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思想、意識、歷史承擔等等，幾乎可以看作新詩的“本質特征”（新詩以此表現了它存在的必要性），90年代也不例外。相對於80年代，變化在於它們被分解、轉化了，被置於或者是“個人化”（“歷史個人化”），或者是技藝的“權力機制”（臧棣語）的約束之中。也就是說，在認識語言的有限性和詩歌的“無用”之後，來重新探索思想、歷史承擔如何得到可能。

但偉大的藝術不是刀槍

它出於善，趨向於純粹

千萬間廣廈遮住了地平線

是你建造了它們，以便懷念那些

流浪途中的婦女和男人

而拯救是徒勞，你比我們更清楚

所謂未來，不過是往昔

所謂希望，不過是命運

——西川《杜甫》

詩，幹著活兒，如手藝，其結果

是一件件靜物對稱於人之境，

或許可用？但其分寸不會超過

兩端影子戀愛的括弧。……

——張棗《跟茨維塔耶娃對話（十四行組詩）》

因而，詩人所造的“潛水艇”雖然仍堅持“緊急”下潛，卻明白它的“無用”，這種發生於90年代的無解的悖論，讓造出的艦艇黯然神傷：

從前我寫過，現在還這樣寫：

都如此不適宜了

你還在造你的潛水艇

它是戰爭的紀念碑

它是戰爭的墳墓它將長眠海底

但它又是離我們越來越遠的

適宜幽閉的心境

——翟永明《潛水艇的悲傷》

1999年出版的《語言：形式的命名》一書中，收入德國學者蘇珊娜•格絲的《一棵樹是什麽？》的文章。它討論張棗《今年的雲雀》（1992）和策蘭的《一片葉，沒有樹》（1968）、布萊希特的《致後來人》（1938）之間的互文性，它們的應答關係，以此討論詩歌中的對話、尋找傾聽者、知音等問題，並涉及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語境的詩人的語言觀。格絲認為，“在對布萊希特和策蘭的詩歌文本比較中，解讀者一般確認策蘭的語言觀更激進，兩者的詩學觀大相徑庭。布氏據其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觀不懷疑語言的交流功能，認為非政治性的話語即是對惡行的沈默也就是同謀犯罪，而策蘭的對話意識不僅僅是關涉‘樹’而是認為一切對話，一切包含以往話語的對話都應含有歉疚。可見策蘭質疑話語即質疑言說本身。……‘無樹’像征著‘對藝術而言，一個可觸感的物件已徹底缺在’，以及‘意義空白’。”而張棗的《今年的雲雀》對布萊希特的應答，格絲認為是通過采取同情策蘭的詩學立場而折射出來的，

與其說他不同意布氏的“言說＋行動”這一詩學宣言的內涵，倒不如說他不同意其代表一代人發出共同聲音的方式，因為一代具備一個集體意志的後來人今天已不存在，也因為它作為過去的歷史與政治現實只能勾起痛苦的回憶。今天的個人只得面視他自己發現的現實，而傳統肯定也是這現實中的一種。……

“個人只得面視他自己發現的現實”，大概就是90年代中國詩歌界提出的“歷史個人化”的命題了。確實，“具備集體意志的後來人”已經不存在，但是，要是個人從“一代人”，從“集體意志”中離散，分裂為沒有關聯的“原子式”個人，那麽，言說、詩歌等等也就跌落破碎，詩人筆下就只有“空白練習曲”：

但最末一根手指獨立於手

但葉子找不到樹

但乾涸的不是田野中的樂器

總之它們不運載信息

這是一支空白練習曲……

——張棗《空白練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