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悟空在耳朵里插一根小棒,這根小棒卻可以變化到任何長度,不但如此,他還有一種本領,在腿上拔下毫毛,可以變成許許多多猴子助他攻打敵人,而他自身能變化,變成各色各樣的動物器具,他會變成鷺鷥,變成麻雀,變成魚,或變成一座廟宇,眼眶做了窗,口做了門,舌頭做了泥菩薩;妖魔一不留神,跨進這座廟宇的門檻,準給他把嘴巴一闔,吞下肚去。孫悟空跟妖魔的戰斗,尤為神妙,大家互相追逐,都會駕霧騰空,入地無阻,入水不溺。這樣的打仗,怎麽會不令小弟弟聽來津津有味,就是長大了的青年,只要他還沒有到漠視米老鼠的程度,總是很感興趣的。

愛談神怪的習氣,不只限於神怪說部,它間入各式各樣的小說,甚至像第一流作品《野叟曝言》亦不免受此習氣之累,因而減色。《野叟曝言》為俠義兼倫理說教的小說。愛談神怪的習氣又使中國偵探故事小說如《包公案》為之減色,致使其不能發展為完備的偵探小說,比美歐美傑作。它的原因蓋緣於缺乏科學的論理觀念和中國人生命的輕賤。因為一個中國人死了,普通的結論就只是他死了也就罷了。包公可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偵探家,本人又為裁判官,他的解決一切隱秘暗殺案件乃常賴夢境中的指示而不用福爾摩斯那樣論理分析的頭腦。中國小說結構鬆懈,頗似勞倫斯(D.H.Lawrence)的作品,而其冗長頗似俄羅斯小說中之托爾斯泰(Tolstoy)和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ivsky)的作品。中國小說之和俄羅斯小說的相像是很明顯的。大家都具備極端寫實主義的技術,大家耽溺於詳盡,大家都單純的自足於講述故事,而缺歐美小說的主觀的特性。也有精細的心理描寫,但終為作者心理學知識所限。故事還是硬生生的照原來的故事講。邪惡社會的逼真描寫,《金瓶梅》絲毫不讓於“The Brothers Karamazoy”。愛情小說一類的作品,其結構通常是最佳的,社會小說雖過去六十年中盛行一時,其結構往往遊移而散漫,形成一連串短篇奇聞逸事的雜錦。正式的短篇小說則直到最近二十年以前,未有完美之作品出世。現代新作家正竭力想寫出一些跟他們所讀過的西洋文學一樣的作品,不論是翻釋的還是創作的。

大體上中國小說之進展速度很可以反映出中國人民生活的進展速度,他的形像是龐大而駁雜的,可是其進展從來是不取敏捷的態度的。小說的產生,既明言是為了消磨時間,當盡有空閑時間可供消磨,而讀者亦無需乎急急去趕火車,真不必急急乎巴望結束。中國小說宜於緩讀,還得好好耐著性兒。路旁既有閑花草,誰管行人閑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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