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關注的是中國文化性格中深層心理結構上的戲劇性。它表現在儀式與思維的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上。儀式特點在於一種表演性，而思維特點則在一種集體表象。二者的功能都在於在幻覺中超越現實與虛構的界限或混淆二者。從義和團與戲曲的緊密關聯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戲劇性格，從紅燈照到紅燈記、從神拳到神功，我們試圖在個案與一般之間，發現某種研究範式的可能，揭示戲劇是如何塑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品性與思維方式，並影響中國歷史命運的。明恩溥在“鄉村戲劇”一章中說：

“或許中國戲劇最有啟發意義的地方就在於，可以將這種戲劇當作一種生活理論的導引，而對這種理論，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堅定不移的信奉者，盡管他們自己未意識到這一點。……可以說，中國人就是嚴格地按照這種觀念生活的，他們在心理上對實際的現實和理論上的‘現實’不作區分。這種理論上的‘現實’，如果推到極處，就是虛構了”。

“……可以肯定，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中國這樣徹底地表現如下這個理念：‘整個世界是一個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過是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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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義和團運動史事要錄》，李文海 林敦奎 林克光 編著，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1頁。

[2]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山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齊魯書社，1980年版，第10頁。

[3]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10－12頁。

[4]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23頁。

[5] 《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三分冊，齊魯書社，1961年版，第183－184頁。

[6]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92頁。

[7]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143頁。

[8]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144頁。

[9]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7頁。

[10] 《義和團史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下，第989頁。

[11]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225頁。

[12] 《庚子事變文學集》阿英編，中華書局，1959年版，下冊，第725頁。

[13] 《庚子事變文學集》上冊，第103頁。

[14] 見《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132－133頁。穆桂英戲很著名。樊梨花與柳金嬋、符金定均為戲中女將，見《樊江關》、《樊梨花與薛丁山》等。

[15] 《義和團史料》，上，第419頁。

[16] 《義和團史料》，下，第638頁。

[17] 《義和團史料》，上，第485頁。

[18] 《義和團史料》，上，第34頁。

[19] 《庚子記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13－14頁。

[20] 《義和團史料》下，第637－638頁。

[21] 見《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161頁高唐縣琉璃寺公社李明程（74歲）1966年口述與第75頁錄荷澤縣西北楊莊、朱莊等九人1960年的口述。

[22] 《義和團史料》，下，第640頁。

[23] 義和團稱練拳亦為演拳。

[24] 《庚子事變文學集》，下，第707－708頁。

[25] 西方已有研究註意到相關問題，如Paul A. Cohen的力作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提到降神附體與戲劇的關系，但沒有展開論述。Bruce. Doar的論文“The Boxers and Chinese Drama: Questions of Interaction”(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Vol29, March 1984, PP91-118)，基本上只敘述現象，無進一步的理論分析。張鳴在《戲曲文化視野中的義和團意識走向》（見《中國社會科學輯刊》十四期）一文中也論及義和團“上法”有表演性。本章的探討以他們的成果作為起點，以期在理論上有所進步。

[26] Arthur Smith，美國傳教士，1872年來華，明恩溥為其漢名。

[27]“ Village Life in China”, 作者明恩溥在中國鄉村布道生活20余年，有局外人旁觀的明辯也有局內人生活的經驗。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李景漢先生評價：“明氏畢竟是過來人。他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現象，可謂觀察精密，獨具只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寫實逼肖的能力，豈但在西洋人中沒有幾個可以與他比擬的，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國人中間，恐怕也是少如鳳毛麟角吧！”《潘光旦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李景漢先生去農村進行田野調查時，身邊就帶著這本書。漢譯本見午睛、唐軍譯《中國鄉村生活》，時事出版社1998年版，“鄉村戲劇”一章見該版本第53－68頁。有關引文不另註。

[28] 《利瑪竇中國劄記》（意）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4頁。

[29] An Embassy to China: Lord Macartney’s Journal 1793-1794, Edited by J>L. Cranmer-Byne, Longman, 1962.

