言行。有一次我在圖書館發現了一本中世紀的珍貴稿本，有一個修士說：‘這本書太好了，放在圖書館裏實在浪費了。送給我吧。’我們學校旁邊有一個湖，可漂亮了。這些修士竟然跑過去立一個牌子：神聖領地，閑人免進。所以你看，雖然這些修士都宣誓要安貧樂道，但是信仰很難貫徹到生活中。

在禁欲主義這一點上，共產主義和天主教的修院傳統是一致的。共產主義想抹平不平等，更是天方夜譚。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也不平等啊。我有一個古巴的朋友，他跑出來的時候我已經在美國好多年了。他是一個養蝦專家，海洋生物學的博士。有一次卡斯特羅組織開會，訂了一個捕蝦指標。根本不可能啊。哪有那麽多蝦。我這個朋友就說這樣不行。馬上失業。他還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古巴政府裏面有一個高官，是一個共產主義清教徒。卡斯特羅就派人到他家挖了一個遊泳池，逼著他接受。怎麽可能允許你比最高領袖更神聖呢？

所以神聖的基礎是權力，而有權力的人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什麽禽獸不如的事情都能做出來。”

於是艾爾對桑德斯（Bernie Sanders）調侃了兩句：“這個家夥腦子進水了。我絕不可能選他當總統。”

“宗教改革那真是血流成河啊。托馬斯·閔采爾（Thomas Muntzer）主張暴力革命，對異教徒格殺勿論。這和階級鬥爭理論很像。初衷當然是好的，要用暴力一勞永逸地消滅暴力，從而實現永久的純粹的和平。但是很可惜，意識形態的純粹性永遠不可能實現，所以暴力的車輪一旦啟動就很難剎車。有一點我特別欣賞馬丁路德：他從來不自稱聖徒。他深刻地認識到這個世界是一個黑暗的、苦難的世界，而他也是一個不完美的、有罪的人。他感到惡魔隨時都在侵蝕他的肉體和靈魂。他需要不停地懺悔，不停地禱告，不停地用信仰拯救自己。他不搞激進的那一套，不搞暴力革命。在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中，怎麽可能建立所謂的人間天堂呢？

*馬丁路德肖像

我的父親是一個相信輪回轉世的天主教徒。他告訴我，一輩子是贖不清你的罪的。一千輩子也不行。哪怕血流成河也不行。”

艾爾記得中國城裏奇形怪狀的佛教雕塑，在他幼小的心中喚起詭秘的恐怖。但是他的父親卻很喜歡佛陀的塑像，因為經過無數次轉世，喬答摩悉達多終於證得了涅磐，獲得了永久的平靜。

艾爾教授有過一個年輕的中國女弟子，只有十四歲，操一口純正的倫敦音。這讓老教授再一次感嘆中國人的天才。時過境遷，藍螞蟻的時代早已遠去，中國人如潮水般到美國留學、旅遊、買房、移民，但是老艾爾依然無法回家。他說自從離開古巴，常常看到天上的雲像古巴島嶼的形狀。艾爾記得父親收藏了一個十六世紀的彩色瓷盤。1976年，一個陽光明媚的周末早晨，他在巴爾的摩的華特斯美術館看到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盤子：“我像個孩子似的哭了。”

五十三年的異國漂泊中，艾爾獲得了某種神秘主義的見證。無論是奇形怪狀的雲彩，還是巴爾的摩的瓷盤，都讓他體驗到上帝無所不在的法力，冥冥中決定著一切。而老來在紐黑文的咖啡館裏講起哈瓦那的中國城，在紅裙子和緊身褲之間找到一絲苦澀的默契，這是上帝給他的又一個驚喜吧。

我懷疑含著金湯匙出生的白人學生能否聽懂這些。老艾爾能找到一個中國人傾訴，我也無比欣慰。而聽了他的故事，對他在課堂上講過千萬遍的寬容與人性，我有了更多的理解。

二月十四日初稿，三月三日期中考試後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