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學說成為可能。在《字符的代理作用》（1957）中，他將這一象征性的修辭結構與弗洛伊德釋夢邏輯中的凝縮和移置關聯起來，即凝縮等同於隱喻，用於掩飾，移置等同於轉喻，用於揭示，雖然他對雅各布森的觀點有所修正，①但不可否認，拉康正是因為置身於弗洛伊德和雅各布森之間，正是因為與雅各布森在 1950 年代的親密交往，才使得他同樣選擇了這種跨學科的比較研究，重新解釋弗洛伊德模式和無意識，並最終得出「無意識也具有語言結構」的著名結論。②

三

可見，雅各布森從文化人類學的整體立場出發，綜合考察了人類文化中重復出現的隱喻和轉喻模式，一步步將其從修辭學延展至一切文化符號系統，建立起一個宏大的二分模式，並將此模式應用於諸多詩歌文本的語法結構分析中，堪稱結構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經典，由此我們不難看到雅各布森試圖以語言學為科學理性，構築統一的人類學科體系的「野心」，以及「普遍性」幽靈那充滿魅惑的身影。戴維 • 洛奇曾把雅各布森的上述主要觀點以圖式加以總結，[4](185) 筆者加以修改，呈如下圖：

如果說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那麽，語言的兩極性自然也體現於文化之中，因此，隱喻和轉喻模式變成了一個具有普泛性的文化命題，文化符號可據此而劃分為隱喻型和轉喻型，或者說聚合型和組合型兩大類型，即聚合型文化是基於垂直的選擇軸的符號系統（第I 列），組合型是基於水平的組合軸的符號系統（第Ⅱ列），這對立又彼此交合的雙軸模式成為一切文化符號系統的結構範式，所有文化也就搖擺、震蕩於隱喻和轉喻這兩級之間。

當然，這種二元對立的建構對於文化人類學的理解與把握是簡便而必要的，但也是粗糙的，因為對於任何特定的民族、地域、宗教信仰的文化來說，想要在隱喻和轉喻這兩種類型中做出截然區分是很困難的，正如在一種文學體裁內部（比如詩歌），想要把隱喻和轉喻一分為二地區隔開恐非易事，這也就意味著有必要進一步探究這一二元模式的實際應用效果和影響。

如果說雅各布森提出的「區別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音位模式③是其語言學理論中最成功的範式，在現代語言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話，那麼，隱喻和轉喻模式則是其文化符號學中最成功的範式，對英法現代文學和社會文化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英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和小說家戴維·洛奇對這一模式在現代小說研究中的作用給出了很好的回答。洛奇直接應用雅各布森「隱喻與轉喻」的基本理論來討論現代和後現代文學，如在分析現代小說時，他認為，「盡管現代小說屬於雅各布森體系中隱喻的一端，但它與轉喻手法的保留和大規模的使用是不矛盾的。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散文小說天生就是轉喻性的，如果硬把它推向隱喻的一端 ，那麽它就會變成詩 : 第二，轉喻的技巧能夠配合隱喻或幫助達到隱喻的目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