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建築界對“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建築思想”開展了批判。(《中國建築史·後記》)

吳晗是一位“與時俱進”的領導兼歷史學家。

10年後，我們還會看到，另一位不懂歷史但懂得觀察政治風雲的“文學評論家”姚文元，瞄準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箭中的。吳晗副市長還是被急駛的“時代列車”拋了下來，而且這一摔，就再也沒有起來。

東西長安街上的兩座牌樓似乎是幸運的，1954年被拆除後，周恩來指示遷建於陶然亭公園。“文革”中有人報告江青，聽說是周恩來指示重建，便下令以“破四舊”名義又一次徹底拆毀，這次可是片石無存。

位北京阜成門內的歷代帝王廟前的牌樓，是北京規格最高的牌樓之一，四柱三門式。牌樓一共兩座，廟的大門與牌樓之間有條小街，街很短，叫景德街。過去只供祭祀的皇帝和官員使用。平時行人得從歷代帝王廟最南端的影壁外繞過。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回憶說：“拆除歷代帝廟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名為拆遷，但事先並未落實遷建地點，拆下一堆料後來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前原有兩個習禮亭，習禮亭與故宮的角樓相仿，比角樓還漂亮，也被拆了，說是拆遷，但拆到哪兒？沒定下來，也是拆下一堆料，後來不知去向，沒準在‘文革’中當成柴火燒掉了。”圖片2－06

據《大清會典圖》記載，歷代帝王廟“前門正中石橋三座，橋南護以朱柵”，與天安門前的金水橋相仿。拓寬街道時，這三座漢白玉石橋也被拆除了。於是，大街從廟正門外取直通過，原本渾然一體的建築群被分割成兩個部份，30多米長的建於明代的宏偉壯觀的影壁，孤零零地留在了街南。

我在中央黨校進修時，同班有一位北京市西城區的領導。他盛情邀請我們到西城區參觀，其中有近年來投巨資修繕一新歷代帝皇廟。他說，這座廟因被一所中學當校舍，大殿當時作學校的“室內體育館”。景德崇聖殿兩側有4個禦碑亭。正東的碑亭學校用作老師辦公室，他們的辦公桌，都擺在螭首龜趺和乾隆石碑的四周，所以重檐歇山式的碑亭也保持完好。當我們走出歷代帝皇廟時，又不禁想起廟前曾有過的兩座牌樓。這兩座牌樓是北京造型最好，雕作最為精致的牌樓之一。記得梁思成教授曾說，從這兩座牌樓的東面望去，有阜城門的襯托，晴天時還可以看到西山，特別美，尤其是傍晚落日時分。為爭取保留這兩座牌樓，他還給周恩來總理寫信。

也是黃昏。

當我站在街邊，向西望去，不遠處，白塔寺因迎奧運而正在修復。嘈雜的市街，車流擁堵，阜城門立交橋那邊，聳立著一幢幢高樓。盡管一夜大風，天依然是灰蒙蒙。不見西山。我想起梁思成先生的話，邈遠得已如同隔世。至於城市，是不是要在“歷史形成的基礎上發展”，保存歷史形成的美麗的歷史風格？——半個世紀後，仍然沒有破題。

北京不相信眼淚。

50年的風雲變遷，你能一眼望盡麼？

無疑，城市交通道路需要發展，城市的建築文化也需要新的內容新的形象。但是不是雙塔與北京的“所有牌樓”是否都妨礙了交通？比如汽車撞在牌樓上，是駕駛員的責任還是牌樓的責任？為何牌樓城門全都拆除了，北京的交通還是擁擠不堪呢？圖片2－09，圖片2－10

再比如，西四的南北街道面貌，即使牌樓拆除後，直至今天也沒有多大改變。不管是雙塔還是眾多的牌樓，歷史城區由於歷史形成的原因，給道路和市政建設帶來異常復雜的影響。今天看來，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多樣的方法解決交通問題，並沒有太大的難度。有的可用建立綠島環島繞行，有的可建地下汽車專用道——歷代帝王廟前的景德街，即使道路從地下穿過，也只有幾百米，就可使這個全國重點文物得以完整地保持下來。

可拆毀後，一切都無可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