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專訪問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Carlos Eire
Carlos Eire,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古巴政治難民。除專業著作外,著有回憶錄《在哈瓦那等一場雪》(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獲2003年全美最佳非虛構著作獎。
高文斌,愛思想網學術觀察員,現就讀於耶魯大學宗教學系
作者按:Carlos Eire是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專治歐洲宗教改革史。然而本文卻無關艾爾教授的專業。我記錄下的,是他閑聊中談起的人生片段。
采訪艾爾教授並不在我這學期的計劃之中,但是自從他在課堂上講到哈瓦那的中國鞭炮,我就無可救藥地被他的人生吸引。於是我一邊與艾爾聊天、通信,一邊斷斷續續讀著他的回憶錄,將這篇稿子磨了又磨,改了又改。
我一直不明白,自己為什麽對一個古巴教授的人生經歷這麽著迷,著迷到發瘋的程度。直到有一天,我在地下室裏邊吃著花生米邊讀著《在哈瓦那等一場雪》,我的朋友黃彼得走了過來。我對他講我正在寫一篇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麽要寫的稿子。他聽了艾爾的故事,說了一句話:“This is the beauty of displacement”。這就是錯位之美吧。
一語點醒夢中人。
Displacement,其實不僅有錯位的意思,更強調主體與周圍環境的不協調,甚至有一種身不由己的無力感。作為西班牙裔,童年的艾爾最願意聽祖父母講歐洲的大雪。在哈瓦那終年的暑熱中,他在等那場神奇的雪。幾十年後,當他終於回到西班牙,卻險些被冬天的極寒凍死,又險些被失火的電熱毯燒死。而在哈瓦那、美國與西班牙之間,中國竟是一條最出人意料的伏線,倏爾出現又倏爾消逝,將我這個漂洋萬裏的中國學生卷入其中。因緣的奇妙,怎能不令人浩嘆!
錯位之美,當然是一種悲劇美,但是也是對“同”與“不同”的抒情詮釋。陌生感意味著發現,意味著覺醒,意味著絕望,意味著希望。艾爾教授用一生的顛沛流離驗證了“陌生”與“錯位”可能帶來的種種。在犬牙交錯的文化版圖上,一個人的生命能否穿過偏見與仇恨的屏障?從一個在餐廳裏刷盤子的難民,到享譽世界的史學大家,艾爾的生命奇跡多少給人以希望。
艾爾教授對古巴政治有非常強烈的看法。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常常怒斥卡斯特羅政府的暴行,說起來就剎不住車。對於艾爾教授的悲憤,我無比同情。而他在斥責中也每每流露出對政治、宗教與人性的深刻洞見。但是在這篇文章中,我卻不得不對這些洞見“割愛”,因為我希望這是一份赤裸裸的私人見證。由於一個中國學生的參與,這份見證當然多了一個中國視角。跨文化的心有靈犀,建立在共同的歷史傷痛上,相信讀者自能領會。
艾爾教授不通中文,無法對本文進行審閱,所以我的解讀成了某種獨立的存在。可歷史本來就是無數次的初讀、重讀、精讀、泛讀、瞎讀。我在下筆時,感到中國與古巴之間無數條虛虛實實的經緯從體內穿過。這是一種觸電般的幸福。
回憶是最強有力的真相。如果你告訴我有一種歷史與回憶無關,那樣的歷史只能是謊言;如果你告訴我有一種謊言與回憶無關,那樣的謊言是謊言中的謊言。
——《在哈瓦那等一場雪》前言
一、 “我親愛的中國夥計”
