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政治中有一個說法，大家可能已經陌生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毛為自己辯解，我們之所以搞運動是為什麽？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是像封建時代的君主，一次性取得天下就完了，我們是革命者，要不斷前進，說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應該再來一次。幸虧毛主席去世後也沒再來，但不等於這種危險性不存在。我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裏講，七八年不是一個瞎說的數，由於七八年社會上的不平等，由於上下之間的矛盾是永存的，這種社會的不公正現象也是永存的，七八年如果沒有一個正當的出口，在廣大民眾心中必然會積累起來一種怨氣，一種反抗的能量。毛所說的，是企圖用有序的、有領導的小亂，來避免無序的大亂。因為不是老講周期律嗎。我在這本書中就講過，中國基本上50年一小亂，200年一大亂。中國之所以亂，是兩個原因導致的，一個是人口太多，沒有飯吃。另外一個是積累的矛盾太多，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怨氣太大，沒有正當的疏通渠道，最後他只能靠暴力來解決問題。通過暴力，就是大量消減人口，通過幾十年的戰亂，最多能消減90%以上的人口，比如說東漢到晉朝的建立，已經是92%的人口死掉了。然後人們又有一塊小土地了，重建小農又開始了。中國皇朝制度為什麽能持續那麽長時間，就是因為有這個亂，他不是社會革命，它帶來的是動亂，動亂之後再重建跟原來的社會是一樣的。他實際是舊王朝的一個修覆機制。而毛想通過有序的機制，比如七八年搞一次文革，他作為強勢可以做到，文化大革命那麽亂，也沒有造成分崩離析。因為他是強勢，還有幾十年造成的威勢。比如林彪集團的死黨被派去暗殺毛，那都是嚇得不得了。但是強人政治是有一個遞減規律的，你看鄧小平也是強勢，但就達不到毛的那種強勢，他還要聽一些意見。到了江又遞減了，到了胡以後還會遞減下去。沒有了強勢人物，通過有序的小亂就不可能了。所以還是要建立正當的制度化，人們能夠紓解憤怒，能過克服社會不公造成不平等的差距，這些就有待於民主制度的建立，這種公民社會的建立。所以毛所說的繼續革命的方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覺得毛那時候的運動是控制社會的一種手段，根本不是說他的理論的一種實踐，所以運動本身就是目的。比如我們的杯子裏有一個球，如果倒扣過來，它就會掉，但如果運動起來，它就相對穩定。為什麽那時候糧食不夠吃，餓死那麽多人，社會還比現在穩定？因為長期處在運動狀態，每個人都想下次運動會不會有我，就不會有再非分的想法。所以後來有個領導人物說，現在改革開放，人們拿起筷子能吃上肉了，但放下筷子就要罵娘。當然這種說法的出發點就不對，好像這肉是你給吃的。那肉也是老百姓自己生產出來的，不是誰派發下去的。但是他說出了一個事實，因為在人沒有飯吃的時候，他的第一需求就是飯，就是生存。老百姓處在生存的邊緣，每天想得就是生存的問題，不會有別的問題提出來。可是一旦生存問題解決了，能吃飽了，他有一百個問題在等著。自我價值的實現啊、意識形態的追求啊、我做人有自尊沒有啊等等。我們的政府好像是全能政府，好像一切都要找政府解決，一旦解決不了，他就要罵娘了。在東城區老幹部活動組我就講，這都是自然的，他越是滿足，他的要求就越多。毛就懂得老百姓手中不能有錢。他第一次訪問蘇聯回來就說，我都感到奇怪，斯大林跟我說衛國戰爭時期有一個農民能捐獻一個坦克，他捐獻坦克他還是農民嗎？所以毛治國的方法，詩經裏有一句話“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就像魚鷹，如果吃太飽就不幹活了。這實際是古代法家的一種統治術。我們搞運動其實都參雜著古代的這種糟粕。

我們搞運動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極端主義的問題。孔子倡導中庸之道，但也說中庸不可能，說中國人容易走極端。我講遊民問題，因為遊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文化教養又比較少，又脫離了儒家控制的那一套，所以遊民也是容易犯極端的一個社會群體。我覺得世界二十世紀無論左的右的，都有一個極端主義的問題。中國的政治運動也容易走向極端，為什麽呢？王繼超先生在《博覽群書》中有篇文章，累積激進法，就是說，上面如果左出一寸，下面就能左出一尺。好像中宣部，給總編輯下個條條框框，總編輯再給編輯，再給下面，因為他要獲得安全感。因為運動時候沒有一個框框，沒有一個尺度。我們社科院的老院長說過，無產階級專政說你是啥你就是啥。這就是不確定性，他不像法制，他沒有一個尺度。所以上面是一，下來就是二，再下來就是四，他是成倍的增長。就好像1958年水稻畝產量最多是十三萬斤，這是見了報的，結果小麥就敢說120萬斤，水稻和小麥還不一樣。

