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 Pelchat（2004）認為，現今台灣對社會企業家精神的研究在起初階段，但未來會有更多非營利組織選擇社會企業家精神做為增加該組織營收的方式之一，但在缺乏商業管理經驗同時，他們如何確定社會企業家精神是正確的解決方案，又如何確信應採用何種商業手段增加收益又能善盡社會責任？而這樣的爭議可以說是台灣社會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項嚴肅挑戰，此即是整個社會尚未型塑出一個充分支持社會企業的法律與規範環境，尚未建立起一個清楚的支持性法律架構（官有垣，2006）。

參、個案分析與討論

一、政策環境構面

（一）地方危機的體認：

921 的前一年，大家都沒什麼工作，就開始試著蒸米食來賣，因為我和鎮公所的關係不錯，以前是媽媽教室的幹部，就可以藉著他們要開會時買我們做的東西，所以是從那時候開始。一開始也沒有什麼目的，只是大家沒什麼工作，用預訂的方式做。大家在研究如何做才好吃，沒有什麼規模。（個案B）

在 921 災後重建時，我和幾位朋友就在想可以做些什麼事，那時候政府積極在重建區成立第二專長的訓練班，當時只要地方提供場地、學員，勞委會就出材料費、講師費，當時應35 位參加班隊婦女的需求，希望能夠學一項專業技能將來可以做生意，就開設了風味小吃班，當時場地跟設備是跟農會租的。（個案A）

由於在地居民自覺地方產業發展式微，自發性的尋求各種可能的機會；之後，在921 重建過程中，地方居民眼見地震導致地區原有地方產業崩解，地區觀光面臨極大衝擊、就業機會嚴重不足，一群在地的婦女們本於關懷家鄉建設發展的心懷，省思著能夠盡些什麼心力。在這樣危機感意識的驅動之下，一群媽媽們主動發起地方文化產業再造的運動，並探索何種新的地方文化產業資源可能是永續的。地方的危機往往可能是凝聚地方意識最好的開始，更可能成為引發地方居民對地方發展關切的動力。

（二）政策導引下的產物：

那時候 921 地震之後，縣政府社會局當時積極輔導社區婦女來成立合作社，再加上局長許傳盛當時協調高雄市當地的賑災款給予台中縣災後重建的這些合作社，最高可補助到100 萬元，我們就以參加班隊的成員為基礎成立了合作社。（個案A）

第二年就 921 了，縣政府來幫忙，叫我們做合作社，那時也不知什麼叫做合作社？
社會局局長說你們要成立一個合作社，因為那時縣政府有很多，每個里都有。我們也不懂，是局長教我們的。就這樣我就召集幾位核心幹部討論後就成立了。（個案B）

前 921 重建會執行長陳錦煌（2003）就指出，921 是整體性的重建，其中透過產業經濟重建達成社群照顧和心理建設是重要的。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亦推動「921 地方文化產業開發工程」計畫，結合社區總體營造方法，將社區環境中的產品文化化、精緻化，以提昇產業價值，並促進社區型產業間的合作。也就是說，帶動社區產業發展對於災後重建有其急迫性與重要性。

由於重建危機感的體認，並在社區原有的媽媽教室做基礎，地方政府透過「政策」據以做為輔導社區產業再造的方向，透過合作社生產模式，形成產業重建的方式。雖然起初他們並不清楚成立合作社之主要目的為何，但在政府政策的導引之下，逐步開展以合作社主軸的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型態，並成為後來成功再造地方文化產業的關鍵因素。

（三）不同形式的資源串連與整合：

由於後來我婦女會理事長要卸任了，鄉長跟我說政府正好有一個永續就業工程的
機會，由鄉公所來提這個案子，讓我來主持，於是在民國90 年6 月的時候，就
開店營業了。… …當時像鄉公所跟農會都會向合作社購買伴手禮，就不用煩惱
每個月薪水從何而來，像永續就業計劃的行政工作也都是鄉公所在幫忙，像縣政
府就是透過重建區的計畫來協助我們運作，由縣政府的勞工局、社會局來輔導我
們。（個案A）

在 92 年的時候，在農會的輔導下向農委會提出「田媽媽」的申請，到了93 年開
始執行，也挹注我們約20 萬元，購買一些基本設備，農委會也陸陸續續有課程
就請我們去學習。（個案A）

之前 93、94 年客委會也有協助我們做產品的研發，像紅糟產品就是客委會輔導
的。（個案A）

從上述的訪談不難發現，個案 A 積極透過與政府部門的互動，來強化與政府部門資源與訊息的連結，並將這些可運用的資源做有效的整合。就如個案A所言：「我們覺得政府真的有在做事情，在各個面向中幫助我們非常大，像我們這邊幾乎都是沒有上過班的媽媽，現在我們能作生意，一路以來都是政府在給我們訓練。」。

而個案 B 則是強調：「我的合作社定位是在社區的下面，我覺得有社區才有
我們。」。政府部門、非營利組織，甚至是營利企業，經常以「社區」為切入點，
運用社區營造方法，動員社區居民，整合社區資源，提供社區化的服務業務，發
展社區產業，來求改善居民生活（賴兩陽 2002）。

我覺得合作社自己有多少資源就做多少事，要一步一步的做，要以社區為基礎。
（個案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