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曦〈故事與講故事:敘事社會學何以可能〉(9)

3.敘事行為效用

在敘事情境及敘事者效應中,講故事相當於結果,說者、聽眾與組織制度環境因素是原因。但講故事也有獨立的影響,在社會秩序、組織運行和政治動員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符號互動論認為,講故事相當於社會交往(social transactions)和角色互動,參與者共同完成了故事的講述。互動遵循著一定的規則,它們雖未被言明,卻維系著常識社會的運轉,講故事與日常生活相互構建。


例如,組織研究發現,部分組織任務需要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才能達成。通過講故事,職員間交流工作經驗、界定角色責任、學習新技術、解決遇到的問題,講故事扮演著“非正式的培訓”的角色(Orr,1996)

更有學者將組織看作“講故事的系統”(storytelling systems),因為組織決策意味著不斷講述那些關於組織的舊故事,以避免曾經的失誤或重復當年的成功(Boje,1991)。

但在這些講述中,沒有哪兩個講述者和傾聽者,能知曉完整的故事,因為在每一次講述中,聽眾和講述者都會加入一些新信息和新理解。因此,在多次講述後,組織中的敘事呈現為不斷展開的行為過程和人際網絡,且與組織的運行交織在一起。

 

社會運動與政治動員也常常以講故事的方式進行,講故事是動員資源、建立身份認同感、構建集體記憶的重要機制。郭于華與孫立平深入探討“訴苦”在重塑普通民眾國家觀念中的作用(郭于華、孫立平,2002)

國家以“訪訴苦”的方式,動員農民參與到“講故事”中,在道德戲劇表演般的講述過程中,地主、農民、積極分子等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發生戲劇性的改變,而國家則獲得了農民的敬畏。訴苦把苦的來源歸結於萬惡的舊制度,也同時建立了積極的國家形象。通過訴苦,國家重塑了農民內心世界,建立了農民的國家觀,也重新整合了農村社會。

 

五、敘事社會學之於中國故事

伴隨敘事理論與分析方法的繁榮,中國社會學也在悄然興起一場敘事轉向。部分學者從敘事與寫作的關係入手,指出社會學分析所呈現出的案例,往往是被作者的敘事切割過的事件,但以驅逐敘事的含量為代價來尋求分析性,可能會陷入唯智主義的符號暴力(李猛,1998)

有學者指出社會學家本身就是說故事的人,因其策略性地選擇行動者並將其生命故事選擇性地呈現在作品中。社會學分析是建立在學科共識上的、以某種敘事形式所寫的故事(葉啟政,2016)。還有學者將敘事納入社會學本土化與理論化的視域下,認為個體的情感故事與表演是將日常生活結構化的一個重要維度,代表了現代性背景下自我的錨定與形成,其結構和橋段與時代的宏大敘事緊密勾連,因而可借敘事推動情感社會學的發展(成伯清,2017)


不過更多學者關注敘事是出於學界對質性經驗研究的憂慮,關注點落在質性方法與中國故事上,而非背棄學科的傳統研究範式或尋求認識論和現象學上的突破。但讓人遺憾的是,多年來強調要增強“社會學的敘事意味”,卻並沒有激發出多少綿密的社會學敘事(應星,2010),敘事似乎陷入了“原則上”重要,但“實踐上”邊緣的困境。筆者認為,形成這種困境的原因可能在於我們所強調的有所偏頗。

“社會學的敘事意味”並不能停留在“將學者的分析和經驗材料融為一體”、“避免以割裂材料來證實理論的‘斑馬文’”(引自公眾號“政眼”);也不等同於激烈地批判社會學中科學主義的陰影,卷入人類學有關寫作和民族誌關係的論戰中,或是真誠地反思觀察者的主體性。因為如此這般,敘事至多只能稱為我們觀察、研究和寫作的認知前提,無法同社會學所追求的經驗性、分析性、理論性三者統一起來。真正需要增加的也許並不是社會學的敘事意味,而是敘事的社會學意味。


(一)敘事的社會學意味

如果說將科學主義與力向因果作為靶子進行批判是第一步,挖掘敘事的特質與理論意涵是第二步,系統地分析敘事並用這些分析,豐富我們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則是第三步,這一步決定了我們是否能夠抽絲剝繭地觸摸到,中國社會的運行邏輯並將其轉化為可積累的、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故事或中國話語。在這一步,敘事本身是需要被細致解剖和認真對待的。

細致解剖不是說我們需要探討,受訪者說的是真故事還是假故事,因為這樣的問題背後意味著研究者只期待故事是一種同問卷無異的信息源,它的形式特點毫不重要。認真對待也不是說要堆砌原版的生命故事不進行剪裁和詮釋,因為故事永遠不可能完整,其自身也無法自我解讀,鮮活感和經驗感不在於研究者是否保留了足夠多的受訪者的個人特點與口語表述。細致解剖和認真對待意味著作為文本和行為的敘事值得成為獨立的經驗研究對象,而無需依附於其他研究主題。

 

上文所述的兩種研究路徑——故事與講故事——即是建立在敘事獨特的形式結構,與口述溝通特質之上的。雖然前者側重文本,後者側重表達,但兩者都在關注敘事結構,即故事如何構成。

在第一種路徑中,研究者通過寫成千上萬的代碼,把一個故事分解成語句、敘事序列和敘事元素網,或是將一個事件中的行動一一抽離,利用事件序列來做“反事實”分析,確定因果前情並挖掘嵌入在敘事內部的因果解釋。

這一過程雖然立足於一定的語言學知識,卻旨在消解文化與結構間的二元對立,刻畫制度在認知層面的形態,而這些恰恰是社會學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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