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學教了幾十年的書，相比這兩位老師覺得慚愧。因為我不敢用花來講美。可是如果將善與美還原到出發點，我相信是一朵花的綻放。祝福宇宙和天地之間永遠有花的綻放，而花兒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在完成自己。因為我常常講美、講花，別人就問：蔣勛，老實說你喜歡玫瑰還是百合？我就很為難。因為喜歡玫瑰就對不起百合，喜歡百合就對不起玫瑰。它們是用自己的方法在完成自己，為什麽我一定要去排名次呢？人們常常把人世間很多目的性、功利性的邏輯用在自然當中，永遠要排名次。

玫瑰的顏色漂亮嬌嫩，它在完成自己的某一種美。花兒綻放都有很清楚的動機，例如油桐花是為了要傳粉，因為傳粉才能結果。所以花開放的目的是什麽？我們說“招蜂引蝶”。這四個字用在人的身上可能不太好聽，比如說女孩子招蜂引蝶。可是花真的是為了招蜂引蝶。在開放的三四天裏，如果蝴蝶、蜜蜂沒有把它的花粉傳播出去，它等於白活了。它的生命必須在這短短幾天當中完成。大部分有顏色的花裏，黃色跟紅色最多。因為黃色的明度最高，紅色的彩度最高。蜜蜂跟蝴蝶是復眼，如果色彩不強烈，它們不容易看到。而競爭力越強、生命力越強的花，越容易讓昆蟲看到。有一首歌叫《情人的黃襯衫》，因為在談戀愛的時候，人們常常很喜歡穿明黃色，希望被人看到。很少會唱《情人的黑襯衫》。花其實是在體現這個真理，用明亮的色彩跟蜜蜂和蝴蝶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趕快幫我把生命完成。而花在授粉了之後很容易就枯萎、雕謝。

我們現在用到“謝”字，“雕謝”的“謝”，和“謝謝”的“謝”是同一個字。聯想起來，我覺得生命完成之後其實是可以充滿謝意的。如果我跟一個人說謝謝，那是很善意的，謝謝是一個很根本的善意。花謝了也是一個善意，因為它覺得已經完成了自我的生命。過去覺得花雕零了是悲哀的，雕零是死亡。可是詩人卻說：“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掉落的花變成泥土，滋養著下一個生命。這講的又是善意。每一朵掉落的花都是一次善意。整個宇宙都在告訴我們這一點。

如果我說喜歡玫瑰，因為它有色彩，可是我馬上就覺得對不起百合。百合是白色的。黃色、紅色的花可以用顏色吸引昆蟲授粉，白色的花呢？梔子花、含笑花、玉蘭花，好多的花是白色的，它們不是靠色彩，而是靠香味、靠嗅覺告訴昆蟲：我在這裏，趕快替我傳播花粉。生命在用不同的方法完成自己。有時候嗅覺傳播的範圍比視覺還要遠。

在美的世界裏，每一個生命完成自己的方式都不一樣，所以我們不應該厚此薄彼。我跟很多父母說，如果有兩個孩子，你不要做比較，否則孩子壓力很大。我哥哥是運動型的，他青少年時候就練健身，有兩副胸肌、六塊腹肌，走出去人家都覺得他好帥。我媽媽就說：你看你哥哥那個身體……而我身體比較弱，我就覺得我最好還是做我自己，因為無論怎麽練也練不到他那個樣子。善與美如果結合在一起，其實是在鼓勵每一個生命用他自己的方式完成自己。這也是莊子講的“天地有大美”最高的祝福。

在今天的時代，孩子們從小讀書就一直在被比較，不斷地列名次，不斷地用分數去排隊，永遠解脫不了。現在一切東西都是排名次，我年輕的時候好像還沒有這麽嚴重，所以我好同情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沒有辦法解脫掉，沒有辦法證明自己完成自我的方法不是靠排名次，所以會像韓寒用那種顛覆的方式去完成。其實每個人都想做自己。把自己納入到排比當中，可能是削足適履，反而毀壞了生命的健康。

我們從很多大自然的現象當中談善、談美，應該可以看到善與美一直是哲學裏非常重要的議題。它不僅僅體現在社會裏、在種子的世界裏、在花的世界裏、在任何生物的世界裏，都體現著善與美最高的生命原則。如何把它找回來，我想是善意裏面最重要的東西。

談到像阮籍這樣的善與不善的問題，因為要對抗一個時代巨大的偽善的力量，阮籍甚至要用吐血數升這種方法，我覺得這不是最好的方法，也不敢鼓勵。可是我完全懂阮籍為什麽這麽悲壯。因為社會裏的偽善讓他覺得難過和心痛，對母親的孝怎麽會形式化到這種程度？甚至花錢去找別人來替你哭。這個時候他覺得文化其實墮落了，墮落到一種不自覺的偽善，所以才要用生命裏最本質的行為去對抗。

魏晉時代的這些人物，只是提醒我們，從青少年時代一個單純的生命成長為大人，我們跟世俗妥協了多少。我常常問自己妥協了多少？我覺得世俗希望你那樣做，那就做給他們看吧。可是每一次做的時候，其實都放棄了人性最本質的一些東西。因為它在磨損，會變成表演，也會變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不知不覺地認為只要有形式就好，真正本質的東西好像反而不重要了。

在道德和美的議題上，其實都有為難之處，就是你如何能在社會的大趨勢中堅持自己的生命？我很喜歡《紅樓夢》，因為它用文學的方法不斷提出人的善意性的問題，而這個善意性是在很具體的行為環境裏。讀的過程不是得到一個答案，而是有一個思維的過程，去判斷這件事情對還是不對。我跟很多朋友提到《紅樓夢》裏的人物，每個人物都有自己不同的完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