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在《水滸傳》的有關評論文字中，關於“真”的問題更是討論熱烈。李贄曾盛贊《水滸傳》刻畫人物“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性情活現”“化工”“像”等（袁無涯刻本《水滸傳》批語），就是說《水滸傳》的人物來自於現實生活，是對現實生活中的形象反映。葉晝認為：“世上先有《水滸傳》一部，然後施耐庵、羅貫中借筆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過劈空捏造以實其事耳。”（容與堂本《水滸傳》卷首《〈水滸傳〉一百回文字優劣》）“《水滸傳》事節都是假的，說來卻是逼真，所以為妙。”（容本第一回回末總評）這里的“假”、“劈空捏造”，亦即文學的虛構手法；這里的“真”、“以實其事”，便是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從歷史事實的“真”，到作家創作態度之“真”，再到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理論家們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

但是，人們探索的腳步並沒有到此停止。到了明代後期，市民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逐漸增強，他們必然要求文學作品反映自己的生活，塑造他們群體內的人物形象，表現他們的喜怒哀樂。再加上王學左派興盛，“百姓日用即道”的觀念深入人心，必然影響到人們文學審美觀念的變革。因此，這個時期所謂的文學觀念上的“真”，不僅要求作家的創作要源於生活、反映生活，更要求作家在創作選材方面要選擇那些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相關的題材，即作品的素材要來自於平常人的日常生活。這個變化過程，又與人們對《西遊記》的認識有一定的關系。這里我們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張譽的《北宋三遂平妖傳序》。

這篇序言是張譽為馮夢龍改寫的《平妖傳》所寫的。作者認為：

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然語有之：“畫鬼易，畫人難。”《西遊》幻極矣，所以不逮《水滸》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資齒牙，不可動肝肺。《三國志》人矣，描寫亦工，所不足者幻矣。然勢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間乎？嘗譬諸傳奇，《水滸》，《西廂》也；《三國志》，《琵琶記》也；《西遊》則近日《牡丹亭》之類也。

從張氏的總體觀點來看，是在奇和正、真與幻的文學觀念支配下，把中國古代通俗小說分為三大類：《三國演義》屬於“真”與“正”，如“七國、兩漢、兩唐、宋”等小說，都是“效《三國志》而卑者也”。這類作品因為都是以歷史題材為創作素材，故“勢不能幻”，只能按歷史的本來面目創作。《西遊記》屬於“奇”與“幻”，其他如《西洋記》等，都是“效《西遊》而愚者也”。這類作品都是作家憑空虛構出來的具有幻想特征的作品，屬於“畫鬼”一類。在作者看來，這兩類作品或是“幻極”，或是不夠“幻”，處於“季孟”之間，都不能算是最好的作品。最好的作品是第三類，即處於“奇”和“正”、“真”與“幻”之間的作品。這類作品“備人鬼之態，兼真幻之長”，只有《水滸傳》能夠當之，而《金瓶梅》、《玉嬌麗》則為“效《水滸》而窮者也”。張氏看到了歷史演義小說、英雄傳奇小說和神魔小說不同的創作特點，應該說是有一定見地的。他要求小說創作要“備人鬼之態，兼真幻之長”，既不能拘泥於客觀事實，也要有奇特的想像和幻想，對小說創作是具有一定指導意義的。問題在於，張氏在認識問題的時候過於絕對化，雖然對小說進行了客觀分類，但並未能就不同類別的小說給予恰切評價。實際上“畫鬼”還是“畫人”，亦即寫幻還是寫真，是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一定要在其中分出一個高低上下，不但是徒勞的，也是有害的。同時，他既提出了“畫鬼易”“畫人難”，卻又將完全反映人情世態的《金瓶梅》稱之為“效《水滸》而窮者”，說明他並沒有深刻認識到當時小說由描寫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神佛魔怪向描寫平常人的日常生活轉變這一事實，同時也就沒有認識到《金瓶梅》所具備的文學向“人”本位復歸的重要意義。
相對說來，淩濛初就較張譽有所進步。在《拍案驚奇序》中淩濛初這樣說：

語有之：少所見，多所怪。今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為奇，而不知耳目之內，日用起居，其為譎詭幻怪，非可以常理測者固多也。昔華人到異域，異域咤以牛糞金。隨詰華人之異者，則曰有蟲蠕蠕，而吐為彩繒綿綺，則可以衣被天下。彼舌撟而不信。乃華人未之或奇了。則所謂必向耳目之外索譎詭幻怪以為奇，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