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看到了《西遊記》等“譎詭幻怪”類幻想題材小說的巨大影響，淩濛初並不排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為奇”，這已經較張譽的見解表現出更大的寬容性。同時，他又特別指出，在“耳目之內，日用起居”之中，同樣存在著“奇”，這就有意識地把小說創作引向普通人的“日常起居”的生活之中，要求作家在現實生活中發現可以“新聽睹，佐詼諧”的創作素材。

但真正將淩氏的理論發揚光大，並客觀地看待“真”與“幻”、“奇”與“正”這兩類文學作品的還是睡鄉居士。他在《二刻拍案驚奇序》中曾這樣論及《西遊記》：

至演義一家，幻易而真難，固不可相衡而論也。即如《西遊》一記，怪誕不經，讀者皆知其謬。然據其所載，師徒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動止，試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摩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則正以幻中有真，乃為傳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滸》之譏。豈非真不真之關，固奇不奇之大較也哉！

在作者看來，《西遊記》之所以得到世人的喜愛，就是因為“幻中有真”，能夠達到“傳神”的高境界。這里的“真”，當然包括作品曲折地反映現實生活，而更主要的是指遵照生活的邏輯，通過生動的生活細節描寫和細膩的人物心理刻畫，使人物更接近現實生活，因而也更具有個性化。試拿《封神演義》和《西遊記》相比較，二者在想像的奇特方面，可以說不相上下，讓人眼花繚亂的神話人物、法術法寶觸目皆是，但《封神演義》不如《西遊記》處，正在於人物形象塑造上缺乏個性化和生活化的因子，因而便不能不落入二流作品。正因此，他認為小說的批評標準應該是“以文勝，非以事勝”，認為《二刻拍案驚奇》的創作，“大都真切可據，而間及神天鬼怪。故為史遷紀事，摹寫逼真，而龍之踞腹，蛇之當道，鬼神之理，遠而非無，不妨點綴域外之觀，以破俗儒之見耳”。這里的“點綴域外之觀，以破俗儒之見”，就是指的利用《西遊記》這樣的富於幻想性的題材，打破常規的思維定勢，以解放人們的思想。這種見解就我們今天看來，也是具有特別的進步意義的。

在充分肯定幻想類題材的同時，睡鄉居士更強調現實類題材的重要性。他說：

今小說之行世者，無慮百種，然而失真之病，起於好奇。知奇之為奇，而不如無奇之所以為奇。舍目前可紀之事，而馳騖於不論不議之鄉，如畫家不圖犬馬，而圖鬼魅者，曰：“吾以駭聽止耳。”

很明顯，這里所說的“奇”與“無奇”，也就是小說創作中的幻想題材和現實題材的問題。作者反對獵奇搜異，而要求文學作品要反映真實的現實生活，即記“目前可紀之事”。所以，這里所說的“真”，與前人所謂“一據實錄”的“真”、“真性情”的真，已經不是同一概念，而是強調小說創作要關注現實題材。這里，睡鄉居士既沒有全盤否定奇幻類題材，同時也在理論上肯定了文學向人本位的復歸，達到了明清小說理論發展的新高度。

從以上論述不難看出，“真與幻”這一對小說觀念中，題材問題是論者關心的中心問題，至於幻的創作方法與幻的藝術特色則居於從屬的地位。換句話說，“真與幻”的論辯所主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小說創作的題材問題。

四

“虛與實”主要解決的是小說這種文學體裁的性質問題，“幻與真”主要解決的是小說創作的題材問題，“奇與正”則主要解決的是小說創作的方法或風格問題。

在明代之前，一般意義上的“奇”大要有三：一是和“虛與實”中的“虛”相對應，如王充《論衡•藝增》篇所言“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見聞者不快於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即是也，屬小說虛構意義上的“奇”，即以虛構的手法，表現“奇”的風格。二是和“真與幻”中的“幻”相對應，如蕭綺所謂“殊怪必舉，紀事存樸，愛廣向奇”（《拾遺記序》），洪邁所謂“愛奇之過，一至於斯”（《夷堅志丁序》）即是也，指神妖鬼怪類的題材之“奇”，即用“幻”的題材，表現出“奇”的風格。三是雖然取材於現實生活，但人物特異獨出，事件離奇曲折，如唐宋傳奇之“傳奇”即是也，即以“奇”的筆法，表現出奇的風格。所以，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奇”這一種審美命題既與“虛”和“幻”有一定的聯系，也與一定的筆法和風格有聯系。

明代關於“奇與正”的探討，基本上是對前代的繼承和發展。張譽所謂的“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主要是以真的題材，表現出正的風格；以幻的題材，表現出奇的風格。《西遊記》、《西洋記》以及傳奇戲《牡丹亭》主要是神魔鬼幻一類題材，在風格上就表現為“奇”。《三國演義》等歷史演義小說主要是歷史題材，在風格上就表現為“正”。《水滸傳》和《金瓶梅》、《平妖傳》等“備人鬼之態，兼真幻之長”，則表現出“亦奇亦正”的風格。作者對通俗小說的不同風格進行類的劃分，對指導小說創作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與張譽不同，淩濛初在《拍案驚奇序》中所謂的“奇”，則更多地表現為筆法之“奇”。在他看來，“耳目之外，牛鬼蛇神”固然為奇，但“耳目前之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現實生活中有許多“可新聽睹，佐詼諧”的奇人異事，這些事與人更貼近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更容易感動人，教育人。關於這個問題，睡鄉居士說得更清楚，且更具有理論性。他認為：“失真之病，起於好奇。知奇之為奇，而不如無奇之所以為奇。”所謂以“無奇”為“奇”，就是要“舉物態人情，恣其點染”，達到“以文勝”而“非以事勝”的高境界。這里的“事勝”，就是指神魔鬼怪一類的虛幻題材；這里的“文勝”在睡鄉居士看來，就是要在創作方法上講究“真”，即取材於現實生活，客觀地反映現實生活，但在小說風格上，又要表現出奇的特色。《西遊記》寫的雖然是幻想類題材，但由於其中主要人物的性情舉止，都是從現實中來的，具有細節描寫的真實性，亦即“幻中有真，乃為傳神阿堵”。但是，也正因為其題材的虛幻性，使其在一般人心目中不如《水滸傳》更顯得真切。把“奇”定位於“文勝”，定位於取材於現實生活，客觀地反映現實生活，並在其中表現出奇的特色，是睡鄉居士對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重要貢獻。

從以上論述不難看出，明代小說批評有一個從“實”到“虛”、從“虛”到“幻”、從“幻”到“真”的理論發展過程。它基本解決了困擾自古以來無數研究家們的小說創作“虛與實”的關系問題，打破了傳統的“實錄”觀念，從性質上肯定了小說這種特殊體裁的虛構特征，基本澄清了對以神魔鬼怪為題材的奇幻文學的傳統偏見，肯定了奇幻類小說存在的合理性。同時，從“真與幻”的辯證關系上，強調奇幻類題材的作品要“幻中有真”，更進一步又強調文學要描寫平常人的日常生活題材，要關注世情，關注人生，完成了文學向人本位復歸的理論探索。在“奇與正”的探討中，明代小說批評強調“文勝”，強調小說創作取材於現實生活，客觀地反映現實生活，亦具有時代的重要意義。而在這些理論探索過程的每個環節中，《西遊記》都起到了范本作用，有關《西遊記》的研究文字，都理所當然地成為明代文學批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愛思想武漢2016-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