“我1950年出生,今年六十五歲。
我是古巴人。也可以說我不是古巴人。因為我的祖父母來自西班牙,所以他們總是告訴我:你是西班牙人,只不過住在古巴。
我小的時候,西班牙語裏有一個字:Chinito,意思是‘我親愛的中國夥計’。這可不是一般的字,而常常是戀人之間的稱呼。中國人在古巴很受尊重。哈瓦那有中國城,全是中國人。很多是內戰後跑到古巴來的。中國商人實在太多了。多到讓我以為只有外國人才能經商。
*哈瓦那中國城的牌坊
那時候爸爸常常領著我和兩個兄弟去中國城買炮仗。中國城長年都有賣炮仗的。我覺得中國人都是天才,那紅紅的鞭炮皮和上面的中國字都有魔力!我們一幫搗蛋鬼到處放鞭炮,在家裏放,在墻上放,在花叢裏放,在馬路上放,在蟻丘上放。我們甚至把炮仗塞到公園的榕樹洞裏。有一次我差點把自己的手炸掉。”
幾年之後,當元旦的哈瓦那槍聲大作時,艾爾覺得槍聲仿佛是“遠遠的鞭炮聲”。幾十年之後,艾爾仍然對隆隆的槍炮聲念念不忘:“直到今天,當我即將入睡時,我仍然在等待零星的、遙遠的爆炸聲。那簡直是一種安慰,一種催眠曲。”鞭炮對艾爾是神聖的,因為爆炸產生的氣流仿佛耶穌受難時那一陣大風:忽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馬太福音27:51》)。每一次炮仗爆炸,“上帝都隨著氣流滲入了我的身體”。
“就在我爺爺家的街角,有一個賣熱狗的小攤。攤主是中國人。他賣的熱狗和炸薯條太好吃了!離開古巴後,我再也沒有吃過那麽棒的熱狗和薯條。我的奶奶總是抱怨,因為我吃了中國人的熱狗和薯條,就不喜歡她做的菜了。
我不知道這個中國人的名字。我好幾次試著跟他講話,但是他應該不大會西班牙語吧。他只會說“熱狗?薯條?OK”。我們沒有真正的交流。他也就比我大十幾歲,所以有可能他還活著。我時常想他現在在哪裏呢,還在賣讓人上癮的熱狗和薯條嗎?他在陌生的國家,給陌生的人做菜,心裏在想什麽呢?雖然人適應新環境可以比動物還快,但是我們的膚色和語言是改變不了的。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裏討生活,這就像蜥蜴被割掉了尾巴。
我媽媽經常光顧的雜貨店也是中國男人開的。每次我媽媽把需要的蔬菜寫在一張紙上,他就把蔬菜裝在紙盒裏,送貨上門。他常常在裏面塞上一點點零食,那是給小孩子的。
我的家庭很殷實。我的爸爸是個法官。他收藏了很多藝術品,愛聽古典音樂。除了一天工作三四個小時,他就和自己的藝術品泡在一起。他不僅給我們買中國鞭炮,還用中國的紅紙給我們紮風箏。他真是一個藝術家。
我們家當然有一些特權。比如看電影從來不買票,也會有人給爸爸送酒、送水果。我上的學校是全古巴最好的,古巴總統的兒子是我的同學,每天他們的保鏢就在校園裏晃來晃去。有一個大膽的同學就上去掀開保鏢的衣服,看裏面藏著的槍。保鏢也不生氣,只是笑。我記得去古巴糖業大王的家裏玩,滿院子都是豪車,還有馬廄、遊泳池,大亨的兒子開著兒童版的跑車跑來跑去。
當然這些人後來都完蛋了,我們家也完蛋了,因為卡斯特羅來了。”
二、 那些綠色的自行車
“卡斯特羅是靠蘇聯的。那個時候蘇聯和中國關系不好。但是古巴政府仍然和中國有‘特殊友誼’。他們要做兩手準備。
中國人送來了許多綠色的自行車。那大概是中巴友誼的象征吧。每個家庭限買一輛。”
聽著教授說起“綠色”的自行車,我突然想起了中國醫院的急診室,一律刷著半截子的綠漆。惶急的母親抱著發燒的我,周圍是吵嚷的、陌生的人群。記憶中中學的墻也是半截綠半截白的,寫滿了各種小情侶的情話,家長會開始前班長會認真地刮,於是大片的綠中露出星星點點的灰黃色。