那麽這利用的是什麽？那時候報紙上說是階級覺悟，其實是你求生的本能。你不揭發別人，你就有可能倒黴；你要是不檢討自己，就可能到監獄去了；如果檢討自己，還可能在單位有一碗飯吃。人們在這種激烈的鬥爭中，把求生的欲望發揮的淋漓盡致，而把幾千年養成的那種知識分子的傳統、修養、文化積澱都掃除了。我們現在老埋怨道德滑坡呀，什麽原因造成的，僅僅因為商品經濟？我就不太讚同。世界上搞商品經濟的國家有的是，全都搞成這樣？當然跟轉型期有差距，但跟我們過去長期以來挑動人性之惡，這人性之惡不能挑動的。你要挑動起來再想收回去可就難了。寓言裏有個故事，魔術師把魔鬼從瓶子裏放出來，再想收回去可就難了。中國人講禮儀之邦、講道德修養，這是儒家長期培養的結果，破壞掉非常容易，但想建立就難了。中國漢民族本來宗教感就比較稀薄，我們很多規範都是靠道德修養，這是熟人社會的，可現在是從熟人社會向陌生社會轉型。應該說儒家的道德思想“五輪”沒有陌生社會，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都是熟人社會的，可我們現在更多碰到的是陌生社會的問題。

勒龐，一個法國的社會學家，寫了一本書叫《烏合之眾》，在十九世紀末說，二十世紀將是群眾運動的世紀，真是這樣。實際上社會的安全是靠群眾的理性維持的，不是靠群眾的激情維持的。群眾的激情往往是盲目的，當人們組織起來，這種理性往往降到最低點。他舉例說，一個小偷偷了東西，被大夥抓住了，我說跟他講講理，你怎麽能偷老太太的看病的錢呢，送派出所吧。這沒事。可是如果一個激情主義者說，你看多可惡，打死他！就會群起而攻之。而且群眾起來，抒發自己的，沒有道德承擔，沒有法律承擔。法國80年代有個影片曾經在國內演過，叫《恐怖的代價》。寫電視台做了個節目，為了招群眾，就選人來追殺一個人。如果被追殺的人沒有被打死，就能得到100萬，但是你不能還擊。找了5個人來，問其中一個，你為什麽參加這個節目？他說，我每天都別著一支槍，看誰不順眼，就想把他崩了，可是我不敢，我怕法律懲罰。你們這兒打死人白打，還給錢，我就來了。人性中的確有這一方面。所以法律就是控制這些東西的。

社會都是人組成的，社會中的善惡就是人性中的善惡的表現，社會中的問題，實際上都是人性善惡造成的。所以作為政府，作為一個有秩序有組織的群體的領導者，應該把人的惡性控制在極小的程度，讓它不會給社會組成太大的危害。可是你看文化大革命，把一點小孩的惡性都挑動起來了，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就是二龍路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打她的人都是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在花季的女孩子，現在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正在追星呢，誰敢無緣無故的打死人呢？就是十六七歲的男孩子，就是那些彪悍的大人也不敢。但是大家夥一鬧起來，沒有人承擔法律責任，什麽壞事都敢幹出來。人的惡性就能夠充分表演。所以對於群眾運動，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從政治的短淺利益出發，覺得這次對我有點利呀，多好啊，煽動扇動吧，下次沒準就是你。你看劉少奇被打的時候，他拿著一個《憲法》上來，說我是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沒有遵守《憲法》。可是他沒有想到，1957年反右派的時候，那些人不是也應該受到《憲法》的保護嗎。打別人的時候往往想不到，等打到自己想保護自己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晚了。我勸同志們在危害到別人的時候，應該關心一下。我覺得暴民政治在正常的社會發展中應該摒棄。不同意見應該坐下來談，應該有話好好說，不是要爭個你死我活。暴力在社會運動中其進步性是極為有限的，明末清初最激進的實際上不是那些造反的人們，而是太湖流域那些想發家的小農們。因為進步意味著社會財富的增加，人們生活的更好，更安定。而不是殺人越多暴力越多，社會就更安定。

政治運動是有很多需要反思的。我今天是隨口講，沒有按照稿子講。如果大家感興趣，可以看山東出版社出的一個雜志叫“社會學茶座”，1-5期連載我的《說“運動”》，那裏面講到比較系統。我就簡單說到這。謝謝大家。（愛思想網站 2010-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