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曾從詞源學上意味深長地揭示出，「想像」含有「機伶」、「創造發明」之意，(28)這一詞源表明，想像按本性就是一種凸顯主觀色彩的活動。這符合美學史和文學史事實。在康德那裏，盡管想像力在美的判斷中與知性發生衝突，在崇高判斷中與理性發生衝突，但知性與理性在由淺入深的不同程度上，都深化著人的優越力量。這不是海德格爾願意看到的。海德格爾認為，康德的先驗哲學奠基於人的主觀先天性，先驗證明本身從「我之內」出發，但承擔著這一證明任務的時間卻在「我之內」被經驗到，因而時間仍提供了現成的基地，使證明得以跳到「我之外」去，(29)主體由此描述的，便是一種總已現成化了的事物的同一性與持存性。稍後興起的浪漫主義運動對人的主觀力量的張揚，受到康德想像力學說的很大影響，卻仍因根子上的身(身體)心(心靈)二元論色彩而引起海德格爾的不滿和棄置。從對想像的上述不同態度，更能看清維柯和海德格爾賦予「詩性」的不同意義。

事實上，海氏在其著作中未曾提及維柯及其觀點。這本身也是兩者無法簡單等同的一種證明。對一般人而言，他是否在自己著作中提及前人觀點，是他的選擇自由。但對海德格爾這樣裏程碑式的哲學家而言，他卻必將因學理的內在連續性而提及那些構成了他繼續思考的前人觀點，這不是簡單的選擇自由的問題，而是學理傳統上的客觀性要求。他不斷提及巴門尼德、亞里士多德、笛卡兒和康德，是因為沒有這些前人的問題的提出，就不會有他自己的觀點的形成。他未提及維柯，則是因為他的「詩性」觀和維柯的「詩性」觀無直接承接衝突。這難道不值得我們留意嗎？

五、兩者的轉化：從雅各布遜出發

維柯是圍繞語言討論「詩性」的，海德格爾也立足於語言學轉向這一思想背景展開有關「詩性」的闡釋，這提醒我們，對文學「詩性」的語義學考察最終仍需要落實於文學語言。本文願意提出一條可行途徑，那就是從二十世紀俄國形式主義代表雅各布遜對「詩性」一詞的使用實踐出發，觀察維柯「詩性」觀的合理內核及海德格爾「詩性」觀作出的轉化性補充。

雅各布遜提出了語言交流六要素，其中傾向於信息本身的是「詩性功能」(Poetic Function)，它「純以話語為目的，為話語本身而集中注意力於話語」，是語言的核心、決定性部分，它深化著符號與對象的對立，基本運作規則是「把對應原則從選擇軸心反射到組合軸心」(30)。這很容易使人想到維柯的「詩性」觀。不僅因為兩者在西文構詞上一致，更因為在雅各布遜上述坐標中，縱軸的選詞作用得益於隱喻效應的生發，而那是維柯認為通過想像達成的結果，橫軸的成句作用相應地形成換喻原則，又不失為維柯「想像的類概念」中偏重「類概念」的邏輯性一面，它確實遵循著情感邏輯要求。在這層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英國學者霍克斯何以提出「詩性的智慧就是結構主義的智慧」(31)，並在論述雅各布遜之前先論述維柯。

但是，雅各布遜「詩性」觀依托著結構主義這一大背景，在視野和方法上，它均可超越。實際上，將雅各布遜和維柯從學理上聯系起來，倒恰好證實了維柯「詩性」觀的認識論色彩。反過來看，這種科學主義的、認識論色彩的「詩性」觀並未完整涵蓋文學詩性的內涵，因為「詩性」還有著非科學主義的、本體論色彩的一面，那是被海德格爾開啟出來的更高更深的一面。所以，對今天試圖繼續探究「詩性」意義的我們而言，雅各布遜不是終點，只是起點。我們可以吸收海德格爾「詩性」觀蘊含的本體論(存在論)視野和方法，來積極補充、深化雅各布遜認識論意義上的雙軸互動原則，在縱橫軸上都超越語言的工具性用法，開掘語言的本源性用法，重視文學語言的上升的、呼喚得到看護的一面。由於文學語言是作家操作實踐的根本對象，這便提出了文學語言與想像力的衝突問題：如何既保持主動的想像力、又不讓這種想像力失控、而是以看護理性的積極姿態引導這種想像與世界融為一體、激發出真正的「詩性」。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論問題，也是維柯和海德格爾的「詩性」觀獲得深刻轉化、融合的良性途徑。

(29)[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235頁，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30)[俄]雅各布遜：《語言學與詩學》，見[俄]波利亞科夫編：《結構—符號學文藝學》，第181-182、199頁，佟景韓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

(31)[英]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第6頁，瞿鐵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作者簡介：劉陽 (1979-)，男，浙江省杭州市人，文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主要從事文藝理論與美學的研究，上海 200241 / 文藝理論2011 年 0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