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離不開他的時代，離不開其歷史文化土壤。事實上，正是禮樂文化的春秋時代塑造了孔子的詩性品格以至整個中國文化的詩性品格。當然，孔子是很不滿意他生活的時代的——動蕩變革，禮樂疲敝。但事事皆有兩面，其實春秋社會一方面表現為禮樂的被僭越、被曲解、被破壞；同時這也是一個禮樂被強調、被堅持、被建設的特殊時代。體現禮樂文化的許多經典著作，正是這一時期被創造和闡釋的。禮樂文化是春秋社會生活的核心。在這里，與“禮”並稱的“樂”是指“詩樂”。詩是禮的載體，“禮”的秩序與規范同“詩樂”的藝術境界是和諧地統一在一起的。所以在禮樂文化的時代背景下就產生了一種“觀詩風尚”。孔子說，“詩可以觀”，這個“觀”，不僅是說詩具有“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抽象政治意義，更是說春秋時代的《詩》具有付諸視覺形式的具象的藝術意味。如果“觀詩”只有政治意義，就好像說現在國家主席要了解我們吉林省的情況，我們就把二人轉拿給他看，而用不著聽有關部門的工作匯報了。當然不是這樣了，其實，現在的二人轉和春秋時代的“詩”都主要是用來觀賞的，是形象的藝術的，政治意義只能是一種引申意義。我們都知道《左傳》中記載的吳季札到魯國觀樂的事。他因此而評論了各地的風俗、政治、禮儀制度等。但是，這些抽象的評論卻是在感性的藝術的觀賞詩樂的活動中進行的。這不正說明春秋時代，整個社會生活處處充滿了詩性的藝術的精神嗎？

不論在重大的外交活動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春秋士大夫之間流行著普遍的賦詩言志的風尚，形成了長達一百三十多年的“春秋一場大風雅也”。那種含蓄蘊籍的詩性智慧，直到今天我們讀來，依然感到唇齒留香。《左傳》記載了鄭穆公請魯文公代其向晉國講和的事情。在宴會上，鄭穆公賦《鴻雁》，取詩意之鰥寡自比，請求魯文公憐惜幫助。魯國季文子賦《四月》，以詩意向鄭國暗示，文公出外日久，思歸心切，難當此大任。鄭國子家又賦《載馳》，借詩哀求，請為奔走。季文子再賦一首《采薇》表示應允。整個交際過程，沒有直接的語言請求，沒有直接的語言拒絕，卻毫無窒礙地實現了外交的交流，意義表達得流暢而通達，一個國家的意志就這樣孕育在藝術的賦詩活動中了。

再舉一個日常生活的例子。《禮記•鄉飲酒》記載了鄉人飲酒的各種禮儀規范。其中便有樂工奏樂：升歌三終，笙人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涉及詩篇19首。我們知道上古音樂很緩慢，19首詩，恐怕得演奏一個多小時了。這麽長的時間，決不是單純的為了強化某種禮儀規范，其中更多的應該是對詩樂的藝術欣賞。或者說，對人們禮義的要求正是在藝術欣賞中潛移默化地完成的。

我們對《禮記》等經學的研究一直不夠。其實經學是古典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除了要研究那里面的哲學、政治、社會等內容，更應該從文學的詩的角度來研究。因為它是產生在那個充滿詩性智慧的禮樂文化的時代。而隨著不斷的考古發現，大量的文獻出土，我相信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大突破點，就會是先秦兩漢部分，尤其是經學。舉個例子，《詩經•七月》“馌彼南畝，田畯至喜”。過去我們解釋為，把飯菜送到田里，田官老爺看了很歡喜。其實不是這樣。姚小鷗先生考證過“馌”是一種以酒食祭祀的禮節，“田畯”是田神，因為人們伺享他，他才很快樂，這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大家看，經學里還是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問題的。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了孔子身上的詩性智慧和品格。它是由春秋時代禮樂文化的大背景塑造的。而在這個大背景下，另一支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淵源——“道家”同樣參與了中國文化詩性品格的塑造過程。

（愛思想 2016-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