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中，第一句恢復到修訂版1。第二句修改幅度較大，“飛船”改為“充氣飛船”，表述更為具體，呼應後面的“膨脹”，同時前面的量詞改“只”為“條”，顯示飛船的具體形狀。第三句，保留修訂版2“滑行著”，後半句則恢覆為原版表述，同時將書面化的“穿越”改為略微平實的“穿過”。充盈內容的同時，節奏再次得到延緩。

第二節，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審查官”一詞的完全確定，因為這個職位與審查制度相輔相成，它的文化含義和社會含義比較固定。其次，“猴子”處所再次調整為原版的“柵欄”。根據我的猜測，這可能是由於原文謹慎的推動，雖然我傾向於“籠”（它的效果過於強烈而缺少隱蔽）。“籠”的佐證由特朗斯特羅姆提供：“我1970年曾到過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那里完全是封閉的。有時候，你感到仿佛就像是格雷厄姆·格林③早期小說中的人物。”[18]41再次，李笠舍棄“言辭”“言詞”，改為“詞語”。這種直接性也表現在將“飛躥”改為“飛起”上。“飛躥”其實更具表現力，而且比較符合猴子的動物行為特征。最後，由前面三個版本強烈的“露出牙齒！”改為比較細膩而又平實的“呲牙咧嘴。”（注意其中標點符號的變化），這個變化較大，或許因為這樣的改變更含蓄，更符合人物此時此刻的心情？

詩人北島敏銳地意識到“檢查員所代表的防線（即語言邊界）”，從而將現實的屏障與語言的邊界結合起來，具有歷史與語言的雙重深度。他進而闡釋第二句和第三句，“語言所具有的行為能力，是對檢查員所代表的防線的挑戰。”[20]238明確地指出，詩人的私人語言具有對抗現實（即未來的歷史）/強權政治的可能性。

饒有意味的是，如此鮮明的關於檢查制度的歷史性問題，本應對此更敏感的俄文版譯者卻說，“特朗斯特羅姆在詩里不涉及政治或者社會主題，他讓我們看到的只是現實。”[21]64表達貌似高妙，實則取締政治主題的存在，因為類似的內容不僅出現在《給防線背後的朋友》之中，也出現在其他的詩篇之中，如《里斯本》、《東德的十一月》以及前面提及的部分作品。

第三節的變化，首先是句尾都用了幹脆的句號，感情不再奔放而趨於冷峻。第二句，把偽裝成麥克風的竊聽器直接改為“竊聽器”，雖然表面的意義變得清晰，但是它的真實性和豐富性也被相應地取締了。相應的改變還有“墻上的”變為“墻壁內的”。一種偽裝的竊聽器和一種隱藏的竊聽器，事實與體驗皆有不同。翻譯或許只能顧及其中一種，而不能全都顧及。這就是版本多元化的意義之所在，尤其在涉及不同語種的雙關語的時候。第三句的變化，采取一種綜合方式，將節奏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使之略有延緩，祛除原來的綿長。

在李笠修訂譯本的過程之中，讀者可以看出特朗斯特羅姆在漢語之中呈現出來的豐富性。無論出於語感還是邏輯，考慮語言必須結合歷史，如此一來，對事實本身的敬畏可能就會變得突出一些（強化語言與強調事實並行不悖）；如何應用有些屬於體驗性或者傾向性的詞語選擇，比如對讀者隱晦的閱讀需求采取何種語言方面的保護措施，如何在事實基礎之上闡釋自己的認識和情感。這些其實已經涉及到歷史敘述（歷史修撰）的問題（運用語言進行轉述/覆述/重構）。李笠選擇和緩的詞語可能出於這些考慮。激烈的表達固然效果驚人，但卻沒有顧忌特朗斯特羅姆行事的溫和與文風的穩重。至於如何綜合考慮語言的歷史性與語言的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問題（給予彼此更為適當的位置）可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④

在氣質上接近一個詩人非常難，所以努力只能從語言開始。在語言的較量之中，不斷創造新的譯本。這些不同的譯本既屬於特朗斯特羅姆本人，更屬於譯者。把譯者的氣質充分地體現在各自的譯本之中，說是借題發揮不算刻薄。且不說其他譯者（董繼平、北島、黃燦然等）的不同譯本，單以李笠為例，他自己的譯本就不止一個。而且我更願意相信，他還將有新的修訂版問世，這不僅僅是關於語言能力的問題，還包括人生與知識，包括理解的真正達成。這需要時間，而歷史正是由時間組成。通過分析《給防線背後的朋友》的修訂，我們不僅可以理解1970年的蘇聯歷史，也可以瀏覽與之匹配的中文譯本的語言簡史。

從這個角度的前端來看，超現實主義者特朗斯特羅姆，與保羅·策蘭、米沃什、布羅茨基一樣，“把見證人的活的記憶納入歷史敘述之中”[22]26。如何在詩歌之中進行歷史敘述（涉及記憶和個人經驗的處理），其實才剛剛開始，它對現在的讀者來說至少可以澄清“非歷史化”的誤讀。而從這個角度的後端來看，對中國詩人的技術啟迪更為重要，因為詩永遠是詩，不是新聞報道，不是時政評論，不是歷史紀錄，雖然它看起來近似歷史紀錄，但是它真正的活動範圍只在覆雜的人性之中。特朗斯特羅姆說：“我對政治很有興趣，但更多的是出於人性的方式，而不是意識形態層面的。” [18]43對詩人來說，就是在有限的審美之中工作。

2011.12.24-2012.2.20.

注釋：

①還有一個修訂版，可能位於修訂版1和修訂版2之間。全文如右：“1我的信寫得如此枯乏。而我不能寫的/如古老的飛船膨脹，膨脹/最後滑行著穿過夜空消失/2信落在審查官手里。他打開燈/燈光下，我的詞語像柵欄上的猴子飛躥/抖動身子，靜靜站立，露出牙齒！/3請讀句外的詞語。我們將在兩百年後相會/那時旅館墻上的麥克風已被遺忘/我們終於得以安睡，化成正長石。”木葉：《一個詩人的分身術——讀特朗斯特羅姆》，載《上海文化》，2012年第1期。本文沒有討論該版本而把思考的機會留給讀者。

②正是在這封信中，當時年僅26歲的特朗斯特羅姆，一邊和勃萊討論《公民》的英文翻譯，一邊向勃萊直播電視機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他敏感地發現文學獎獲得者、意大利詩人蒙塔萊在聽到頒獎辭的時候“撇嘴”，而且領獎的時候“走路困難”。特朗斯特羅姆預言勃萊80歲的時候能夠獲得文學獎，但是這一預言最終應在他自己身上。 

③通常認為，格雷厄姆·格林把通俗的間諜小說提升到真正的文學高度。在他的小說中，不僅有緊張的情節，而且反映出人性與社會、歷史的覆雜性。在冷戰環境中，特朗斯特羅姆此處關於間諜說法的黑色幽默才得到了西方讀者的響應。 

④可以參考黃燦然的“現代敏感”說。我想以此說明語言的歷史性問題與它的現代性問題是如影隨形的。對於其中的分寸怎麽拿捏，既是功力問題，更是選擇問題。而它本身同樣涉及翻譯的創造性問題。黃燦然：《譯詩中的現代敏感》，載海岸選編《中西詩歌翻譯百年論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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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