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種種差異，作為兩位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羅蒂與朗西埃的共同性仍然搶眼。首先，朗西埃在一個問題上始終支持羅蒂，即拒絕以哲學思辨代替政治行動。兩人甚至對哲學領域的“倫理學轉向”（以列維納斯為標桿，列氏認為倫理學是“第一哲學”）也不以為然。朗西埃認為，以“他者”為核心概念的倫理學不過是要為以哲學為主導的古老自負和解放人性的現代幻想贖罪{69}；羅蒂的話說得更幹脆：我們對他者的同情並不以某種哲學思考為前提{70}。他們共同認為，重要的不是一場關於主體與他者、人性與非人性的哲學思辨，而是一個無限延展的具體過程，即如何在可見與不可見、近與遠、在場與缺席、給予與非給予、公共與私人、本分與非分之間建立實際而非理論的連結{71}。他們強調將哲學思辨的問題轉變為經驗更新的問題，朗西埃的如下表述對兩人同樣有效：“世上所有的苦難，沒有哪個必須被承受。然而我們至少可以學習涉及它、談論它，並伴隨著它開始關注那種創造出名字、獨特性和新的多元性的話語。這就意味著采取平等的尺度，而此種尺度正是調節接近和距離的藝術。”{72}

其次，羅蒂與朗西埃都對文學懷有一種真誠的期待。羅蒂說，像德·曼這樣的本質主義批評家認為哲學教會了他們如何閱讀非哲學作品，但是艾布拉姆斯和布魯姆這樣的批評家，則像讀詩一樣讀哲學作品，他們是在尋找激情和希望{73}。應該承認，德·曼等人在讀文學作品時，並不缺少激情和希望，只不過他們也許不像羅蒂那樣帶著一種焦慮去讀：在並沒有一個普遍人性作為引導的情況下，我如何才能不僅僅是我？我如何才能避免殘酷，時時保持對他人的苦難和對一個更大的群體的想像力？而對於朗西埃來說問題則是：作為理論家，我是否會有意無意地違背平等的原則？我是否已成為既得利益者，開始自覺不自覺地維護秩序，接受我曾經質疑的角色、曾經反對的東西？而兩人還有一個共同的意識，他們會反復問自己：我現在所做的閱讀是否不過是現成理論的操演？用羅蒂的話說，這次閱讀是否不過是把文本當成了“送入實用主義理論磨坊中的麥子”{74}？而朗西埃則反復強調，理論沒有方法，寫作理論就是要打破各種邊界。我相信，在他們的閱讀經驗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對體制的發現，而是對自身狀況不懈的反省。此種反省並不輕鬆，完全不像米勒所想像的那樣，只要我們有能力在文學閱讀中掃蕩形而上學，便可提前踏入和平、正義的黃金時代。

最後要說的是，羅蒂和朗西埃在他們的詩學/政治論述中，重新引入了“希望”這一範疇。有論者指出，羅蒂和朗西埃各自懷抱一種烏托邦式的浪漫看法。前者言說一個“詩性文化”的自由烏托邦，一切有關真理、道德或主體的爭論，都變成新的描述的多聲部合唱；而朗西埃則是一個由直接的思想和感覺構成的美學的烏托邦{75}。這一描述基本準確，不過要強調一點，正因為放棄了那種本質主義的人性論，朗西埃和羅蒂才需要一個詩性或者美學的烏托邦，而此烏托邦指向的是一種“反烏托邦時代的全球政治”。我們知道，朗西埃的“分歧”或者“歧義”與利奧塔的“歧異”（différend）並不相同，利奧塔強調不同話語類型之間的不可溝通性，朗西埃則認為原則上溝通總是可能的，而這也就意味著，改變總是可能的。

羅蒂同樣反對利奧塔的“歧異”論，他一方面依據奎因、戴維森等人的語言理論指出，所謂文化、理論、話語的差異，不過是說不能輕而易舉地溝通，但是溝通恰如翻譯，我們總是能夠跳出自身傳統，逐漸理解並學會他人的思考方式{76}；另一方面，他直截了當地說，後現代主義懷疑論的興起只是哲學的事情，而哲學是政治希望的反映而非相反，所以關鍵不在於普遍人性論是否在哲學上成立，而在於我們還能否對一個“全球平等的烏托邦”保持期待，能否以想像力去利用烏托邦未來的諸種可能性{77}。這一說法與朗西埃不謀而合，後者主張，作家應該更激烈地介入全球性思考，應關心政治事務，以便為新的政治空間提供具體經驗{78}。

如果做一個戲劇化的區分，羅蒂的邏輯是以同化異，朗西埃則是因異而同{79}。我很難判斷哪一種邏輯更值得信任，也不知道如何以及是否應該用同一個理論框架將兩者結合起來，但我相信哲學傳統的差異並不足以將兩人分隔開來。而合乎情理的推論是，哲學傳統的差異也不足以將他們與當代中國的文學研究者分隔開來，這才是所謂“全球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前景如何，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是朗西埃有一句話錯不到哪里去（我認為羅蒂也會贊同他）：我們的寫作是要讓大家相信，做自己認為不得不做的事情才是對的，所謂樂觀和希望，即由此而來{80}。

{69} 朗西埃：《歧義：政治與哲學》，第175頁。在2013年訪華期間，朗西埃重申了對倫理學轉向的質疑，認為這只是對政治議題的弱化（參見柏愔、呂峰整理《“非學科的話語實踐”：美學、政治學和倫理學的當代關聯——朗西埃和〈文藝理論研究〉座談研討會述評》，載《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3期）。

{70} Chantal Mouffe (ed.), D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43.

{73} 理查德·羅蒂：《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黃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01頁。

{74} 艾柯等：《詮釋與過度詮釋》，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32頁。

{75} Hermann Kappelhoff,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inematic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xi-xii.

{76} Richard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8.

{78}{80} 參見陸興華《自我解放：將生活當一首詩來寫——雅克·朗西埃訪談錄》，載《文藝研究》2013年第9期。

{79} 朗西埃本人提供的表述是“Séparés, on est ensemble”，英譯為“Apart, we are together”（Jacques Rancière, 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 p. 51）。

（湯擁華《激進與實用的詩學：朗西埃和羅蒂的對話》2018-02-06 原刊《文藝研究》2018年第1期 / 作者單位: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