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許子東說他的小說史越寫越沒有信心,我覺得最佳例證,是我們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從八十年代中期起,我和嚴家炎、錢理群、吳福輝、洪子誠、黃子平等先生,合作撰寫《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一九八九年出版,現在已經是二OO 六年了,第二卷還沒完成。(笑聲) 我也不知道,這套書什麽時候能寫完。之所以遲遲沒能完工,很大原因是我們每個人都很獨立,主體性很強,很難做成像許子東所嘲笑的那樣,有一個人牽頭,其他人跟著走。

並非彼此之間關系不好,而是每個人都有很強的主體性,這樣,合在一起工作,寫同一本書,很難很難。今天,我只能講一點自己的體會。不知諸位注意到沒有,作為新紅學的創始人胡適曾經說,他讀了很多遍《水滸傳》,但沒讀完,讀到中間就岔開去了,因為,又發現了考證的好題目。晚年胡適甚至說,他研究了一輩子《紅樓夢》,發現《紅樓夢》在技巧上還不如《海上花列傳》和《老殘遊記》。為什麽? 人家嘲笑胡適沒有藝術感覺,在我看來,不完全是這樣。五十年代,胡適在演講中稱自己是作文學史的,不是研究文學的。在他看來,文學評論和文學史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學術研究。文學史強調演進、注重實證,而文學批評或文學研究注重個體與片斷,強調品味與感覺。那麽,有沒有可能把注重感覺的審美批評,和注重實證的歷史敘述結合在一起? 這起碼是我作小說史研究,從一開始就定下來的“宏願”。在具體操作中,有些設想實現了,有的則沒能做到。

諸位如果念現代文學專業的,大概都會知道我的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自那書出版以後,不斷有人問我,你為什麽不接著往下做? 很多人認為,我談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做得還不錯,那為什麽不接著討論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中國小說,或者唐代小說、明代小說的敘事模式? 為什麽剛放了一槍,就跑了呢? 確實,做完博士論文以後,我就沒有再專門作敘事模式研究。有幾個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我發現敘事學不足以完成我所設定的“小說研究”任務。敘事學理論基本上是自我封閉在一個很完整的很好看的體系里面,掩蓋了現實生活中很多生龍活虎的東西。小說的寫作,不僅僅是如何敘事。我分析小說的敘事時間、敘事角度、敘事結構,也能說得頭頭是道,可我沒辦法解決一個問題,有些從敘事學理論看非常完整的小說,但我知道它不是好小說;反過來,有些好小說,我又沒辦法用敘事學來解說它。我理解,傳統小說向現代小說轉變過程中,形式的因素很重要,敘事學理論可以幫助我描述並闡釋這一轉變過程。但如果讓我純粹作敘事學的研究,又要研究《紅樓夢》,又要剖析《金瓶梅》,還得談論魯迅以至莫言、賈平凹,我相信我的小說史研究會作得特別乏味。所以,你們發現,我的第二本

書《千古文人俠客夢》,那是一個類型研究。那書想嘗試一種研究方法,就是在類型研究中,如何兼及形式層面和文化層面,或者說內容層面。換句話說,我假定每一種形式背後,必定有它相適應的思想內容,所以,我會把武俠小說類型的寫作,分解成若幹種功能,強調功能和形式之間的對應,注重文化層面的解讀。做完類型研究之後,第三步,我做得比較多的是文體。小說的文體和散文的文體,到底有那些根本性的差異,它們之間又是如何對話的,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還沒想清楚。將敘事學、文體學、類型學三者結合在一起,來解讀我所理解的“小說”,這是我多年努力的方向,也寫了幾本書,但還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想法,我一直在努力打通古今。我的導師王瑤先生早年作的是中古文學研究,五十年代以後才轉為專攻現代文學。我跟他念書的時候,很多時間是在談中古,比如阮籍啊、嵇康啊、陶淵明啊。王先生晚年喜歡談這些題目。也許,在師兄弟里面,我是比較靠近古代的,我選博士論文題目,兼及五四與晚清,也是這個緣故。將晚清作為一座橋梁,把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連接起來,這樣一來,談“中國小說”,可以從古一直談到今,而不必弄成截然分別的兩段。古代小說和現代小說之間,有很多對照、呼應、轉化以及成功的接續,不見得非把它打成兩段不可。作為具體的研究課題,你可以專注唐傳奇,也可以只作明話本,更可以就說五四,這都沒問題,但必須意識到,小說這個文類,雖有各種變異,但也有其連續性。研究中國小說,只管古代不管現代,或反過來,只管現代不管古代,在我看來,都是一個遺憾。

第三個想法是,作小說研究,最好兼及散文、戲劇等。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讀過我那本《中國散文小說史》。這書本來是“中華文化通誌”的子課題,我當時承接這個項目時,提了兩個要求,第一,允許我從古代寫到現代,別人只寫到辛亥革命前,就我接著往下寫;第二,允許我把小說、散文這兩個文類放在一起講。無論談散文還是講小說,都必須關注筆記;在我看來,這是理解中國小說以及中國散文的關鍵。諸位知道,筆記可以是小說,也可以是散文,這是個很特殊的文類;寫西方文學史不必考慮這個問題,但在中國文學史上,這種介於小說和散文之間的特殊文類,值得我們仔細推敲。諸位知道,中國小說的敘述技巧,不是從“史詩”那里傳下來的,而主要得益於歷史寫作。司馬遷的《史記》既影響了散文,也影響了小說。將散文、小說兩個文類放在一起討論,自有其好處。另外,之所以主張把小說、戲劇乃至說唱等放在一起研究,主要是突出不同文類之間共通的“敘事性”。換句話說,也許我們必須打破那種把“小說”當做孤立的文類來研究的慣例,意識到中國文學敘事的特殊性。這樣來理解“小說”,視野會更加開闊,作研究時也會更加有趣,才能夠實現像許子東所描述的那樣,左右逢源,上下其手。

我給許子東教授的說法,做一個小小的補正。我覺得他對王德威的描述,不是很準確。寫單篇文章,確實可以采用抽樣的辦法,一個世紀初的,一個世紀末的,一個美國的,一個馬來西亞的,若組合得好,文章會很漂亮。但這麽做,其實有點取巧。你看他寫《被壓抑的現代性》,就不是這樣。寫單篇文章和寫專著,是兩回事情。寫專著的話,在這個特定的論述范圍內,不管你多聰明,你都必須紮死寨、打硬仗。當然,我也承認,國外學者的研究,跟國內學者有差別,主要原因是學術語境以及面對的讀者迥異,因而各自發展出一套不同的論述策略。諸位既要虛心學習,也沒必要妄自菲薄。

最後,補充一個材料,是關於“小說”和“大說”的。記得是一九一四年《小說月報》的編輯惲鐵樵寫了一篇文章,說自從梁啟超提倡小說界革命以後,“小說”都變成“大說”了。確實,整個二十世紀,我們很少用輕松愉快的姿態,來寫小說、讀小說。此舉之利弊得失,有待深入的剖析,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打發的。(愛思想網站 2008-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