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格爾這里，“時間性”不是此在的“本質屬性”，或者說不是此在的“共相”，而是此在通達其本真的個體性和私人性的源始境域，“時間性”意味著此在的“有限性”，意味著此在通過對這種“有限性”的領悟中擺脫形而上學的共相的專制而使“個人”真正成為“個人”，海德格爾曾這樣說：“本真的時間就是從當前、曾在和將來而來的、統一著其三重澄明著到達在場的切近。它已經如此這般地通達了人本身，以至於只有當人站在三維的達到之內，並且忍受那個規定著此種到達的拒絕著-扣留著的切近，人才能是人”[30]。海德格爾通過對人的有限性的揭示，消解和割斷了形而上學的普遍實體和抽象共相對生命個體的支配關係，並昭示了一個人們經常企圖閃避不予面對和承認的一個事實：個體生命是不可能真正達到“萬壽無疆”的，企圖逃避時間，遁入永恒，通過與某種超驗的實體和絕對本質合二為一，來達到“無限性”，不過一種自欺和逃避，勇敢地直面人的“有限性”，自律地度過那必有一死的有限生命，恰恰正是個體生命忠實於自身、真誠無偽地生活的內在要求。

海德格爾為個體生命擺脫形而上學的重壓所做出的貢獻是奠基性的，他在克爾凱郭爾、尼采等人的基礎上，為通向個體生命不能為形而上學的“共相”所還原的“實存性”，開辟了一條十分重要的思想道路，並使得尋求“個體生命的真實性”成為了一項具有獨立意義的思想事業。利奧塔、德里達、福柯、羅蒂等這些後人們，從各個層面不斷深化他所開創的這一事業，使得“捍衛個體生命的實存性”，成為整個當代哲學中最為重大的課題之一。

德里達以“解構主義”著稱，而所謂“解構”，就是要促使人們“開始思想下述問題：即中心並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場在者的方式去被思考，中心並無自然的場所，中心並非一個固定的地點而是一種功能、一種非場所，而且在這個非場所中符號替換無止境地相互遊戲著”[31]，德里達把海德格爾視為自己的思想先驅，都同時又把海德格爾當成最需超越的對象。他認為海德格爾對“存在”的執著，表明他對形而上學的解構仍然是不徹底的，依然保留著“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殘餘。因此，“解構”就是要通過語言的自由的差異遊戲，使被傳統形而上學所壓制的個性得以釋放出來；利奧塔以“公正遊戲”和“悖謬推理”為策略，試圖消解一切抹殺個性和差異性的“元敘事”或“元話語”，他說：“後現代知識並非為權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夠使我們形形色色的事物獲致更細微的感知能力，獲致更堅韌的承受力寬容異標準，後現代知識的法則，不是專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屬於創造者的悖謬推理或矛盾論”[32]，因而一切超越於個人之上的大寫的“最終語匯”，如理性、邏各斯、絕對真理、客觀規律、至善道德和完美價值等等都是僭妄；福柯以宣告“人之死”而驚世駭俗，他深刻地分析了理性的權力層面，揭露了理性背後所暗藏著的權力意志以及對個體生命的壓制，指出了“現代社會”扼殺自我創造和個人規劃的空間的種種方式，它所描述的瘋狂、診所、監獄、性等，從“另類”的角度向人們揭示了“啟蒙”與“野蠻”的同一性及其對個人自由的束縛和窒息，因此，當福柯宣告“人之死”時，他所意指的是以“理性”為“本性”的“大寫的人”的死亡，並通過“大寫的人”的死亡為“小寫”的生命個體爭得自由的空間，就此而言，“人之死”的主張並不是如一般流俗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虛無主義”，它所終結的是“人的本質”，而終結“人的本質”恰恰是為了爭取個體生命的自由；羅蒂更是自覺地把自己定位於“反諷主義者”，他明確主張“自我的偶然性”，認為個人乃是“時間和機緣的產物”，強調只有承認個人的不能被“普遍共相”和“必然本性”所同化的個人自我的偶然性，“才能在我們身上發現有價值的東西，才能創造值得我們尊敬的現在的自我”[33]，他希望通過拋棄一切個體生命之上的“神性權威”，使個人去自由地編織自己的信念之網，創造自己與眾不同的人生。

三、“詩”的而非“科學”的：個體生活目的的自我理解

個體生命不是為了與某個在它之上的某個“更偉大的東西”而生活，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的目的，自由地創造“自我”的個性和人格，追求每一個人屬於自己的價值，這就是個體生命不可能不能還原為“共同生活”的生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