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為什麼現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會有什麼不好？

也許，最明確的答案可以用《聯邦黨人文集》中的一句話給出：“在所有的立法組織中，組成它們的人數越多，能夠在事實上引導它們會議進程的人就越少。”這非常尖銳地給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當每個人都試圖說話，就沒有人能被聆聽。 

人數的問題在古希臘就已被提出。超過萬人的大會想要辯論就異常困難，公民與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認識。雅典當時的六千人大會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亞里士多德對於城邦大小的規模相當重視，他認為城邦太小便無法自足，而太大會生疏、不能維持執法和大會的良好秩序。現代國家無一例外比古代希臘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會好。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更為重要而深刻的：大眾的民主的危險在古希臘時期已然被察覺，雖然後來沒能避免。大眾民主受到民眾的盲目與狂熱制約，很容易反復無常，被政客煽動。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之所以比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體制和歷史，就是為了發現每一種的好與不好。

王制的問題是一人統治無可避免會出現腐敗問題，較多好人組成的團體變壞的概率會小一些。歷史上有很長時間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會再接受一人統治。民主制度則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眾民主容易導致暴民，然後在混亂中由個人領袖僭主篡位登臺。這是對自由的追求最後導致的不自由。實際歷史對亞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記憶。雅典曾享受過很長一段時期民主的好處，但在最後陷入無頭緒的反復，變得輕率多疑，最終以僭主統治和戰爭失敗告終。

而貴族和富有者的統治亦有落入私權的危險。有產者統治可以是好的，他們的財產可以讓他們有閑適地考慮政務，安於法治。然而到某一階段危險就增加了。當有產者人數減少，而資產卻倍增，就可能發生權力的壟斷，有產者掌握著進入公職的權力，並利用勢力操縱立法。再進一步，他們可以完全壟斷公職，父子相襲，拉攏黨羽，形成寡頭統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達實際是貴族統治。他們的政體相當特殊，土地均分給公民，法律極為嚴酷，由雙王和長老統治，公民過著道德壓制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說，這讓他們表面上非常強大，實際上卻容易受賄賂的腐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