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釋夢”開啟了情節的欲望解讀——囚禁於無意識的欲望伺機化裝出逃，各種象征性意象組成了夢的情節，從而實現欲望的代償性滿足。弗洛伊德將“釋夢”引申至文學解讀，《俄狄浦斯王》即是他的著名例證——如果沒有“俄狄浦斯情結”的普遍存在，人們怎麽可能沈溺於如此怪誕的劇情？

通常的大眾電影之中，“女人”與“槍”是兩個不可或缺的意象，二者或顯或隱地指向了“性”與“死亡本能”——盡管這種弗洛伊德式的觀念，隱含了明顯的男性中心主義。


當然，許多人對於弗洛伊德的“泛性論”表示強烈異議。他們的心目中，欲望無非就是企圖實現的各種渴求。這個意義上，情節的發展很大程度地，隱含了欲望的邏輯。人們普遍期待的情節是曲折離奇、大開大闔，主人公歷經艱險，最後功德圓滿，平安著陸，“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對於大多數社會成員說來，這種令人神往的經歷即是欲望。情節內部若干常見的修辭策略往往被欲望征用，例如“巧合”。“無巧不成書”，作為一種小概率事件，巧合突如其來地開啟了人生的轉折機緣，情節驟然獲得“花明柳暗又一村”的開闊天地。


然而，多數作家熱衷於運用巧合頒布特殊的“運氣”：偶遇貴人、化險為夷、因禍得福、吉星高照，如此等等。巧合負載的欲望通常在“大團圓”的結局贏得徹底的釋放。“大團圓”是情節的另一個修辭策略：終成眷屬、家道中興或者獲取功名、事業有成這些交代與其說展現了社會歷史的必然，不如說滿足了讀者的內心期待。相對地說，借助巧合疊加厄運——“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的狀況遠為稀少。

現今的網絡小說之中，“玄幻”與“穿越”如出一轍。堅硬的現實架構無法突破，作家選擇“玄幻”或者“穿越”擺脫社會歷史。遁入另一個時空的主人公不再含辛茹苦或者碌碌無為。他們輕而易舉地改變了自己的卑微身份，要麽身為公主，周圍簇擁一批白馬王子；要麽武功蓋世，征服所有的對手繼而權傾天下。考察情節的時候，因果關係與欲望的想像性滿足成為一個特殊的話題。

多數時候，情節內部的因果關係,具有強大的社會歷史基礎。從德高望重、按勞取酬、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些文化規則,到水往低處流、汽車在地面行駛、一個人無法活過兩百歲、塑料不能充當糧食等自然條件限制，人類的生存不得不遵循眾多的“現實原則”。

各種來自“快樂原則”的生活構思遭到了拒絕。沒有免費的午餐，沒有人可以不勞而獲，巨額的財富不可企及，森嚴的現實等級無法跨越……恰恰由於無法實現，這些渴求可能醞釀、發酵為格外強烈的欲望，進而祈求文學虛構特殊的情節，給予虛擬的滿足。


很大程度上，這即是情節的語言敘述對手欲望，受挫形成的空缺給予的補償。伊格爾頓曾經借助弗洛伊德陳述的“福-達”遊戲論述故事的來源：“故事是安慰的來源：喪失的事物，是造成我們焦慮的原因……而發現這些喪失之物，安全復歸原位總是令人愉快的”，“喪失”/“敘述虛擬的回歸”/與“欲望的代償性滿足”構成了情節的心理三部曲。

精神分析學總是將最初的喪失之痛，假定為“母親”的拋棄，敘述話語被視為擺脫創傷的治療手段。

在我看來，放棄前半句話對於俄狄浦斯情結的固執堅持，後半句話的結論或許更具普遍意義——伊格爾頓解釋說，針對現實的匱乏而進行的自我安慰，“驅使我們講述自己的生活，強迫我們在欲望的無窮無盡的換喻運動，中尋求這個失去的樂園的替代品”。

“我們的精力被故事中的懸念和重復巧妙地‘束縛’起來，作為快樂的花費的一種準備。我們能夠容忍事物的消失只是因為，在我們未解的懸念之中，始終貫穿著一個秘密的知識：事物終將回到家里。離開僅僅與歸來相連才有意義。”(20)

(20)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2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