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文化視角的傳統社會

主流文化之外的通俗文化

今天講的是底層文化問題，就遊民文化的問題。我們審視傳統文化和另外一個視角，我們經常講傳統文化，講到傳統文化，大家夥馬上想到儒家、佛家、道家，影響2、30年，最近全面繼承傳統的人，又把儒家也擡到特別高的地位。

實際上這些文化應該說都是奠基文化，奠基文化在過去師資率很低的情況下，只活躍在士大夫階層。實際我們還忽略了一個最民間有廣泛影響的文化，這就是通俗文化。通俗文化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通俗小說、通俗戲曲、曲藝等這一系列的東西，就和現在的電視劇對於它的影響遠遠比廟堂文告影響大一樣。我參加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我經常講，講歷史非常好，但是一定要給老百姓一個真實的歷史。過去我們傳統劇包括京劇、昆曲很多劇不是真實的歷史，有的文人士大夫想象的歷史，更多是底層江湖藝人想象的歷史，這個歷史離真實性非常遠。

我們的戲不太像生活，特別是城市化的戲，京劇舉手投足和生活離得非常遠，誰那樣做事誰那樣說話，而且節奏非常緩慢，但是我們的生活又很像戲，因為中國古代，自從宋代以後，中國社會運動往往在戲曲指導下，不僅僅是民間的，像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是最為明顯的，那些大師兄都要化妝成為黃天霸，化妝成孫悟空、豬八戒，張鳴讀博士的時候寫過義和團戲劇化的走向，中國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了天地會的支持，天地會恰恰是戲劇化組織也好，組織方式也好，活動方式也好，戲劇化程度非常高的秘密幫會。中國的社會運動受到通俗文化影響非常大，不管什麼新的觀念，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1927年到1936年期間，我們在江西搞了蘇維埃共和國。宗法農民不懂蘇維埃是怎麼回事？但是老百姓說，蘇維埃怎麼回事，我們這兒最初來造反的是蘇兆征，蘇兆征死了，太子繼位叫蘇維埃，老百姓通過通俗文化來說的。

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很多人，中央發現這個問題之後，派政治局這些人去下面調查，鄧小平同志被派到陜北，陜北的老農見到他握著手流著淚說，朝裏是不是出了奸臣，怎麼搞成這個樣子？老百姓就這樣理解中國，當時革命勝利已經15、6年了，但是老百姓還是這樣理解的，2006年我到陜西電視台做一個節目，當地有一個迪馬，這個作者也是寫得很多，他講到一個事情，他是陜北村裏頭出來，現在陜北村裏頭還認為在北京坐朝廷的是華主席，這些詞匯這些觀念，我們現在的一些當官的，縣太爺自稱是人民的父母官，通俗文學這個東西，父母官這個詞詩經裏就有了，真正流行開來是宋代，把縣一級的官叫父母官是明清兩代，埠內級是老公族。老百姓，理解現實事務的時候，通俗文化對他的影響。通俗文學在我們影響是很大的。

通俗文化是什麼時候興起的？唐代以及宋代以前不能說沒有通俗文化，但是通俗文化在當代以前，在人民當中占得地位不高，因為當時，當時的城市不是很發達，從現在的記載來看，像以前的通俗文化，宋代以前的通俗文化很大程度上借著宗教的言說在民間流行，像伍子胥變文，真正通俗文化的興起應該說是，特別是發展是始於宋代。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這首歌應該是大家夥經常見到的，蔡伯傑是漢朝人，戲曲中中了狀元，把原來的妻子拋棄了，又娶了一個，跟陳世美差不多，沒有這樣的故事，在民間的藝人在做場，眼睛失明的藝人正做場，說唱藝人正在演出，又不是他本人，身後是否誰管得，是從哪兒來的，從盲翁來的，教給廣大民眾的故事，不是真實的歷史故事，而是經過底層藝人改編的故事。應該說在宋代的時候，民間通俗文藝演出就已經非常豐富了，已經非常廣泛了。

