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臺灣社會的灰色寓言

以同情的觀點捕捉都會裏的浮世風景，浸淫著曾被埋沒有悸動和痛楚

以豐盛天憫人的基調展現著一部最完整的臺灣史

侯孝賢是當今臺彎影壇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影片一慣與臺灣的歷史與傳統文化密不可分,著力為臺灣人的生活.歷史及心境塑像。《悲情城市》被看做是他最為成功的一部絕作和最為成熟的一部臺灣史。

《悲情城市》被看做是他最為成功的一部絕作和最為成熟的一部臺灣史。

《悲情城市》以顧名思義的字面意義解釋，重在表達一種氛圍和情緒。在這座城市裏，各色各樣的人在演繹著屬於自己的那一角色，這一切像極我們所必然依附的人文環境社會、歷史和時代，人物牢牢地嵌在越來越壓抑的空間裏做戲，艱難又堅韌，說不出來的可悲和可敬。

《悲情城市》一共出現了6種語言：臺語、粵語、國語、語、上海話、客家話。這些五花八門的語言，各種腔調混雜著、交織著、沖突著、輝映著，勾勒出那個年代小島特有的一種人文風貌。看上去荒誕不經，可一閃眼，便顯出了悲劇性和嚴肅。

《悲情城市》的創作靈感最早是來自一首名為《港都夜雨》的歌曲裏的薩克斯風節奏，“當時心中很有感觸，想把臺灣歌艷情、浪漫，帶點士流氓和本味，又充滿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來。”

《悲情城市》是伐大樹倒，令你看到斷面，卻又不是讓你數年輪以明其大，只是使你觸摸這斷面的質感，以悟其根系綿延，風霜雨雪，皆有影響，不免傷殘，又皆渡得過，滋生新鮮。

(《悲情城市》)是以“自然法則”出入，是以知識分子展現為現象，舞述“自然法則底下人們的活動”。由此反觀回去，孝賢的電影美學其實一向如此……

——蓍名作家阿城

《悲情城市》借著臺灣“二·二八事件”前後，將一個地方大家族的興衰事跡揮灑成一部時代轉換與個人命運緊緊相扣的臺灣史詩。全片在多線敘事、眾多人物關系的網脈中，不帶乖張暴戾地訴說著歷史。

——《中國青年報》

我真的敬佩侯孝賢的影片自《悲情城市》起凸顯的歷史厚重，因為他使人看一遍就是一胸襟的味道。侯孝賢書寫著自己的影像片的臺灣史，而我們則是看過之後便有了一種更關乎自己的悲情。

——影評人Cinekino

看完《悲情城市》，哭是哭不出的……悲情城市，城市悲情，一幅幅萬馬齊暗的畫面歷歷在目。那是“忍看朋輩成新鬼……月光如水照緇衣”的悲惻，那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那是“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雨打萍”的悲憂……

——網友鮮衣怒馬

1945年，臺灣。和為戰敗國的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自此結束了“據時期”。在臺灣基隆有一戶姓林的人家，林家的據時期經營著一間名為“小上海”的酒樓，現在又重新開了張。

林家有兄弟4人，老父親林阿祿年事已高，由老大林文雄當家，他因妻子只生了一個女兒，於是又娶了一個太太，終於生了一個兒子，為此合家歡樂；老二文森本來開診所，戰爭期間被征到上海給本人征到菲律賓當醫生，至今生死未蔔；老三文良曾被征到上海給本人當翻譯，戰敗後以漢奸罪遭通緝，現在在小鎮上經營一家照相館，與進步人士兼摯友吳寬榮同往，並和他剛來不久的妹妹寬美成為了好朋友。

病愈出院的文良遇見了舊相識“上海佬”，走上黑道，卷入“盜印鈔”、“私販毒品”等活動。文雄得知後出面制止，文良於是同黑道分道揚鑣。不料上海佬因為文良的退出而惱羞成怒，勾結政府，於是官匪一家，用檢肅漢奸罪犯條例陷林家兄弟二人。結果文良被捕，在獄中飽受折磨，出獄後變成了白癡般的廢人。

一次，文雄在賭場裏道人相遇，雙方發生了爭執，文雄的手下阿嘉為了保護他而被砍，文雄在替史弟報仇時被黑道人物開槍打死。至此，能撐起這個家的只剩下又聾又啞的老四文清一人。

臺灣當局宣布查緝私煙，引發了“二·二八”事件，吳寬容為營救被捕誌士夜忙碌。不久，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施“緩兵之計，逮捕大量進步人士；蔣介石調動軍隊實行戒嚴，濫殺無辜。寬美護送哥哥回到四腳亭老家避難，文清也身陷囹圄，在監獄中，他經歷了同獄友的生離死別，對人生有了深一層的體層。

文清被釋放出獄後，開始從事革命活動。寬榮在山裏成立了抗政府組織，並將妹妹寬美托付給了文清。兩個人舉行了婚禮，不久，寬美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阿謙，兩個人以為子就會這樣過去。

當阿謙稍大一點的時候，由於叛徒的告密，山裏的基地被剿，寬容等人被打死。他的同誌給文清來個信，並囑咐他們盡快快逃走。危急時刻。寬美決定與文清共生死，他們終於沒走。3天後，文清也被捕了。家裏只剩下寬美和咿呀學語的阿謙，悲劇還在繼續……

政治神話·歷史記述·聲音意象

從侯孝賢一連串的作品中，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努力記錄臺灣某個階段、某個狀況下的生活層面，這種記述的企圖到了《悲情城市》則更加明確。1945年到1949年的臺灣歷史對臺灣的未來有決定性的影響。侯考賢這次溯源時間長河，直追臺灣40年來政治神話結構之癥結。《悲情城市》意在述說臺灣自本政治/文化統治下，如何全面轉為中國國民黨史的天下，而這個結構又和臺灣歷史上一直頻換統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滿清)的復雜傳承隱急呼應。