綠色對艾爾也有別的含義。當蘇聯人將一只叫萊卡的狗送入太空時,一群古巴的孩子決定將一只蜥蜴也送入太空。他們將蜥蜴綁在一個罐頭盒上,下面塞了中國城買來的特大號火藥。艾爾在自傳中寫道,在火藥爆炸之前,他註意到那只蜥蜴“實在太綠了”。當時他肯定不知道,幾年之後,他也像賣熱狗的中國男人一樣,成了沒有尾巴的蜥蜴。
*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書影
“那個賣熱狗的小販,他的小車被沒收了。走街串巷的各種小販都不見了。中國人成批地離開了古巴。”
我問教授:那些中國人,以後還見過嗎?他搖了搖頭:“再沒見過。”想了一想,他緩緩地補充:“媽媽好像說那個雜貨商去了邁阿密。但是我記不清了。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哈瓦那的人民廣場,我們都被迫去聽最高領袖卡斯特羅演講。”
“切格瓦拉搞了一個新貨幣。這種經濟自殺讓古巴貨幣的匯率暴跌,無數古巴人一夜之間一無所有。我們家幾十年辛辛苦苦積攢的財富也沒了。很快政治迫害接踵而至。許多人被勞改,被關進集中營,有些人直接消失了。我有一個表兄,原來是一個飛行員,他被卡斯特羅判了三十年,在監獄裏面把自己的牙齒一顆一顆拔掉。”
然後,仿佛要給沈重的話題增加一點笑料,艾爾教授說:“在古巴穿緊身褲都是違法的。搞不好把你弄到集中營裏去。”他顯然想用這個故事讓我驚詫。人啊,在不知道別人的苦難時總覺得自己的苦難最深重,古今第一宇宙無雙。而更吊跪的是,我們總覺得荒唐是一頭善於變形的怪物,給每個家庭每個國家帶來不同的不幸,但是殊不知荒唐會自我覆制,像霜花無數次重覆六角形的圖案。
我跟艾爾講了藍螞蟻和傷痕文學中那個穿紅裙子的小女孩。在明亮整潔的餐廳裏,這些故事很不真實。
“集體主義。集體主義。什麽都要一樣。穿衣服也得一樣。自行車也只有綠色的,一家還只能買一輛。1983年,我去了南斯拉夫的薩格勒布(Zagreb)。我記得有一個四層的百貨商場,第二層上全是烤面包機,成千上萬的烤面包機,一模一樣的烤面包機。沒有別的,只有烤面包機。”
“1962年4月,我從古巴逃來美國。我一開始不明白為什麽沒人阻止我離開。後來有一個被古巴政府清洗的前宣傳部長到耶魯演講。我問他:‘你們知道我們這些人在外逃吧。你們為什麽不阻止我們呢?’他說:‘我們高興還來不及呢。任何能砸爛資產階級家庭的事情對我們都是最大的福音。’ 現在我是古巴的‘人民公敵’,我所有的書在古巴都被查禁,更別說回國了。我的罪惡的‘資產階級家庭’早就灰飛煙滅了。”
艾爾要感謝美國天主教徒組織的“彼得潘行動”(Operation Peter Pan)。但是囿於資源的限制,逃出來的一萬四千個孩子沒有父母陪同。孤零零的艾爾只有十二歲。在登機之前,古巴的警察勒令他解開褲帶,漏出屁股和私處,因為害怕他帶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對於離開古巴的孩子,政府有統一規定:只允許隨身帶三套衣服和一本書。就這樣,四十五分鐘之後,艾爾降落在黑夜的西海岸,身上一個子兒都沒有。
古巴政府想盡辦法阻撓艾爾與他的父母團聚。雖然他的母親三年之後也逃了出來,他的父親卻終生留在了古巴。十四年後,艾爾的父親去世了,卡斯特羅政府不允許他參加父親的葬禮。
當奧巴馬宣布恢覆與古巴的外交接觸時,艾爾教授在《華盛頓郵報》上憤怒地撰文:奧巴馬總統“這一可恥的演講”是“對古巴人民的背叛”。1979年,紐約的大街上也有同樣憤怒的人群,講述著同樣慘痛的故事,無數個太平輪,無數個不曾等到的歸來。現在呢?早已是綠地換藍天了。
三、 北渡自應思往事,南歸端恐待來生
艾爾教授是天主教徒,卻研究了一輩子新教運動。我問他:“作為天主教徒,你不恨馬丁路德嗎?他可是毀了天主教啊。”艾爾斬釘截鐵地說:“當然不。毀得好!”