[30] 《中國鄉村生活》第66－67頁；又見《中國人的性格》（美）明恩溥著，樂愛國、張華玉譯，學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愛演戲的本能。戲劇幾乎可以說是唯一通行全國的娛樂活動……只要略加鼓動，任何中國人都會有模有樣地扮演起某出戲中的某個角色，他會擺出演戲的姿勢，鞠躬行禮，下跪叩拜……中國人是用戲劇化的語言進行思維……在一切覆雜的生活關系中，完全依據戲劇化的樣式而行動，那樣會有‘面子’”。

[31] 《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240頁。

[32] 《環境戲劇》（美）理查·謝克納著，曹躋生譯。由於種種原因，此書譯出多年未能出版，本引文出自其校樣，第5頁。

[33] 西方漢學家認為，“家”是一個經濟和法律單位，包括非血親成員，如妻子，宗是一個血親團體，男系相傳。家和宗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基本的單位。見《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美）杜讚奇著，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4頁。

[34] 陳 《上傅寺丞論淫戲書》，《說郛》續第二十八卷。

[35] 見《石達開全集》，重慶會文堂書局版，日記真偽，史學界仍有爭議。

[36] 參見《太平天國戲劇活動初探》顧樂真，《戲曲研究》第19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

[37] 《晚清文學從鈔》“小說戲曲研究卷”， 阿英編，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26頁。

[38] 《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58頁。

[39] 箸夫：《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為先》（1905），見《晚清文學叢鈔》第60－61頁。

[40] 呂舜玲：《民俗信仰與戲曲生存——福建莆仙戲現象的啟示》，《戲曲研究》，第46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頁。

[41] 關於意識形態、現代有不同的認識，傳統觀點認為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意識，是一種統治與壓迫的意識。現代觀點認為，社會總體的意識形態是由多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構成。為了表示社會意識形態的多元性，狄爾泰提出世界觀類型及其沖突的理論，葛蘭西提出意識形態的競爭與鬥爭，福科則主張以“話語”概念取代引起概念混亂的“意識形態”。參見本書有關意識形態問題的論述。

[42] 詳細論述見《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德）卡爾·曼海姆著，黎鳴、李書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四章“烏托邦思想”。

[43] 參見《中國戲曲觀眾學》趙山林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8頁。

[44] 《拉伯雷研究》巴赫金著，李兆林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頁。詳見該書“導言”。

[45]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八十一。

[46] Theatricality: a study of convention in the theatre and in social life, by Elizabeth Burns, London: Longman, P31-32.

[47] 《陳獨秀文章選編》第59頁。

[48] 《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第50頁。

[49] 參見《比較戲劇學》，周寧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四章，“中西戲劇的時空與劇場經驗”。

[50]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113頁。

[51] 《義和團史料》，下，第973頁。

[52]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201頁。

[53] 《義和團史料》，上、下，第421、843頁。

[54] 《義和團史料》，下，第638頁。

[55]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132－133頁。《義和團在山西地區史料》，喬志強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頁。

[56] 《論觀眾》（美）艾·威爾遜等著，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頁。

[57] 參見Clayton Hamilton: “ The theory of the Theatre, New York, 1976, Chapter Ⅱ.

[58] 《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第127頁。

[59] 參見《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龐著，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群體心理，第15－62頁。

[60] 參見《義和團運動史論文選》，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會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09－510頁。

[61] 《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第56－57頁。

[62] 《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第60－61頁。

[63] 見《中國話劇通史》葛一虹主編，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9頁。

[64]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by Baz Kershaw，Routledge，1992，P24-25。

[65] 轉引自《戲曲研究》第15期，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頁。參見該刊期，顧樂真文《太平天國戲劇活動初探》。

[66] 魯迅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寫道:“……至於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象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要畫出這樣沈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裏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1933年，魯迅再次重申《阿Q正傳》是“暴露國民的弱點的。”茅盾在1920年講道：“我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國國人品性的結晶呀!”二年後，周作人補充到:“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一一新名詞稱作傳統一一的結晶。……在現社會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契訶夫是一個不朽的萬國的類型，阿Q卻是一個民族的類型……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茅盾在分析《阿Q正傳》的社會意義時進一步指出:“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畫出隱伏在中華民族骨髓裏的不長進的性質-------‘阿Q相'。我以為這就是《阿Q正傳》之所以可貴，恐怕也是《阿Q正傳》流傳極廣的主要原因”。

[67] The Blue Ants: 600 million Chinese under the Red Flag: by Robert Guillain, Secker & Warburg, 1957. P107.

[68] 《舊制度與大革命》（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42、182頁。 

（愛思想網站 2008-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