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中，第一句原版“檢察官”，修訂版1“審查官”，改為修訂版2“檢查官”。雖然檢查的內涵變得更加清晰，但是“審”的嚴厲性就此終結。第二句，把修訂版1“言辭”改成修訂版2“言詞”。按照現代漢語語法規則，兩個詞通用。但是如果非要強調二者的差異，那麽可能就是，前者帶有一定的修辭意義，後者僅僅指陳詞匯。特朗斯特羅姆在《自1979年3月》中就曾經反覆強調過“語言”和“詞”的差異。李笠對詞語的反覆琢磨與選擇，及其個人的詩人身份，都比較符合特朗斯特羅姆心中的譯者標準，“人可以和要翻譯的詩取得自我確認，而認識你要翻譯的那人，也具有特殊價值……” [15]35

第二節較大的變化是為“猴子”處所進行的詞匯選擇。李笠撤消修訂版1的“籠”，傾向原版的“柵欄”。或因“柵欄”突出攔截而囚禁之意並不明顯，李笠才對它加以創造性的修飾：“鐵欄”。“鐵”字的硬度和冷度會使“欄”字具有一定的負面色彩。

一個詞或者標點符號的增刪必然導致語言效果的變化。比如《公民》，原版“羅伯斯庇爾每天早晨用一小時盥洗/他把剩下的時間奉獻給了人民/在標語天堂里，在道德機器里”，修訂版不僅為首尾兩句添加句號，而且把尾句改為“在標語的天堂里，在道德的機器里”，“的”字限定兩個名詞之間的關系，並在兩個重音詞匯之間加入輕音詞匯，使詩句的節奏起伏有致。特朗斯特羅姆在給他的英譯者勃萊的信中②說：“《公民》譯得好極了！我想劃掉的唯一的詞是‘無論如何’（從結尾倒數第三行）。去掉它。在這個世界上‘無論如何’太多了……”[16]多個詞，少個詞，看起來無所謂，但對微妙的詩來說卻是致命的。

“鐵欄”的修訂不僅牽扯微妙的語言效果，更是直接與“牢獄”的歷史經驗關聯。1970年處於經過解凍思潮之後的後斯大林時期，“雖然政治生活趨於溫和，但蘇聯仍舊可以說是一個警察國家”[17]535，1972年布羅茨基被驅逐出境，1973年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境。雖然這個時期，微弱的政治寬容已經顯示端倪，但是極權體制本身並未得到調整，檢查制度仍在強力運行。為“猴子”處所進行詞匯調整或者選擇的歷史性，在於引入附著於“鐵欄”一詞之中的歷史經驗（比原文更多的歷史延伸），強化檢查制度具有的威力。

“一首詩被翻譯時，在整個翻譯過程中，很多東西都能被發現。” [18]51由此觀之，那些被原文喚醒的本來屬於延伸的閱讀感受與聯想的東西，被譯者直接應用到譯本之中。這也正是詩歌翻譯的創造性法則之一，只不過它的界限與尺度在中國傳統譯者們中間容易引發爭議而已。特氏的西班牙文版譯者說，“翻譯或多或少都是一種再創造……這意味著削弱或拆解甚至有的時候是褻瀆（通過省略或添補的方式）原文……接下來就該用西班牙語重寫、改造或是偽裝詩歌了，從而最終創造出一個新的文本”；“我的翻譯試圖做到的也就是這些：翻譯、可能的含義、等同的含義、近似的含義、再創造、重寫、偽裝。” [19]70與此相比，被中國傳統譯者們視為大膽的李笠（偶爾增加原文的行數）其實還算是相當保守的。

第二節的第三行，將修訂版1的句子恢覆為原版，可能還是考慮句子之間的平衡關系，而沒有強化一種舒服的節奏。

第三節的變化主要發生在第三句，修訂版1“終於能安睡”變成修訂版2“終於得以安睡”；修訂版1“化為正長石”變成修訂版2“化成一塊塊正長石”。添加詞匯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延緩節奏。這也是修訂版2的一個形式特點。李笠可能覺得原來的行文過於簡潔，現在趨向語調的從容，利於閱讀過程之中情感的積累。得失或在力量強弱的選擇之間。

修訂版2另外一個比較突出的變化是標點符號，尤以第三節表現明顯。一個是第一句末尾使用驚嘆號，最後一句末尾使用句號。而前面兩個版本的句尾只在第二節的最後一行用了驚嘆號（修訂版2保留了這個驚嘆號），其他句子的末尾並沒有使用標點符號。這就形成修訂版2的特征：延緩節奏，強化詞語選擇和語調形式的力度。

5.修訂版3的綜合調整和強調語言的歷史性

1月10日，李笠發來《給防線背後的朋友》修訂版3，他說這是最後的修訂版。他在13日給我的電子郵件中說，“我感到這次我譯出了特朗斯特羅姆的氣息和脈搏。”

一

我的信寫得如此枯澀。而我不能寫的

像一條古老的充氣飛船膨脹，膨脹

最後滑行著穿過夜空消失。

二

信落在審查官手里。他打開燈。

燈光下，我的詞語像柵欄上的猴子飛起，

抖動身子，靜靜站立，呲牙咧嘴。

三

請讀句外之意。我們將在兩百年後相會。

那時旅館墻壁內的竊聽器已被遺忘。

我們終於得以安睡，化成正長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