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的失蹤或死亡是旅行故事的高潮，多少年來對郁達夫的回憶文字都表達了對郁達夫生死之謎的關注。郁達夫的失蹤發生在戰爭結束以後兩週，正是他的繼任夫人第二次生產的前一天晚上失蹤的，失蹤當晚郁達夫家中還有幾個客人，一位青年來找郁達夫，該青年「像一個台灣人，也像一個印尼人」，隨後郁達夫和那人一起出門，從此再也沒有回來。32日後各方面的猜測與研究，則幾種可能性都分別出現，有認為是印尼人殺害的，有認為是被當地華僑殺害的，也有認為是被日本憲兵殺害，但是都沒有確實的證據，這個謎直到 1995 年才為長期從事郁達夫研究的日本學者鈴木正夫解開。33 

陳馬六甲是在 1922 年因為印尼革命失敗，被荷蘭當局逮捕並監禁，坐了荷蘭的監牢，最後荷蘭當局將他流放到荷蘭。對於一生矢志革命的陳馬六甲而言，離開了自己的國土則失去了革命的根據地，於是他從歐洲經過俄國，參加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會議，會中他成為亞洲共產黨人的代表，然後回到亞洲，積極地保持和其幹部聯絡，一方面為印尼革命奔走，另一方面也為亞洲各地共產黨的發展而努力。34於 1924 年前往廣州發展，後來決定離開廣州而在 1925 年到菲律賓，開始以菲律賓為據點，這段時間他化身為菲律賓人 Ossario，一方面為當地英文報刊寫文章，另一方面展開他的革命事業，卻在菲律賓為人密報，1927 年為當時統治菲律賓的美國政府逮捕，進入美國的監獄，最後美國當局決定將他驅逐，卻在驅逐的過程中，被同情他的船長掩護，讓他在廈門的鼓浪嶼逃走。於是他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忽然置身一個閩南語的世界，35從此進入了避居華南的旅程。

他首先跟著一位同船的乘客 Ki-Koq(福建話為「發瘋」之意)到他在福建的鄉下村莊 Sionching 住上五年時間，36 這是一個衹有幾百人居住的陳氏單姓村，在此陳馬六甲和一般村民交往。Ki-Koq 是來自北呂宋(Luzon)碧甘(Bigan)的菲律賓人，父母親因參加菲律賓革命而雙亡，他為當地華人所收養，後來被送到福建鄉間長大。 

Ki-Koq 崇拜革命英雄，經常在喝酒(chiak-chiu)之後，在鄉間田裡發飆並開槍射擊，被村民視為異類。當陳馬六甲到了舉目無親的福建，Ki-Koq 建議他避居鄉間，而邀請他到自己的鄉村去，陳馬六甲欣然同意，他在其自傳表示，研究中國社會情況不能不瞭解中國農村，他早想到中國村莊以瞭解中國的社會條件。37 然後就在這個小鎮住下來，在當地渡過了將近五年的時間。 

1932 年他去了上海，主要似乎是為了在上海利用關係取得護照，在他的自傳中， 由於當時上海的複雜情勢，讓陳馬六甲寫下他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觀察，如中國與列強的關係，中國的社會結構，以及上海的複雜情勢，如租界，秘密會社，杜月笙，國民黨人，宋氏家族，日本浪人，工潮等。最後他終於取得了護照，得到了個中文名字 Ong Soong Lee，然後以華人身份出現。取得護照後隨即前往香港， 未料立刻為香港警察所逮捕，於是進了大不列顛帝國的監獄。原本他計劃再到菲律賓重建革命基地，或是到歐洲取得國際奧援，然而再一次事與願違，陳馬六甲在無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再次被港英政府送回上海。 

