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後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幹了什麽，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幹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幹什麼和我該怎樣幹。

我該幹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幹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麽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像。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後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沈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台上，盡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於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湧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