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氣行俠：抗爭政治中的氣

下面要分析的是氣在鄉土中國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關於這個概念，參見Mc Adametal.，2001：7－8）中的展現形態。與日常生活相較，這里所說的抗爭政治有三個特點：其一，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基本上是民眾與民眾之間的關係，而抗爭政治主要涉及民眾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其二，日常生活分析的基本行動主體是單個的個人、家庭或宗族，而抗爭政治分析的基本行動主體是多個個人、家庭或宗族組成的群體；其三，日常生活分析的行動基本是制度內的行動（包括打官司在內），而抗爭政治分析的行動是制度外甚或反制度的行動。我把氣在抗爭政治中的總體形態稱為“任氣行俠”。其具體含義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

（一）氣的地方性

前文所說的以氣立人的邏輯有時可以跨越民眾與國家、個體與群體、制度內行動與制度外行動的界限，從而使抗爭政治成為日常生活的自然延伸形態。不過，在更多的時候，抗爭政治凸顯的邏輯與日常生活綿延的邏輯是相背離的。集體抗爭行動並非鄉土社會的常態，抗爭者通常也並非小農社會中“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的主流人群。可以說，在抗爭政治湧現的地方，出現了一種特別的氣。這種氣在鄉土中國並不具有普遍性，而是特定地域的文化傳統、生態環境和社會結構帶來的。這也是孟德斯鳩（2009）意義上的“民風”（moeurs）在廣袤的鄉土中國的體現。那麽，這種有濃厚地方特色的氣到底從何而來呢？

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是非宗教的，各地的民間宗教雖以不同的教義和形式盛行於民間，但這些民間宗教基本上是對帝國運作邏輯的隱喻式模仿，並不具有對帝國秩序的顛覆性（王斯福，2009）。中國秘密社會和民間宗教真正的革命性因素在於從佛教傳入的千禧年說（魏斐德，1988：140）。最早提出千禧年運動並將其視為社會運動的古樸形式的是著名史家霍布斯邦。他認為，對在千禧年實現對世俗世界徹底改變的盼望、對一個翦除了所有當下缺憾的世界的盼望，這是任何一種革命運動所內在的本質（霍布斯邦，1998：94）。正是千禧年思想的深入，才使得諸如在中國北方流行的白蓮教教義具有了激進性格，並將其教徒引向了與國家的對抗。所以，韓書瑞（2009：3）認為這樣的教派其實是非大眾化的。也就是說，某些具有千禧年思想的民間宗教在一些地區的流傳，使這些地區的農民具備了其他地區的小農一般不具有的激進性。“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黃巾軍）、“七十二家開黃道，專等一家來收元”（白蓮教）之類的讖語，便是這種激進思想的簡明表達。後來，裴宜理（2007：10－11）在研究淮北的叛亂和革命時，也明確提出了農民抗爭政治起源的地方因素說，不過，她所強調的地方因素並非民間宗教和地方文化，而是地方特殊的物質生存環境。在她看來，某些地方農民抗爭政治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特定的生存環境壓力下為生活和生存而開展競爭活動的延伸。諺語“窮山惡水出刁民”即道出了幾分真諦。孔飛力則給我們展示了理解氣的地方性的第三種淵源。他在對中華帝制晚期歷史的研究中，特別強調了人口壓力和流動所造成的政治後果。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中期，中國人口從一億五千萬迅速增長到了四億三千萬。人口劇增對抗爭政治帶來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人口壓力通過大量的國內移民而擴散開來。在重血緣宗法的鄉土中國，移民往往處在充滿敵意的陌生人的包圍中，傳統的社會紐帶被削弱或割斷，只有秘密結社這種虛擬親屬結構才能給移民們以安全、互助和組織安排。而秘密會社在這些地方的發展正是抗爭政治興盛的溫床（孔飛力，1993：140－154）。另一方面，人口壓力也使一些地方的農民失去土地，成了流民。而失去土地的流民往往放棄了對傳統禮法關係的遵從，改變了傳統小農怯弱、保守的性格，成為甚易被抗爭政治所召喚的社會力量。流傳山東境內的諺語“富走南，窮進京，死逼梁山下關東”，說的就是人口壓力帶來的流民潮。

無論是民間宗教的影響，還是地方環境的壓力，無論是秘密結社的出現，還是流民力量的興起，這些都使一些地方的民風從中庸轉為峻厲，從而構築起抗爭政治活動在這些地方不斷出現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