從香港到上海的途中，當船停留在廈門時，陳馬六甲再一次逃脫。這一次距離他上次從廈門逃脫是五年時間，和上一次不同的是，這次他熟門熟路，先到廈門市找他的舊友嘉義(Kait)，很快地又避到福建的鄉間，嘉義(Ka-it)的鄉下村落 Iwe。顯然地，這一次再到福建的鄉間，生活適應已經不成問題，語言也不成問題，他自由自在地和不同身分的村民打交道，並且在其自傳中，用大量的福建話的詞彙記述當地的情況，如由於土匪(to-hui)當道，收成不好，糧食不足，他和當地人一樣，衹是「吃蕃薯配豆豉醬」(chiak han-chu pe tau-si)，又如他去看中醫時，「身體發熱」(singku shin diot)，而「醫生」(sensei) 則以為其身體虛寒，必須「吃補」(chiak poo)等等。他都以印尼人讀者為對象，仔細介紹華南生活的情景，並且和印尼的觀念或生活情況互相對照。 

他也用福建話的詞彙記錄了他對當地日常生活的觀察，如參與村中喜宴葬禮等情況，談到「媒人」(milang)的角色與當地重男輕女的觀念，而有「查甫仔我們家的， 查某仔別人家的」(ta-po kian lan e, cha-bo kian palange)的說法等。也記錄了當地人的風水(hong shui)觀念與祖先崇拜，社會變遷對年輕一代婚姻與戀愛觀念的影響， 他也特別注意到女性在家族中的角色，年輕的女性和年長的女性在家族中的不同地位。和他密切交往的，都是一些小人物，由於所住的地方是僑鄉，也有些是住過不同地方的歸僑。 

30    巴爺公務所在地的主要族群是米南加保人，而陳馬六甲正是出身米南加保。算起來陳馬六甲 和郁達夫是互訪對方故居。關於米南加保人的族群特性及文化，見 Edwin M. Loeb, Sumatra: Its History and Peopl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1935]. pp.97-127 。

31    蘇門答臘這個舞台和新加坡大不相同，和新加坡在日本占領時期的血腥恐懼相比，日治時期   的蘇島是一片昇平，這主要是日軍來到蘇門答臘時，戰爭已經結束了，主要工作是統治而非戰鬥， 因此華人社會的反應就和新加坡大異其趣。蘇島的華人和日本人並沒有深仇大恨，對華人而言，衹  是換了當權者而已，當地華人社會並不以和日本人合作為恥，這種情況在描述當時蘇島情況的文字  記載中可以看出。因此像郁達夫為敵人工作，也不致於不見容於華人社會，這是和當地社會互動的 結果。

32    對於郁達夫失蹤事件的報導，以胡愈之的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最為詳細，也最早出版， 因此後來的文字記錄多半以胡愈之的記述為藍本。見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香港咫   園出版社，1946。

33    鈴木正夫(Suzuki Masao) スマトラの郁達夫：太平洋戦争と中国作家>>。東京：東方書店，1995。

34    關於陳馬六甲早年參與革命的經驗，最詳細的研究請見 Harry Poeze, Tan Malaka: Strijder voor

Indonesie’ s Vrijheid, Levensloop van 1896 tot 1945 .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76, pp. 213-312.

35    他在自傳中表示，當他剛到鼓浪嶼，對閩南語是一個字也聽不懂，無法和當地居民溝通，衹 在船上有認得兩位的菲律賓華僑，可以用英語溝通。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 1948, Vol. I. pp. 173.

36    陳馬六甲在其自傳中，用了大量的福建話的詞彙，以拼音的方式表達，然而陳馬六甲的拼音  方式受到馬來語及各種歐洲語言的影響，用法和一般人不相同，且在各處的用法也不很一致，因此 在這裡採取以下的做法，如果能因其意義而推估中文意義者，儘量予以註明，並依其上下文強調重 點決定以拼音優先或是中文譯音優先，註明部分則放在括號之中，但如果是地名，在未找到確定的 中文地名以前，衹用拼音，以免造成後人混淆。這一部分的記錄主要是出現在其自傳的第一冊後半 部及第二冊，即 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1948, Vol. I. & II.

37    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1948, Vol. I. pp. 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