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氣的進攻性

既然抗爭政治中的氣具有地方性，那麽，這種氣與日常生活中的氣到底有什麽樣的差別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條著名的諺語告訴了我們第一個變化：氣從一種防禦性策略變成一種進攻性策略。

裴宜理（2007：60）把華北農民的生存策略分為兩類：以攫取他人財富為目的的掠奪性策略和努力阻止他人進攻的防衛性策略。這個分類原是分別指貧苦農民與富裕農民的生存策略。我在這里借用這個分類法來區別氣在抗爭政治與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形態。日常生活中以氣立人的邏輯盡管在行動上也可能表現得比較激烈，但它基本上是一種防禦性策略，即為避免自己原有的物質利益、社會地位遭到削弱或剝奪而采取的行動。而在抗爭政治中的氣，有的時候是出於提高自己的生存境遇或社會地位而采取的行動，有的時候則是出於為別人打抱不平的行俠仗義之舉，還有的時候只是圖自己的一時痛快。因此，在抗爭行動搭建起來的江湖上，既有“以節義為本”的俠氣，時常也夾帶著幾分“以武犯禁”（《韓非子。五矗》）的匪氣。

我們來看元曲里的一部水滸戲——《黑旋風雙獻功》。在這出戲里，宋江一出場就給梁山好漢的氣來了個集體寫照：“家住梁山泊，平生不種田。刀磨風刃快，斧蘸月痕圓。強劫機謀廣，潛偷膽力全。弟兄三十六，個個敢爭先。”接下來，李逵救宋江老友孫榮、殺陷害孫榮的白衙內及與之勾搭成奸的孫榮妻郭念兒的故事就仿佛是梁山好漢們的一個特寫。李逵“從來個路見不平，愛與人當道撅坑”，這次見兄弟孫榮含冤負屈，便化裝潛入牢房，“我解放了俺哥哥，則不俺哥哥一個人，我把這滿牢房里人都放了”。後來又想到兩個作惡者“那一個濫如帽，這一個淫似狗。端的是潑無徒賊子更和著浪包婁，出盡了醜、醜。情理難容，殺人可恕，怎生能夠”。於是，“雖則是婚姻注定前生有，到的我黑爹爹一筆都勾”，“再將他衣服上扯下一塊來，撚做個紙撚，去腔子里蘸著熱血，在白粉壁上寫道：是宋江手下第十三個頭領黑旋風李逵殺了這白衙內來”，並“將著這二顆頭，到梁山泊上宋江哥哥跟前獻功去來”（高文秀，1999：551、557、573－574、576－577）。顯然，江湖人的快意恩仇與尋常百姓的以直報怨的一個不同就在於他們行動的主動性和進攻性。

（三）氣的倫理性

“四海之內皆兄弟”這條諺語則告訴了我們第二個變化：氣在抗爭政治中從一種準倫理上升為一種倫理。

無論在中國思想傳統中，還是在鄉土日常生活中，氣本身只具有準倫理性，它要受到儒家倫理的規制。不僅以忍禦氣以禮治思想為基礎，以氣立人的行動也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儒家倫理的影響或制約。但是在抗爭中，氣本身已被賦予了一種全新的、居於至上地位的倫理，氣由此演化為義氣。《水滸》和《三國》故事就是這種義氣的最好詮釋。比如，我們在元曲《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中可以看到，劉備、關羽和張飛在桃園結義時“宰白馬祭天，殺烏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一在三在，一亡三亡”，“結為昆仲義相投，臨危同死入墳丘”（無名氏b，1999：497、500）——江湖這種獨特的綠林道德觀完全打破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尊尊親親的宗法關係，而代之以“八方共域，異姓一家”、“歃血盟誓、義薄雲天”的兄弟，義氣成為社會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孫述宇，1981）。

四、小結

現在我們可以對作為社會行動範疇的氣在鄉土中國的全部內涵做一小結。氣在中國鄉土傳統中既不是純生理的沖動，也不是純利益的反應，它是一種融匯了本能與理性、道義與利益的激情，是中國人在人情社會中擺脫生活困境、追求社會尊嚴和實現道德人格的社會行動的根本促動力，它從一種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種可以迸發的激情再到一種自我執法的義氣，構成了一個充滿張力的續譜，其中，以忍禦氣是主流，以氣立人是補充，任氣行俠是特例。就以忍禦氣而言，禦氣的關鍵是儒家的禮治倫常以及小農的理性計算；就以氣立人而言，也是兼有儒家倫理和小農理性的影響，只是從不同的側面構成了以忍禦氣邏輯的補充，構成了中國人塑造道德人格的有機組成部分；再就任氣行俠而言，氣背後的儒家倫理被顛覆，氣在此上升為一種具有至上倫理地位的義氣。也因為氣與倫理的這種關係，氣在以忍禦氣時得到了良好的調控；在以氣立人時，這種氣的迸發盡管確有相當的正當性，卻也可能造成某種失控；而在任氣行俠時，由於氣本身被賦予了倫理性，因此，被解除了任何控制和約束而放任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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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愛思想平臺201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