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很不相同的歡快。真正的思想家永遠使人歡欣鼓舞，不管他所表達的是他的嚴肅還是他的玩笑，是他的人性的洞見還是他的神性的寬容；沒有陰郁的表情，顫抖的雙手，噙淚的眼睛，而是明確而單純，勇敢而有力，也許帶一些強硬的騎士風度，但始終是作為一個勝利者。而使人最深刻最發自內心地歡欣鼓舞的事情就是，看見一位得勝的神站在被他打敗的所有巨怪旁邊。

反之，在平庸的作家和刻板的思想家那裏，人們有時候也能讀到一種歡快，可是它只會使我們這樣的人覺得可憐，譬如說，就像我對大衛·施特勞斯大衛·施特勞斯(DavidStrauss，1808-1874)，德國哲學家、神學家，青年黑格爾派領袖之一，代表作為《耶穌傳》。的歡快所感覺到的。擁有這樣一種歡快的同時代人，令我們異常慚愧，因為他們在後代那裏丟盡了我們和我們的時代的臉。這種樂天派完全看不見苦難和巨怪，而他們作為思想家本應看見它們並與之鬥爭的；所以他們的歡快令人不快，因為它是騙人的，它企圖誘使人們相信在這裏贏得了一場勝利。歸根到底，哪裏有勝利，那裏才有歡快；而這一點既適用於真正思想家的作品，也適用於一切藝術作品。
即使內容也許始終可怕嚴肅，恰如人生問題之真相，但只有當半吊子思想家和半吊子藝術家在作品上散布自身缺點的陰雲時，作品才會使人感覺壓抑，受到折磨；相反，一個人可以獲得的最快樂、最好的享受，莫過於接近那樣的勝利者了，由於他們思考過最深刻的道理，所以必然喜愛最生氣勃勃的事物，終於作為智者皈依於美。他們真正在言說，他們不語無倫次，也不人雲亦雲；他們真正在活動，在生活，不像別人習以為常的那樣，幽靈似地帶著面具過日子。所以，與他們接近，我們真正感到親切而自然，我們要像歌德那樣歡喊：“生氣勃勃的事物何其輝煌珍貴！與之相處令人感到何其踏實，何其真實，何其實在！”

我們知道這一切，有時我們還異常震驚於所有這令人眩暈的焦慮和匆忙，我們生命的這整個夢魘狀態，仿佛是在覺醒的前夕，而愈是臨近覺醒，夢境就愈激蕩不安。但是，我們同時也感到，我們是太衰弱了，難以承受那個深刻反省的時刻，我們不是整個自然為了自救而尋求的那種人。毋寧說，我們只是偶爾把頭露出水面，看見了我們深溺在怎樣的水流中。而且，連這稍縱即逝的上浮和覺醒，我們也並非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我們必須被舉起——誰是那舉起我們的力量呢？

是那些真誠的人，那些不覆是動物的人，即哲學家、藝術家和聖人；當他們出現時，通過他們的出現，從不跳躍的自然完成了它惟一的一次跳躍，並且是一次快樂的跳躍，因為它第一回感到自己到達了目的地，亦即這樣一個地方，它在這裏發現，它無須再想著目標，它已經把生命和生成的遊戲玩得盡善盡美。它在這一認識中得以神化，它的面龐上籠罩著被稱作“美”的溫柔的黃昏倦態。此刻它以這神化的表情所表達的，正是對於存在的偉大解釋；而終有一死者所能懷抱的最高願望便是屏息凝神地傾聽這個解釋。

這裏我已經臨近那個問題的解答，即是否可能通過經常性的自我活動而同叔本華型的人的偉大理想相聯系。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上述新的義務不是單獨個人的義務，毋寧說人們藉之而同屬於一個有力的團體了，這個團體不是靠外部的形式和法則，而是靠一種基本思想凝聚起來的。這個基本思想就是文化，不過這只是就文化向我們中的每個人提出這一任務而言：在我們中間和我們之外，促進哲學家、藝術家和聖徒的產生，藉此而致力於自然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