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剛才講的聶甘弩也是湊數。

王學泰：對，當時聶甘弩不在北京，到南方去了。本來沒他的事，也是因為湊數，後來他的老伴被劃成右派了，他老伴是政協委員，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他也看過，僅因為這個，就被劃成右派了。

也有有幸的，比如方成先生。他當時寫了一個劇本，就是批判官僚主義的，而且他還演了。結果演這個戲的導演、演員幾乎都劃成右派了，按說他是作者，比演員要嚴重，他也應該劃成右派，但唯獨他沒有劃，為什麽呢？因為他們漫畫組組長是華君武，說咱們這數夠了，堅決不劃了。這就是說這事情隨意性非常大。

我有一年到淮陰師範學院講學，他們的校長講他們單位有一個右派，原來年年都是先進，有一個名額就給他，這回右派的名額也是一個，大家就說那也給他吧，結果一下戴了20年右派的帽子。還有替別人戴右派帽子的，山西大學著名書法家姚奠中先生，這個人很有風骨。他解放以來非常進步，是一個積極分子，沒有入黨，但在解放前就支持地下黨活動，當局認為他比較進步，就讓他組織學校的民主黨派鳴放。他去了，大家都發言了，他也說了好多話，按照黨委書記說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等，等到記錄匯報上去，認為都是右派言論，就問是誰說的，他說不是不戴帽子嗎，我沒記誰說的。結果你不說，就給你戴上右派帽子。他等於替別人當了右派。所以說中國離奇的事情那是很多的。

雖然按照比例來的，但各個單位處理的形式是不太一樣的。北京大學講師、教授以上，被劃成右派的基本上很少很少，有個別的一兩個。但北大學生被劃成右派的非常多，著名的右派學生特別多，譚天榮、張元勳、劉琦第等。可是北師大跟北大恰恰相反，北師大幾乎把著名的教授一網打盡。我1957年以前在師大附中上學，同學裏的父親在北師大工作的很多，像教務長董洧川先生，著名的教育學家，黃耀綿、付仲孫（著名數學家）、李長之、鐘敬文、啟功等。幾乎一網打盡。所以北大多少還給知識分子留下一脈元氣。

後來林彪集團倒台後，揭發出一個文件叫“五七一工程紀要”。說毛澤東搞運動那麽多，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後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片。後來批判林彪的時候就說這是荒唐之極，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後天一小撮，加起來還是一小撮。我就說這可能是高等數學算法，無窮小加無窮小加無窮小還是等於無窮小，趨近於零。初等數學1+2+3就是等於6。可是我們作為人就是按照初等數學的算法。

運動最後都有一個特點，就是運動時候接觸的人非常多，可最後被戴上帽子、被抓起來的非常少，少之又少。所以這一點就跟蘇聯不太一樣，毛主席說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確實是這樣。拿文化大革命舉例來說，一系列運動中揪出來的人很多，我們學校的老師幾乎百分之五十都給揪出來了。但最後落實政策，確定為敵人的就一個，最後這一個也不了了之了。為什麽會這樣？我的體會是每個運動鬧到最後特別少，是因為還有下次運動呢，這次不弄你，不等於下次就沒事了。所以每次都說這次很徹底，但沒過多久，那個運動就又來了。

因為最後是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被折騰了數個月，乃至數年，連吃喝拉撒睡都被嚴格控制起來的人們，突然回到人民隊伍了。他在精神上必然受到極大的震撼，有感激涕零的、有喜極而泣的、有茫然不知所措的、有經受不了這刺激而發病的。有的歷史問題比較嚴重，最後也人民內部了，他太激動了。我就碰到過一個，本來他因為跟民社黨在一起，解放後被定為反動政黨，1957年還被劃成右派，關了兩年，最後都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了，他特高興，非要上去講講話，表示對人民對黨的感激。可他又特別緊張，說千萬別講錯了。講到最後，他想喊共產黨萬歲，但是太緊張了，喊成國民黨萬歲了。結果又給定了。（笑聲）