“我第一個教職是在Albertus Magnus College。那是一個天主教學校,所以我有機會觀察很多修士的言行。有一次我在圖書館發現了一本中世紀的珍貴稿本,有一個修士說:‘這本書太好了,放在圖書館裏實在浪費了。送給我吧。’我們學校旁邊有一個湖,可漂亮了。這些修士竟然跑過去立一個牌子:神聖領地,閑人免進。所以你看,雖然這些修士都宣誓要安貧樂道,但是信仰很難貫徹到生活中。
在禁欲主義這一點上,共產主義和天主教的修院傳統是一致的。共產主義想抹平不平等,更是天方夜譚。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也不平等啊。我有一個古巴的朋友,他跑出來的時候我已經在美國好多年了。他是一個養蝦專家,海洋生物學的博士。有一次卡斯特羅組織開會,訂了一個捕蝦指標。根本不可能啊。哪有那麽多蝦。我這個朋友就說這樣不行。馬上失業。他還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古巴政府裏面有一個高官,是一個共產主義清教徒。卡斯特羅就派人到他家挖了一個遊泳池,逼著他接受。怎麽可能允許你比最高領袖更神聖呢?
所以神聖的基礎是權力,而有權力的人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什麽禽獸不如的事情都能做出來。”
於是艾爾對桑德斯(Bernie Sanders)調侃了兩句:“這個家夥腦子進水了。我絕不可能選他當總統。”
“宗教改革那真是血流成河啊。托馬斯·閔采爾(Thomas Muntzer)主張暴力革命,對異教徒格殺勿論。這和階級鬥爭理論很像。初衷當然是好的,要用暴力一勞永逸地消滅暴力,從而實現永久的純粹的和平。但是很可惜,意識形態的純粹性永遠不可能實現,所以暴力的車輪一旦啟動就很難剎車。有一點我特別欣賞馬丁路德:他從來不自稱聖徒。他深刻地認識到這個世界是一個黑暗的、苦難的世界,而他也是一個不完美的、有罪的人。他感到惡魔隨時都在侵蝕他的肉體和靈魂。他需要不停地懺悔,不停地禱告,不停地用信仰拯救自己。他不搞激進的那一套,不搞暴力革命。在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中,怎麽可能建立所謂的人間天堂呢?
*馬丁路德肖像
我的父親是一個相信輪回轉世的天主教徒。他告訴我,一輩子是贖不清你的罪的。一千輩子也不行。哪怕血流成河也不行。”
艾爾記得中國城裏奇形怪狀的佛教雕塑,在他幼小的心中喚起詭秘的恐怖。但是他的父親卻很喜歡佛陀的塑像,因為經過無數次轉世,喬答摩悉達多終於證得了涅磐,獲得了永久的平靜。
艾爾教授有過一個年輕的中國女弟子,只有十四歲,操一口純正的倫敦音。這讓老教授再一次感嘆中國人的天才。時過境遷,藍螞蟻的時代早已遠去,中國人如潮水般到美國留學、旅遊、買房、移民,但是老艾爾依然無法回家。他說自從離開古巴,常常看到天上的雲像古巴島嶼的形狀。艾爾記得父親收藏了一個十六世紀的彩色瓷盤。1976年,一個陽光明媚的周末早晨,他在巴爾的摩的華特斯美術館看到一個幾乎一模一樣的盤子:“我像個孩子似的哭了。”
五十三年的異國漂泊中,艾爾獲得了某種神秘主義的見證。無論是奇形怪狀的雲彩,還是巴爾的摩的瓷盤,都讓他體驗到上帝無所不在的法力,冥冥中決定著一切。而老來在紐黑文的咖啡館裏講起哈瓦那的中國城,在紅裙子和緊身褲之間找到一絲苦澀的默契,這是上帝給他的又一個驚喜吧。
我懷疑含著金湯匙出生的白人學生能否聽懂這些。老艾爾能找到一個中國人傾訴,我也無比欣慰。而聽了他的故事,對他在課堂上講過千萬遍的寬容與人性,我有了更多的理解。
二月十四日初稿,三月三日期中考試後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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