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飛·隱喻與轉喻:雅各布森文化符號學的兩種基本模式(7)

 可以看出,他對隱喻和轉喻兩極的理解是較為辯證且靈活的,他甚至還舉了一個簡單例子對隱喻與轉喻同時存在進行說明:「『 一百條龍骨犁過波浪』,龍骨是提喻,指船,它是從龍骨和船這兩者事物的相鄰性中派生出來的 : 犁是隱喻,是從船和犁的運動間覺察到的類似性中派生出來的。」[5] 洛奇進一步指出,隱喻與轉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創作,如雅各布森所言,在正常的語言行為中,這兩個過程都在不斷起作用,但是在文化模式、個性和語言風格的影響下,人們往往會偏重這兩個過程的一個,而壓抑另一個。當人們用語言描述一個自認為客觀、真實、自足、有序的世界時,常常會傾向於轉喻性的描寫,例如在許多現實主義的傳統小說中就是如此。但是,當人與世界處於一種分裂的狀態,人在現實生存環境中無法獲得整體感時,人們通常會選用隱喻的語言來描述世界,就像許多現代小說所表現的那樣,由此,他把文學分為隱喻型(如喬伊斯、艾略特)和轉喻型(如奧登、奧威爾)兩種:這些觀點後來都寫進了他的理論代表作《現代寫作的方式:隱喻、轉喻和現代文學的類型學》中。此外,洛奇還將隱喻和轉喻模式運用於他自己的小說創作實踐中,以此作為結構小說的典型話語模式(如小說《小世界》就是一個龐大的隱喻體系),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這種對文化模式、作家個性、語言風格以及人的現實存在狀態的理解、研究和實踐,一方面體現了雅各布森隱喻和轉喻理論在現代小說分析和創作中的實用價值,另一方面也將雅各布森詩學理論由語言向度延展至人與世界對立關系的現代語境中,更揭示出這一理論的現實感與人文性。

再比如,羅蘭·巴爾特認為,「雅各布森有關隱喻主導地位和轉喻主導地位的論述使語言學研究開始向符號學研究過渡了,」[2](149) 他在《拉布呂耶爾》一文中對雅各布森的隱喻和轉喻模式進行了言簡意賅的闡釋,①並把雅各布森的隱喻 / 轉喻以及索緒爾的能指 / 所指、共時 / 歷時等對立關系當作結構主義的標準,廣泛應用於文學、服飾、食物、家具、建築等非語言的社會文化的符號學分析中;而熱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 )則將這 一 模式應用於普魯斯特研究,如在《修辭Ⅲ》的一篇文章《普魯斯特的轉喻》中,他以頗有說服力的例子揭示出普魯斯特作品中隱喻和轉喻關系的一種奇妙的交織創造,也就是說,普魯斯特的隱喻依賴於鄰近性的轉喻關系,如本體「教堂的尖頂」,在鄉村像麥穗,在海邊則像魚,在早餐時像羊角面包,在 黃 昏 則 像 枕 頭 等 等;列 維 - 斯 特 勞 斯 則將此模式應用於人類學的結構中,比如他在《野性的思維》中把鳥類世界定義為「一種隱喻的人類社會」,在民間傳說和神話中經常有這種表現方式,而作為家養動物的狗,則被認為是人類社會的轉喻部分,但在對它們的命名過程中,關系則是相反的;鳥類經常由人類有限的名稱種類來特定命名(如皮埃羅、瑪戈特、雅克),因此鳥類名稱與人類的名字(first name)的關系是一種句段的或轉喻的部分與整體的關系 : 而狗則經常在舞臺上或神話中被賦予名字(如阿左爾、菲多、黛安娜),因此形成了一個類似於日常生活的人名或一種對稱的、隱喻的名稱系列。[6](233-234)

① 「在拉布呂耶爾的作品中,片段的語義結構是非常強的,以至於人們可以毫無困難地將這種語義與語言學家雅各布森在任何符號系統中滿意地區分出的兩種基本方面聯系起來。雅各布森在言語活動中區分出一種選擇方面(在相似符號的一種潛在存庫中選擇一個符號)和一種組合方面(把根據一種話語而選擇的符號連接起來)。這兩個方面中的每一個,都對應遺忘修辭學的一種修辭格,人們借此可以指明是哪一個方面。與選擇方面對應的,是隱喻,他是用一個能指取代另一個所指,而這兩個能指具有相同的意義,甚至具有相同的價值。與組合方面對應的,是轉喻,它是依據一種意義從一個能指向著另一個能指的滑動。從美學上講,向隱喻方法求助可以建立有關變化的所有藝術 : 向轉喻求助可以建立有關的所有藝術。」參見羅蘭·巴爾特《拉布呂耶爾》,見《文藝批評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2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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