所以人不能太緊張了，任何事情都以平常心處置。如果大家夥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馮驥才寫的文革的清隊小說叫《啊》，是寫中科院歷史所的清隊，帶有悲喜劇的色彩，一個人本來沒事，結果給折騰了好幾年，把他的哥哥嫂子得罪了，把要和他結婚的女朋友得罪了，就因為他的哥哥劃成右派了，他沒有。他給哥哥寫了一封信，想統一口徑。他特別馬虎，把信丟了，就怕被革命群眾看見。後來開大會，他主動交代了，就被抓進去兩年多，等放回來到家想洗把臉，發現信在臉盆底下擱著呢。本來沒事，但是被造勢，被那種恐怖氣氛嚇得主動交代了。結果把他哥哥也升級了，他的嫂子本來很關愛他，也給得罪了。所以這個《啊》把那種運動的氣氛、把知識分子的那種處境、那種卑微描寫的十分深刻。當被整的人回到人民隊伍，那種卑微的笑容，讓人心酸啊。人能被整成軟體動物，腰再也挺不起來了。所以我們經歷的這六七十次的運動，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摧殘，遠遠勝過對物質上的摧殘。我們的工廠蓋得少了、房子蓋得少了，還能再蓋，但人的精神要恢覆就非常難。比如現在大家老說誠信問題，究竟什麽是誠信，為什麽不誠信？老認為是商品經濟造成的，是改革開放造成的，我就認為不可理解。我小的時候買東西，從來沒有拿過現金，別以為我是百萬富翁，我的父親就是個小業主，每年生活基本上夠。比如讓我去二三百米遠的一個雜貨鋪買條煙，我就去拿一條，他在賬本上記上，我不懷疑他會記上兩條，他也不懷疑我在“三節”不給他錢。就是五月節、八月節和春節。那時候生意都是這樣的。我記得1954年上師大附中的時候，離家比較遠，我父親就在旁邊的小飯鋪立個折子，每天中午到那吃飯，給記上賬，月底算錢。這叫賒賬，都是這樣的。那時候也是商品經濟啊，當然中國的商品經濟帶有農業的色彩。費孝通先生舉了一個例子，在歐洲經常有流傳這樣的神話，從中國給他運來一船瓷器，還附帶一封信，說您爺爺跟我爺爺訂過這些東西，但因為各種原因很長時間沒能交貨，現在交貨還表示歉意。這說明我們的商人曾經非常守信用。我們的學問跟西方的學問有點不同，西方是研究本體，中國的學問註重關系，人和物的關系、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所以中國儒家十三經沒有真字，道家講真人，真是神仙的意思。儒家不是沒有真假的觀念，他研究的是人和人的關系，提倡的是誠。我們有時候翻譯這個“誠”字也可以翻成“真”。

那麽為什麽沒有誠信了呢？當初你讓大家幫助黨整風，什麽都能說等等，說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最後全做了。你作為為政者，儒家講，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你風往哪邊吹，我們老百姓就往哪邊倒啊。你沒有誠信，怎麽能要求民眾誠信呢。老百姓就看實際的，最後發現，你讓他說話就是一種計策、是一種技巧、就是一種謀略。為什麽我們這些年謀略之風這麽盛啊。毛主席在廬山會議說“三要三不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是非常好的，可是人家光明正大的時候，你把人家整得死去活來的。他怎麽能不搞陰謀詭計呢。在運動中，你用當初作戰的謀略方法，甚至有些是作戰中都不能用的，何況是在和平時期。1962年初，還在毛強調階級鬥爭以前，陸定一在中宣部有個講話，說封建社會最偉大的政治家就是賈誼，最好的一句話，就是《過秦論》最後一句，仁義不失，攻守之勢異也，就是批評秦國不能用統一天下的方法來治理天下。說他偉大，是因為他懂得治理天下和打天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可我們解放以來，治理天下用的還是打天下的方法。不僅在搞運動的時候這樣，搞建設也是這樣。群眾運動、人海戰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