換句話說，“二·二八事件”只是本片的背景，真正的議題應該是臺灣“身份認同”這個問題。一個頻換統治者的地區，本來就會在政治、文化、社會，甚至民族層布，產生若幹認同的危機及矛盾。

《悲情城市》自始至終即盯緊統治者黑心換替代的過程，以蒼涼的筆調和多重敘述的觀點，追索國民黨的全面得勝——新的政治掛鉤勢力興起，舊的村落勢力消退，知識分子對祖

國(中國)的憧憬和浪漫理想，也逐褪色為破碎的理念和絕望、壓抑的夢魘。在結構上，侯孝賢對這種殖民轉化的過程采取了多重敘事策略，劇情、對白、音樂、視覺、象征上，處處闡釋國民黨之替代本的過程，並且暗含反諷及宿命腔調。打電影一開始，“光明”、“祖國”、“再生”，便借著臺灣光復、婦人生產、停電復電做多重象征交錯，構織成一片新生命的樂觀、理想、歡慶的氣息。天皇的投降廣播，光明來時生下的孩子，擁抱祖國的店名“小上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林家後來受到上海人最大的迫害)，新找到的工作，對未來的憧憬(寬美在山上的旁白：“想到後能夠每天看到這麼美的景色，心裏有一種幸福的感覺。”)……凡此種種，都賦予了臺灣的再生(重回祖國)一片美麗光明的慶賀和期待。而這種光明、浪漫的節慶氣氛，不久就被紛至沓來的死亡和傷痛農一破壞，及至片尾墮入悲情的昏暗空間，小上海酒家內的空鏡頭，昏黑幽暗的室內尖，濃艷五彩的鑲嵌玻璃。一種壓抑、狹窄、不開展的感覺，對此了電影開首的光亮、自由與浪漫。

一個家庭在統治者替換的過程中，犧牲了兩個兄弟的生命(文雄被上海人槍殺，文森生死未蔔)、一個兄弟的良知(文良被國民黨打成白癡)。剩下來的老弱婦孺，將忍氣吞聲的茍活下去。在如此的結構體制下，《悲情城市》甚少顯出片面主觀的單向思想，復雜的意義經常回蕩在大陸/臺灣/本的意象中。舉例來說，雖然家中二哥文森被本人征兵戰死於南洋，雖然國籍及政治的變化使本臺灣成為對立，但是就人與人的關系而言，影片仍是超國籍及政治的。

在對歷史的敘述中，影片的態度一直是寬容的，因為即使在歡慶臺灣人脫離本人的統治的同時，侯孝賢仍未犧牲本，在這裏，對人復雜面的了解取代了對單面的譴貴。

歷史門廊中喑啞的安魂曲

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如果不是他最好的作品，那最低限度也該是他最為復雜的一部作品。其企圖心之龐大而內蘊，其歷史視野寬宏而細致，在臺灣數十年的電影史中，似無出其右。

《悲情城市》的復雜性是多面的，首先當為其史詩式的素材，一整連段連綿的歷史創痕在電影章節式的敘事架構中娓娓道來。侯孝賢的處理客觀中滲透著同情，審慎的態度從不掩蓋其清晰的觀點，他在《童年往事》中悔罪的個人主題，如今已揮灑成一份時代黑心換時對犧牲者無奈的安魂曲調，其喑啞的弦歌中，那份不可換回的沮喪和錐心刺骨的悔意。換言之，《悲情城市》不啻為侯孝賢創作系列中一個極關鍵性的突破。過去自傳式、童稚或慘烈少年的深邃悲愁與懷鄉情韻，已經飛越了內向的世界，明顯地外化為更復雜的歷史與個人命運的沈思，過去隱約的時代感已經鮮明地躍動在每一寸膠卷之上。尤為難得的是，侯孝賢貫乇全片蘊藉的細致筆觸，沒有半點控訴的乖張狂暴，卻在脈脈間教人神魂震蕩。

事實上，《悲情城市》的復雜性與其說展現在其史詩素材上，更不如說是全片在場面度、多線敘事方式、眾多人物關系的網絡之中尋求到一種形式的配合。以往侯孝賢電影中重視空間的整體感在這部作品裏，竟演變得相當復雜，門廊、窗欞仿佛是歷史的框子，不斷框限分劃著劇中的每一段人性悲劇，而多場室內戲的前、中、後景，經常出現了侯氏過往作品中少見的昨雜變化。一個地方大家族的衰徽事跡，當豪情壯誌的歌聲仍在空中飄蕩，卻不經意在流光轉換間，無聲地雕零成歷史的隱痛。知識分子也好，幫派老大也好，在片中都各自閃露著尊嚴與生命力，這是侯孝賢影片一貫的人性化的體現，只不過在《悲情城市》裏，卻流露喜新厭舊更為強大的動力和戲劇性。在侯孝賢作品系列中那種談化低壓的處理，似乎已抑壓不住那時代的悲情，有著更多人性化的表現時刻此起彼落地，烙印於那位無法言語的敘事者的歷史見證裏。

無疑，《悲情城市》或許很容易讓人想起《教父》，同樣是幫派家族的興衰故事，同樣結合著龐大的歷史主題，不一樣的是侯孝賢更多著墨於那種逝者如斯的悲劇情感。在面對歷史問題的虔敬與關懷裏，《悲情城市》已把片中的史詩格調推向更成熟、更讓人低徊的新風格。因而，侯孝賢無疑已成就了一份史家筆觸，在客觀與寫實的時刻裏，最是關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