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就像自然需要哲學家一樣，它也需要藝術家，為了一種形而上的目標，即為了它的真正的自我神化，藉此它終於把自己設立為純粹的、完成了的形成物，一種它在自己生成的動蕩中從未得以清晰地看見的東西——所以也是為了它的自我認識。歌德曾經意味深長地提醒我們，對於自然來說，它的一切嘗試有多大效果，全要看藝術家在多大程度上終於猜出了它的結結巴巴的話語，在半途上截住它，替它表達出了它的嘗試的真正意圖。有一回他如此宣告：“我常常說，並且仍將不斷重申，世界爭執和人類爭執的causafinalis(第一因)是戲劇詩藝。若非如此，原料就絕對派不上用場了。”……惟有在今日的或者正在來臨的誕生中，一旦我們上升到了哲學家、藝術家和聖徒的那些最高等級，我們的愛和恨的新目標便也將向我們顯現，——那時我們便有了我們的使命和我們的義務領域，我們的恨和我們的愛。因為我們知道文化是什麽。

有時候我覺得，現代人彼此都厭倦得要命，所以他們覺得有必要借助於一切藝術來把自己弄得有趣一些。他們聽任他們的藝術家把自己當做誘人的美餐端上桌，他們渾身上下撒滿了整個東方和西方的作料，於是當然啦！現在他們聞上去就非常令人有興趣了，按照整個東方和西方的口味看都是這樣。他們立志要滿足任何口味；每一個人都應受到款待，不管他心血來潮地想嘗香的還是臭的，山珍海味還是粗茶淡飯，希臘菜還是中國菜，感傷的戲還是下流的戲。現代人不惜一切代價要變得有趣和興致勃勃，眾所周知，在這方面，他們最著名的廚師是法國人，最糟糕的則是德國人。歸根到底，這一點對於後者比對於前者更是一種安慰，而如果法國人嘲笑我們缺乏魅力和優雅，或者，如果他們看見一個刻意追求優雅和風度的德國人，便不由得想起一個要在鼻子上穿環和叫喊著要文身的印第安人，我們可不要責怪他們。

自然總是希望惠及天下的，但它不善於為此目的尋求最靈活有效的手段和措施：這是它的大苦惱，它因此而是憂郁的。它之所以產生哲學家和藝術家，是想藉此使人的生存變得有道理和有意義，這無疑是出自它本身需要拯救的沖動；可是，他通過哲學家和藝術家所達到的效果往往是多麽含糊，多麽微弱無力！一般來說，它做的有成效的事是多麽稀少！尤其在用哲學家惠及天下的事情上，它極其狼狽；它的手段似乎僅是心血來潮，亂點瞎試，以至於它的意圖遭到了無數次失敗，絕大部分哲學家都百無一用。自然的歷程看起來像是浪費；不過，浪費的根源不是罪惡的奢靡，而是缺乏經驗；可以想像，倘若它是一個人，它是無法擺脫對它自己和它的笨拙的氣憤的。自然把哲學家像一支箭一樣射向人類，它並不瞄準，但它希望這支箭會落到某處。然而，它無數次地弄錯了，於是它惱羞成怒了。它在文化領域裏行事就像它播種植物時一樣揮霍。它用一種籠而統之、粗枝大葉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目的，這樣它便犧牲了太多的力量。

藝術家同其作品的鑒賞者和愛好者之間的關系，猶如一門重炮之於一群麻雀。為了甩掉一片雪花而造成一次雪崩，為了擊中某人鼻子上的一只蒼蠅而把那個人擊斃，這是莽漢的舉動。藝術家和哲學家是一個反證，駁斥了自然在其手段方面的合目的性，即使他們為其目的之聰慧提供了出色的證據。它本應擊中一切，卻總是甚少擊中——而且這少數也不是以它發射藝術家和哲學家那樣的強度擊中的。令人悲哀的是，作為原因的藝術和作為結果的藝術不得不受到如此截然不同的評價：它作為原因何其壯偉，它作為結果何其孱弱，如同余音一般！毫無疑問，藝術家遵循自然的意志，他是為他人的幸福創作的。盡管如此，他仍明白，在這些他人之中，決不會有人像他自己那樣地理解和喜愛他的作品。由於自然的笨手笨腳，他必須具備最高水平的愛和理解，如此方能喚來較低水平的愛和理解；偉大高貴被用作了造就相對渺小卑賤之物的手段。

自然經營得很不高明，它的支出遠遠大於它的收入；不管它多麽富有，它遲早有一天會破產。如果它的治家原則是少量的費用和百倍的收益，它的安排就合理多了，譬如說，只有少量的藝術家，他們只具備較少的力量，而同時配備以數量充足的接受者和欣賞者，讓他們具備比藝術家本身更強有力的性格。這樣，藝術品的效果相對於原因就會是百倍響亮的回聲了。或者，難道我們至少不該期望原因和結果在強度上相當，可是自然落後於這期望多麽遙遠啊！藝術家、特別是哲學家看起來像是他們時代中的偶然之物，宛如隱士，或者宛如散兵遊勇。瓦格納在拜洛伊特 (1875-1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