陸遊還有另外一首歌，看到山家演小戲，早年從軍在四川，在四川看戲的情景，不僅在陸遊的老家紹興一代有民間演出，年輕的時候從軍在蜀中的時候，曾經也看過這一類的演出，就可以看出來，當時通俗文藝演出不僅盛行於文化經濟特別發達的江浙一帶，也盛行在巴蜀一帶。當時通俗演出已經非常盛行了。

但是這種民間演出節目是很覆雜的，應該說有的一些民間的曲藝節目，戲曲節目、通俗節目反映中下宗法農民的想法。比如我們現在經常說的，中國的四大傳說中的兩個傳說，一是牛郎織女的故事，顯然就反映男耕女織的生活。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這個故事反映了暴政對於底層民眾對於宗法農民和對於民眾的壓迫文化。民眾反抗暴政的問題，實際上反映的生活和體現的思想意識應該說都是宗法農民小農的，但是也有很多的文化藝術作品就不一定是反映中下宗法農民的想法。這段話是清代一個重要的史學家錢大新，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黃宗羲的學生，在清朝康熙民間修明代史的時候就參加了修史活動，著作有《22史劄記》。自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了一教，叫小說。小說演繹之書未嘗自己為教也，他們並沒有說要教化誰，但是因為這些小說太吸引人了，所以士大夫、農工商賈都非常熟悉他，以至於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也借文如見之，不僅僅有文化的人，士大夫他們喜歡，而且不不識字的兒童婦女也喜歡看這些作品，所以說他們的影響比如是道三教更大。為什麼大呢？佛家道家勸人向善，佛教和道教都是勸導人走行善的道路，小說專導人以惡，中國對這兩個問題特別關註，一是奸道，中國想醜化人批判人就和57年反右似的，政治怎麼反動，老百姓接受起來比較困難，所以那會兒一打成右派必然要加上非奸即盜，才足以使它搞臭。中國罪行中對這兩條特別重視，這些事儒教、佛教、道教的書籍不肯公開說，而小說呢，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我們現在子弟受的教育已經非常多了，而又有這些通俗小說誘導他，他哪兒能不近於禽獸呢？我們普通人因為這些小說平常流行太多了，大家夥見得太多，習而不查，所以說，現在人老說，犯罪這麼多，案子這麼多，他們恰恰沒看到正是因為小說專導人以惡而造成的，我們老說案子特別多，敢造反和盜竊特別多，小說的影響也不是一天兩天了，這些小說以殺人為好看，以漁色為風流的想法已經滲透在那些青年子弟的心中，所以他們什麼犯法的事都敢做，所以說使得風俗變壞了。風俗篇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俯視民眾的問題，說得不是一點道理沒有，說明當時通俗流行作品流行非常廣泛，所說的年間是康熙初年，康熙十幾年二十年說的話，當時的通俗流行作品影響非常大，影響不僅是讀書人，不僅是那些有正當職業的人，而且影響了尚在閨中的婦女，還影響沒成年的孩子，所以說才讓儒釋道三教之外還有這麼一教。

小說教宣揚一種和儒釋道三家不同的價值觀，由於接受者眾，形成有別於主流文化的傳統，其特征是專導人以惡。這些小說宣揚一種特殊的價值觀，所以說，錢大新又指出來，小說教這種地位幾乎要擠占了儒釋道主流思想地位，給一個朋友寫得信中說，六經三史之文，因為這三種史書都屬於個人的著作，個人的著作所以說就不同官場修得書，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是個人著作以外，後面二十史都是官修書，官修書的局限很多。所以說，傳統上被承認的，被文人所認可的是前四史。正統的主流文化幾乎要被非主流的小說文化擠占了，為什麼？因為吸引比六經三史之書更吸引人，一些子弟還在讀，因為他們要考試，參加科舉，不讀這些書不行，就跟我們高考似的，必須得讀那幾本書，讀研究生必須讀這些範圍的書一樣，真正的喜好不在這兒。說明了錢大新這段話就說明了小說當時的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