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琳·從生態譯詩論翻譯建構性(6)

山水與荒野是欣頓詩歌翻譯與詩歌研究的主題。 一方面,其譯詩選目具有山水詩的專題性。 他不僅出版了山水詩的開創詩人陶潛和謝靈運譯詩專集,而且還分別為唐宋近禪或道的山水詩人翻譯出版了譯詩專集,包括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韋應物、孟郊、白居易、王安石等。 此外,他還結集出版了山水詩專集《山棲:古中國山水詩》 (Mountain Home The Wilds、杜牧、梅堯臣、蘇軾、陸遊、範成大、楊萬里等。 另一方面,欣頓對美國荒野詩歌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研究[參見其編著《詩之野:奇遇於心靈與山水之中》 ( The Wilds of Poetry Adventures in Mind and Landscape, 2017),書中肯定了中國山水詩對美國荒野詩歌的詩學影響。

欣頓的譯詩在語言形式上承繼了第二代譯者的曉白平易語言風格。溫伯格認為,他「用當代英語而不是洋涇浜英語努力再現了古漢語的凝練。其譯文如古詩詞一樣,其義自現但又能引出不同的闡釋與解讀。 [……]譯詩揭開了中國古詩詞翻譯的新篇章」 (Wein Berger 2003: xxV);另一方面,在內容上他強調對山水詩的文化內涵的再現,並宣稱其翻譯為「文化翻譯」。 他說:雖然我緊扣原詩的每一字和細節,但我是在重新作詩( remake),也許最好稱之為文化翻譯。 我覺得,我翻譯的不僅僅是詩行,而是中國文化。 我想把它對人類在宇宙萬物中的地位的理解帶給西方。 但是鑒於漢語的語言特點的語言專屬性,我不得不把語言形式遺留在中國。我試圖折衷處理。 一方面,我力圖使譯詩具古典韻味,措辭有那麼一

點點高雅,另一方面,我也盡量刪繁就簡。 我不斷地對譯文進行琢磨、琢磨、再琢磨。 (Tonino, 2015)顯然,他注重的是傳達詩中所蘊含的中國詩歌的藝術文化精神。 但由於英漢語言的差異,要表達思想,就不得拘泥於原詩的語言形式,需要根據英語語言的特點,在譯詩的語言形式上做變通,這也許是他所說的「重新作詩」。 他想傳達的中國文化具體指什麼呢? 如他所言,「把它對人類在宇宙萬物中的地位的理解帶給西方」。 具體指詩中所體現的中國道家與佛禪

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思考。 山水詩表達的物我一如的禪宗思想與當代的深層生態學的人與環境共生共榮的思想有共通性,都體現了生態整體主義觀,對當下的生態文化精神的深入具有推進作用。 他想借助譯詩,把山水詩的這種直覺生態智慧與藝術文化精神帶給當代的西方讀者,這構成其譯詩努力再現的文化內涵。 從欣頓對其「文化翻譯」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翻譯的目的在於將山水詩的宇宙論呈現給西方讀者。 因此,他的這一文化翻譯的內涵,是從西方的生態哲學需要對山水詩的生態文化藝術精神的再現與追求。 我們認為,他所聲稱的對山水詩的「文化翻譯」實質上是對古詩詞的生態智慧和生態精神的鑒賞,並從當代生態批評和美國荒野哲學的角度,用「荒野」闡發「山水」,將山水文化精神與內涵闡釋為「荒野宇宙觀」

 他認為,山水詩借助對未經人工雕琢、原生態的自然山水的文學藝術審美,力圖表現人與自然山水和諧一體的生態關係以及性空無為的道禪境界,因而具有樸素的、自覺的生態審美與生態哲學意識。 山水詩是經過道家、禪宗思想的洗禮而產生的,詩人走向山水、投身自然,不僅因為山水形象之美可以賞心悅目,還因為山水形象所呈現的具有生命的精神氣韻,可以令人領悟到宇宙生命本體的真義,乃至與道/ 禪精神冥合。他認為,中國山水詩的荒野宇宙觀是最早的生態整體主義,因而具有當代性。 欣頓把山水詩的當代性定位於深層生態學的自覺意識。 正如他所說:


道家、禪和山水詩是最早的深層生態學。 我們認為,塞拉俱樂部的環境論只是「管家」 論。 因為它聲稱,要管理好這個與人類相對立的世界。 當然,管理有時能帶來非常重要的結果。 但它仍然糾結於精神與物質的二元對立。 而深層生態學把人的生存看作是世界的一部分,把意識融入了世界,而這正是道家和佛禪的理念。 ( Tonino &Hint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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